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和《大泽乡》

by 林斤澜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夏丐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四位前辈语文专家,合编了一部《开明国文讲义》,选了古今各种文体的好文章,并有“文话”“文法”两个项目做不同角度的分析。

  各种文体中,也有小说一体,选读的小说是《孔乙己》和《大泽乡》。

  “文话”中有一篇“小说”,用最简要的语言,给读者最基本的小说知识。

  还以《孔乙己》、《大泽乡》为例,做了比较,接触到“两种方法”。这要深入下去,有一本大书好写。但这部讲义是给中学生或自学“国文科”的青年用的,只好刚一接触,就适可而止了。

  这篇“文话”约三千字,用三千字解说“小说”,并有定义、原理、分析、实例……真不容易,前辈却仿佛随手写下,精密也有了,活泼也有了,真是举重若轻。

  小说的读者中,喜欢情节离奇曲折的恐怕不少。离奇曲折到庸俗地步,也很卖得。但理论研究文学,若叫人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爬九盘十八弯。

  有人喜欢吗?有总会有的,不是也有“嗜痂”的吗?

  举重若轻要有功力,举一百斤,需两百斤力量。我读到“两种方法”一段,不过两百字,不禁叹息。我想顺着这两百字写感想,只怕是自不量力。

  “文话”就是话文,对《孔乙己》和《大泽乡》的作者没有道及,连名字也从略。我想想,也随着吧。

  先把这两百字抄录如下:

  小说大概可分为两种。其一用归纳的方法,就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然后,或者就把现实的事情、人物记录下来,使人家看了,也看出作者所看出的那点意义,或者另造事情、人物,作为材料,使那点意义格外明显。《孔乙己》就是此种。又其一用演绎的方法,就是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见到的那点意义。《大泽乡》就是此种。

  《孔乙己》和《大泽乡》都是现代文学中的名篇,常被各种教科书选用。

  两位作者都是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各种文学史上都有专章论述,自不消说。

  《大泽乡》写的是古代著名的一次农民起义。两个军官带着九百士兵去戍守渔阳,遇着大雨,道路不通,困在大泽乡地方。照军法,迟到是要处死刑的。士兵里有两个屯长叫做陈胜、吴广,商量道:逃走是死,迟到也是死,若造反失败,也不过是一个死。就杀了两个军官,起兵造反,不久,四方响应,秦朝灭亡。

  小说里,把两个军官直写做“富农阶段”,九百士兵则是“闾左贫民”“贫农”“贱奴”。两个富农军官对朝廷虽有些“非议”,但“死这有力的符咒在他们灵魂里发动了另一种的力量;他们祖若父血液中的阶级性突然发酵了……”商量着“先斩两屯长”,“九百人一齐坑”,无奈力量孤单,不敢动手。“他们这阶级的将要没落的黑影,顽固地罩在他们脸上。”

  “闾左贫民”“贫农”们呢,“一切他们的期望是挣断身上的镣索。他们很古怪地确信着挣断这镣索的日子已经到了。”但造反是要拼命的,“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乐,这些现做了戍卒的‘闾左贫民’便觉得只有为了土地的缘故才值得冒险拼命。”陈胜、吴广领头杀了富农军官以后,“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从乡村到乡村,从郡县到郡县,秦皇帝的全统治区域都感受到这大泽乡的地下火爆发的剧震。”

  《史记》陈涉世家中,对这次著名的起义,有过详细叙述。小说中的事情、人物,一如《史记》。新鲜又突出的是,加上了阶级观点、阶级分析、阶级心理…… 也就是“文话”中说的“社会的某种意义”,“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以后借用史实,或者创造事情、人物,把“意义”“演绎”出来。

  《孔乙己》是大家更加熟识的篇章。“文话”中说:“读书而无所成,颓唐到偷人家的东西,却又说‘君子固穷’;对于自己的知书识字,不乏矜夸的意思;在被打折了腿之后,仍旧耽着一碗酒的享乐,同时给自己辩解说,‘跌断,跌,跌……’,这些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作者感到了这人生味,引起了用文字来把它捕捉住的感兴,于是写下这篇《孔乙己》。”

