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by 江岩声

本文题目来自一首歌曲,我的同龄人都很熟悉的《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最近重听,想起一些往事。

一、薛梅

是我高中同学,文艺班的班长。想起她,是因为她唱过《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高一整整一年,从未见她上台演出。高二下学期,一开学,她忽然孔雀开屏,独唱,领唱。当时走红的歌曲,她全能唱。而最拿手的,就是《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奋斗,朝着一个方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
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台湾同胞,必将和我们欢聚一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让那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

薛梅的缺点是音量小。这要搁在现在,毫无问题,把高灵敏度的麦克风紧贴着嘴唇就是了。这样连气声都给放大了,听起来更磁性。可那时我们经常到农村演出。上个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连电都没有,哪有麦克风?打谷场上倒是经常刮着风。虽然薛梅唱得非常卖力,脸都憋红了,但几步之外,听起来,就像蚊子哼似的。我们乐队给她伴奏,前奏和过门儿刚一拉完,就得赶紧把琴声减至最小,小到都听不见自己乐器的声音,乐队此时几乎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二、波士顿,MIT

1986年,我到美国波士顿,曾受到一个台湾学生的帮助。那次我是自费去开学术会议。老婆和我同往。我们计划会后在美国乘灰狗旅游40天。当时,我们全部存款只有两千美元,都从银行里取了出来,带在身上,旅行中一切开支自然要精打细算。那时,我的地址本里有一个住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的电话和工作地址:胡,MIT机械系。我不认识那人。他的地址和电话是我在北京语言学院集训时胡的同学抄给我的,说我将来若到美国,可以去找他的胡姓同学。到了波士顿,我们打听到MIT机械系所在,就坐车去找他。几经打听,找到了机械系,找到了他的办公室。但他不在。接待我们的是两个台湾学生。他们把我们领到办公室,要我给胡打电话。通了。哈罗以后,胡说他有事不能来,“去找家旅馆就行啦,MIT附近就有”,胡在电话里说。这我当然知道。但我来找他,自然不是为了住旅馆。我心里盘算的是,我在波士顿要开一星期的会,一星期的旅馆要多少钱?

倒是那两位台湾学生非常热情友好。其中一位,大概姓陈——我真是该死,竟然忘了人家的姓名——主动要我们住到他的宿舍。他说他可以去和别的同学挤挤。人穷志短,我和老婆也就没客气,就在那位台湾学生的宿舍住了三天。那是MIT的宿舍,房间很大,有厨房,可以做饭,地板是木头的,窗户很大,屋里很亮,走廊很宽,条件非常好。

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常想,假如我处在那位台湾同学的位置上,会不会像他一样,主动让素不相识的一男一女住到我的房间里?坦白地说,不太容易。而我一向自认为,在待人接物上,我和一般大陆人相比,算是比较热情的。但和那位台湾学生相比,我自叹弗如。所以,我对台湾同胞一直抱有好感。

三、小说不登大雅之堂

以我的年纪和阅历,我当然明白,并非所有的台湾同胞都像那个学生那样热情慷慨。但是,只要遇上一个,就足够我思念一辈子,琢磨一辈子。所以,那以后,每次遇到台湾人,我心中就会生出些亲近感,就想与之攀谈,与之交往。

2003年,我失业,曾到巴西找工作,未果,就在南大河州绕着该州的边界转了一圈,终点是滨海的大河市。我在下榻的一家旅馆里遇到三个台湾商人,他们也住那家旅馆。就坐在门厅里聊了一气。他们都是做轮船方面的生意的。我不懂生意,他们也不懂力学或者数学,专业上自然没什么好聊的。为了避免冷场,我就专拣熟悉的话题聊。自然,就聊到了小说。三位台湾同胞中最年长的那个和我年纪相仿,黑瘦,眼眶深凹,目光如炬。他知道一些武侠小说,例如《射雕英雄传》,也知道白先勇,但最喜欢李敖。他总结道,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我心生不服,就举了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例子。那人一脸疑惑,看着我,问,那他不是凭小说吧?

我不喜和人争论,就转移了话题,没再和他谈论小说。又谈了片刻,就散了。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四、李先生和林先生

我记得这两人的姓,但想不起他们的名。有过他们的名片,也不知放哪儿去了。他们做沙发生意。曾多次到比利时来。那时我老婆还在当学生,给他们当过翻译。我因而认识了他们,打过几次交道。一次,清晨5点要送他们到布鲁塞尔机场上飞机。我带着睡袋,于前晚10点到布鲁塞尔一位朋友家欲投宿。未果。就在李林二人住的旅馆外的停车场上过了一夜。我没告诉他们。面子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在一个住了20年的小国,竟然连一个可以投宿的朋友都没有,是很没面子的。

1994年1月,我到台湾出差,介绍和推销我所服务的公司的流体力学计算软件。我给李先生打电话,他就带着全家来旅馆看我。我的公事办完了,他非让我转到台北市中心希尔顿五星级旅馆住。他说,那家旅馆的大堂经理是他拜把兄弟。我住进的那天,大堂经理特意来看我。他戴一副金丝眼镜,着西装领带,手捧一束鲜花。

李先生拜把兄弟共五人。林先生是其中老大。五人里,林先生学历最高,台大中文系毕业,但经济情况最差。他开一家皮包公司,隔三差五地搞些进出口生意,上下班须挤公交车。那次,他带我去他的公司。在公交车上,林先生聊起了时局。他说,共产党来了,我第一个跑。

李先生从小进厂做沙发,后来盘下了老板的沙发工厂,又扩大厂房,雇了几十个工人,搞得很有气派。还在台北市郊公路旁买下一家很大的店面,售家具,也包括自己厂生产的沙发。

我走的那天早上,李先生开着宝马车来送我去桃园机场。他交给我一个小塑料袋,说,一点儿茶叶,尝尝台湾的新茶。我说,不好意思。几番推搡,收下了。

离开台湾后,我经香港转回大陆探望父母。到家后,打开李先生的茶叶袋,想沏杯台湾的新茶,这时才赫然发现:茶叶下面,竟是两块金光闪闪的手表!
2012-05-24 14: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