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

by 黄裳

  找回长久失去的旧书,是一种快事。深夜独坐,一灯荧然,一本本地翻看,读几段题跋,浏览一下内容,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夜深。这次找回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善本”,还有许多是残卷。有的当年自己买来时就已是残书了,有的则是这一次被拖散的。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件快事,因为它确实为我带来许多愉快或惆怅的回忆。好像每本书都向我争相诉说着一个长长的故事。

  当年它是睡在什么地方的书架或地摊上,怎样偶然为我选中,带回家来,加上印记,读了一下以后就被塞在什么角落里。一直到十年前的某一天,忽然出发参加了一次集体旅行,……现在居然又回来了。这个故事是不完整的,中间有很长一段空白。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我记起并感到兴趣的是三四十年以前的旧交情。真是衣不如新,书不如故,旧书实在是很有情分的。

  此刻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徐俟斋先生年谱》,上虞罗振玉辑。仿宋铅印,白纸线装一册。虽然罗遗老是学者,他所印的许多书目前价钱都涨得使人不敢相信了,但这小册子却并不。学者的著作也应该是有点分量的,但这年谱似乎也并不。总之是疏略得很。旧时代的学者在做名人年谱时好像十九都有这种缺点,他们不肯或不能更广泛地搜集有关资料,特别是与谱主同时或稍后的人的文集,于是就只能弄成这个样子。《嘉业堂丛书》中印过的几种年谱,如查慎行、厉鹗等谱就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是在努力仿效着前人所撰韩柳年谱的风格吧,力求简古,但这是不能使读者满意的。至于罗振玉为什么要为徐枋做年谱,他在序文里说得明白:呜呼!时至今日,廉耻之道,扫地尽矣。安得如先生者为之师表,俾顽廉而懦立。故予特撰此谱,以风示当世。世之览者,其亦怦然动其秉彝之好,而奋其观感之心否耶!

  罗振玉在这里毫不隐蔽他的政治倾向与写作意图。他是“为遗老而遗老”派,借明之遗老徐枋为清之遗老打气,矛头是直指着代清而起的民国的。这其实并非一本“纯学术”的著作。

  我的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封面有郑孝胥的墨书题记三行:

  《徐俟斋先生年谱》。己未四月十几日,罗叔蕴嫁女于王国维之子。

  余过其居长乐里,叔蕴赠此册。

  这就使此书变得更有趣些,好像是遗老在聚会,或学者大联欢。除了王国维,另外两位确是以行动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但这与徐枋不相干。他们哪里肯学徐俟斋乙酉以后的二十年不入城市,又二十年不出户庭呢?这就提醒我们,对有些人的好听言语必须留心,先加分析,再看行动,不可天真地贸然相信,这是很要紧的。

  这本有点来历的书,我是从上海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得来的。

  抗战的前一年,我家从北方移居上海,在徐家汇租了房子。这里已靠近“租界”边缘,出门走过一条马路就是交通大学,它就坐落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右首。街这边是租界,对面就是越界筑路。大店铺都集中在租界一边,对过只有一排小房子,开着一些小店。这中间有一家废纸店,只有一间门面,后面就是灶间。白天也总是亮着黯淡的电灯,四面墙上钉着木板叠成的书架,当中放一张长案,报纸、杂志、中文西文书本就胡乱地堆在这上面。老板是个四十多岁农民模样的汉子,剃着光头,常年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短上衣,腰间系着一根带子。胖胖的圆脸,满口南汇话。他是天主教徒,但好像并没有什么宗教气。那一排小房子是教堂的产业,好像他是为了取得租赁权才入教的。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另外的助手,他的妻子也是农民,另外有一个烧饭洗衣的小姑娘,好像是认来的干女儿。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杆秤,随时收购上门来出卖的旧报旧书,用不到看书名,只要认得秤码就行了。他唯一的爱好是喝两杯,因此脸常常是红红的,嘴里也总喷着酒气,每逢这时,他的脸上就要漾出快乐的笑。主顾不论大小,一律热情接待。

  我是每天至少光临一次,每次用掉不超过点心零用钱的起码主顾,但很快就和他相熟,变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因为地段好,店里书架上多的是旧法文书和日文书,可惜我都不能读,只能买些原版英文小说,自然也买新文艺书和杂志。线装书并不多,有的也只是残本。在这里我得到过几本汲古阁刻的《剑南诗稿》残册,是我买明版书的开始。但现在仍在手边的只剩下一本汪兆镛的《忆江南馆词》,薄薄的一本广东刻本了。

  小店的开始起了变化是在“八·一三”以后,土山湾变成了难民逃入租界的要道,人们携带着行李、箱笼、家私从安南巡捕架起的铁丝网架里拥进来,人们随身带不了的另外一切东西就自有另一些人代为装运并处置,这中间就包括了大量的书报……,有很大一部分都就近卖在小店里。不很久,那一间的门面就已顶天立地,几乎连门板都关不上了。