  这两位作者不但是现代文学的开拓者,还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驱战士,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年头,曾长期并肩作战。他们又都尽心尽力办刊物,搞出版,培养青年,各个方面都是我们后来人的榜样。《孔乙己》作者不幸早逝。

  《大泽乡》作者长寿,建国以后还领导文艺三十年有余,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重大贡献。

  但,两位的小说路子,确有不同。两位的同处光彩夺目,同是启明星,不分参和商。他们的不同处,好比说小说的方法,不过是艺术范围里的一个专题,无关大体,“小可”而已。因此也不大被后来人注意。

  我是个写小说的,学写几十年。上,还上不到星空里去。下呢,又没有下工夫做学问,倒要来议论日月星辰,难免叫人笑掉门牙。不过在坎坷的写作道路上,跌跌撞撞了四个年代,总有些感想,也就是研究家们叫做直观的东西,和盘托出作为“自由”一例也不妨吧。

  《大泽乡》依据阶级分析,“文话”中说:“他从《大泽乡》这个故事里悟出了阶级不同的军官和‘闾左贫民’在秋雨的征途中所起的心理变化,引起了用文字来把它捉住的感兴,于是写下了这篇《大泽乡》。”

  用短篇小说写这么个大题材,文字必须十分简约,和阶级心理关系不大的,只好从略。因此见阶段,不见个人。见斗争,不见“人生味”。

  结尾的声势十分红火:“风是凯歌,雨是进击的战鼓,弥漫了大泽乡的秋潦是义举的檄文;从乡村到乡村,郡县到郡县;他们九百人将尽了历史的使命,将燃起一切茅屋中郁积已久的忿火!”不遗余力的表明“意义”,鼓舞读者。

  作者另有里程碑般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子夜》。骨格端正,血肉丰富,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为主,又包罗了工人农民,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全貌。娓娓道来,井井有序。

  近年拍成电影,不得不舍弃一些细节,简缩一些场面,骨架清晰显露。

  只见处处正确无误,人物行动、故事线索,无不明扣或暗合社会科学的研究,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

  “文话”中说:“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看来是不错的。“文话”把这条路子叫做“演绎的方法”。

  这方法适合“国情”。文学艺术的诸多作用中,我们着重教育作用,都把这个意思写到“定义”里去了。文艺批评中,曾有“政治第一”的主张,后来“第一” 成了“惟一”。创作号召中有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因此有题材决定论,又有过反题材决定论,后来又有反反题材决定论,到现在也还搞不清爽。作家们致力写“史诗式”作品,史诗的意思是按照某一个运动(如合作化运动)的进程,一程一程赶下来,小说的发展就是工作的进展,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定论,或先有定论后有翻覆,作家就非常尴尬了。现在有人反对这样的写作,说做“图解政策”,“政治的转述”。图解和转述,和演绎两字字义相近。就含义来说,还得是“主题先行”。多少年来,这句话虽有过起落,但实质上占正面的主要的位置。这几年才有人干脆反对说,创作过程中,没有所谓“主题”这回事。当然更有人反对这样的反对。也有两可的说法:重要不在出发点,看出发以后走什么道路。这和“文话”上的意思不大一样了。

  “演绎的方法”最要紧的是“作者先有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这种意义。这些年来说的“主题先行”,也就是这个“方法”吧。这个路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我们创作的正统道路。

  这个正统,都是《大泽乡》作者的缘故吗?我丝毫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演绎的方法”适合“国情”,不觉沿着这条道路走了许多年,到现在,也还不失“正统”。

  不过“意义”有些不同。过去从“工作总结”“运动指示”中得到“意义”,现在这样的作品也还在刊物上占相当“正统”的地位。同时又有些有号召力的作品,比“大胆”,比“爆炸”,比“擦边球”,比“哲理”,有说“现在写小说,就是拼观点”。这些多多少少也还在“先有一种意义”“主题先行”上转圈子。

  《孔乙己》的作者走另外一条道路,“文话”上叫做“归纳的方法”。

  这个“方法”最不同的地方是两句话,一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

  另一是“这些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

  孔乙己是农村里读书无成,不会做工,不能种田的可怜人。财主家里叫他来抄抄书,又坐不住,会把文具拿去换酒喝了。有回叫财主老爷抓住,先写“服辩”——后来我们叫做“认罪书”,写了再吊起来打,直到打折腿骨,只好在地上爬着走,不久,爬死了。

  这一个重要情节,若用“演绎”法,能够完全正确地“寄托”阶级压迫的“意义”。这种压迫,是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但作者只用酒店里酒客传闻,一百五六十字交代过去,惜墨如金。

  倒在吃茴香豆、教写茴香豆、分茴香豆、保护茴香豆……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来不会有别的理由,只是作者看出“这些里边蕴藏着深浓的人生味”。

  《孔乙己》的作者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驱、旗手,他运用杂文如投枪如匕首,每出一篇,都又尖锐又深沉,别人不能比拟。这是有口皆碑的事,不必赘述。

  他的小说“主题”,大体都是反封建。他和封建流毒,是誓不两立的。

  但,他小说里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悲剧。小说里的人物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子君,还有几个知识分子,都是稍一反抗,就叫封建吞吃了。或是死掉,或是疯癫,或是颓唐不堪,总没有好结局。这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照“文话”里说的“归纳的方法”,只能这样写。当然坚持这个写法,是很不容易的。

  作者也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代表作:《阿Q 正传》。阿Q 是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但发表当时,不少富有的教授学者对号入座,以为是骂他们。发现到现在超过半个世纪了,还经常听说“这个人是阿Q”,这个小说人物是 “阿Q的子孙”。还有说自己若没有点“阿Q 精神”,那年头是活不下来的……这些人都不一定是雇农、贫农。“阿Q”的“精神胜利法”,震动了不同阶层的心灵。“阿Q”自己是一个雇农,那是小说里点明了的。但他的“政治面目”呢?是落后的“群众”吗?这样说的较多。但也有人说是革命的农民,倒是真革过命,那时候的革命就是那个样子。这个问题最好不作为 “是非题”,用“+”号和“-”号来解决。“精神胜利法”“里边蕴蓄着深浓的人生味”,这“人生味”渗透着历史、民族、“国民性”。

  前些年也有些作家摸索着这条路子,终不成气候,总是不合“正统”的缘故。事情到了“正统”的地步,就会去“统”那“不正之统”。

  无论叫谁来编排现代文学的座次,首座都会是“孔乙己”的作者。后边的几位容有次序不同,这第一位是铁定的。他是先哲,是本世纪的大思想家。

  几十年来,不断引用他的名言警句,那又尖锐又深沉的光芒,仿佛是为今天刚写出来的。那就怪了,怎么他的小说“方法”,抵不过“演绎”,修不成正果,岂非胡言乱语!其实冷静想来,小说究竟是小事,比这大得多的怪事也还不少呢。

  编写《开明国文讲义》的时候,还没有正不正统之分,各人拿着自己喜欢的熟悉的工具,干起来再说。“文话”介绍了这两个不同的方法,精而得当。不过介绍完了,竟无一字褒贬,也“客观”得紧。

  其实不少作家,外国中国都有,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到这一行手艺里,实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过角度不同,措词不一,意思是相近的。歌德说过这么几句话:

  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由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程序才特别适宜于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住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者到事后才意识到。

  歌德的褒贬就很明显了。不过这位大诗人也有对手——席勒,也是位大诗人,他是“把人物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的。

  看来出发点不一定都决定了后来的路子。从“意义”“主题”“一般”出发,不一定都不妥。只是这个出发点容易走上“演绎”“图解”“例证”,那才离开了生活感受,丢掉“人生味”,失去“特殊”……不要这些就不行吗?恐怕不行,因为这些有关“诗的本质”。
2011-11-04 14: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