  这时我还是时时跳过铁丝网到小店里来看书,不过发现连插足也困难了,但老板脸上的笑容依旧,也许还更高兴些。这次我忽然发生了收集杂志的兴趣,《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文学》、《太白》、《中流》、《作家》、《译文》……很容易就能找到全份或全年。我记得只花了两三个月就配齐了一整套《小说月报》,从茅盾接手改版起直至停刊,真是非常得意。有时还有意外的收获。一天,“逸经社”把全部货底都秤掉了,这中间不但有大量刊物存书,还有特印的稿纸、编辑部的文件、信札和作家的原稿。

  在这一大堆乱纸中我翻得了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是用钢笔龙飞凤舞地写在大张的绿格稿纸上的。真是如获至宝,捧了回来。可惜的是这手稿后来失落了,不然,印在《郁达夫文集》卷前,怕要比目前的那些插图精彩到不知多少倍。

  也许是老板听了我的宣传,也开始收集起杂志来。他的魄力比我大,终于集得一套完整的《东方杂志》和另一套《国闻周报》,又在小店后面的居民家里租了一间小屋存放。据说当时管理着天主教藏书楼的神父曾来看过,承认比楼里藏的一部还要完整。

  老板的业务日益发展,另外又在拉都路(今襄阳路)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仓库,把他认为珍贵的好书搬过去臧起来。这时他已开始经营木版线装书了,但那详情我不大清楚。有一些人家叫他去秤书,因为他是只会用秤的。

  有一次他告诉我,到一家人家去秤书,书都堆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家里的女人高高站在二楼,倚着阑干,用手绢掩着鼻孔看他一捆捆地秤。他取出两部来给我看,是嘉靖小字本《吕氏家塾读诗纪》和另一本什么明抄,都是褚德彝的藏书。

  他还说过,郑孝胥有一个妾就住在徐家汇附近,也叫他去买过书。不过“海藏楼”并不是藏书家,好像没有什么珍贵的书籍,只能有《徐俟斋年谱》这一类货色。

  老板忽然风雅起来,请刻字摊刻了一只木图章,上面是四字白文“不读书人”。也并不在每一部书上都钤用。他是坦率的,也表示了对祖国典籍的美好的素朴感情。他知道这些书是珍贵的,但又不能知道那真实的价值,后来听说是跑到三马路去请教了。一位精明的北方书贾成了他的好友,用使他感到意外的价钱把他秤来的书陆续买去,一转手获得了使他听了膛目不知所云的价钱。从此,他就把挑剩下的书深藏密锁起来,不再示人,而对三马路的旧书店也从此深恶痛绝,不再接待,并常常对我发泄他的怒气。表示将来年纪大了,要在南汇乡下造两间房,把剩下的书藏在里面,即使不识字,就是每天摩挲一下也好。

  不久我就离开了上海。几年后抗战胜利,回来的第二天,就抽空到徐家汇去访问。小店又恢复了最初的老样子,书报更加稀稀落落。老板还穿着他那件短袄,只不过两鬓斑白了。他的养女结了婚搬了出去,只剩下老夫妻两人过活。生意也清淡,只靠秤报纸敷衍局面,不过他的酒并未戒掉,也许比过去喝得还更多些。老太婆警告他当心高血压,早晚会中风的,他听了只是笑笑。租来的两间仓库早已退掉,他把希望寄托在那一套《东方杂志》上面,但那时可没有谁要买这种破烂货。

  我早搬了家,事情也忙,去访问他的机会更少了,不过旧报纸积得多时,还是请他来秤得去。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要我去一趟。见面后他从阁楼上床铺下面取出一册包得很仔细的旧书,郑重地交给我,这就是那次从褚礼堂家秤来的书中剩下的最后一本,北京客人打了多年主意他都没有出手,觉得应该让给我这个 “藏书家”。他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会成为一个藏书家的。”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同时也确实为他的友情所感动了。问他价钱,不肯说,摇摇头,只是笑,最后是用一本书的版税(那是很菲薄的)

  外加几百斤旧报纸、杂志结清了书账。我觉得这是我用最低廉的代价买得的一本最好的书,因为这里面还浸满着浓重的友情。

  这是一本明嘉靖刻的元代女诗人张玉娘的《兰雪集》。未见著录。过去只有明末孟称舜附刻在他的传奇后面的一种算是最早的旧本。我又买到过一本鲍以文手校的知不足斋抄本,鲍校只是意改,并未真见旧本,取此本对看,就可发现鲍氏的一些失误。

  这以后又是久久地没有相见。

  十年动乱中从奉贤干校回沪,要在徐家汇转车,每次我总是多走些路经过那家小店门口。那是冬天,只见一位老太太,穿着黑色的棉袄,戴着黑绒线结的暖帽,袖着手坐在收拾得非常干净的柜台前面,静静地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店里收拾得很干净,一本破书也没有了,玻璃橱里只放着几件小孩子的花纸耍货,上面挂着几件小东西,全是没有人过问的货色。

  老太太竟还认识我,一眼就看出了我是谁,还像当年那样热情地问这问那。问她老板呢?她十分平静地回答说,前两年死掉了,是中风死的。她平静地告诉我这个消息,嘴角还挂着微笑。

  后来我又曾几次走过那间小店,老太太依旧用那种姿势平安地坐在那里,不过我没有再去招呼。后来又一次,没有看见老太太,柜台前换了两个女青年在招呼生意。这以后,我就不再走过,即使走过,也不再向小店张望了。
2011-10-25 14: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