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英语

by 菊子

A.

英语很简单嘛,奶奶叫我的时候,我等到第三声,然后漫不经心地回答:“呃。”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英语,教我们的是刘老师。刘老师也来了美国,现在也在波士顿。

刘老师那时候刚毕业,教我们三年级的数学和英语。

B.

女生绝对不敢笑,男生也只有胆大的那几个敢笑,而且要等到下课以后,而且要等到周围没有老师、没有爱告状的女生的时候才敢笑。女生听见了也要装没听见。那时候还以为这是方言,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词是冠冕堂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骂官话,几十年中西合璧,中体西用,zhuangbility, niubility, shability, 要是连这些词都不认识,就白在网上混了。

女生也有笑的机会,就是F。现在想来,“爱夫”其实也很危险的,但那时太小,还没有想到那么远,读F的时候,小女生腼腆地歪着头,撮着嘴唇缓缓地F一声,平日里铿锵干巴利落脆地噼噼啪啪说方言,这一声F,也能凭空添一些妩媚。

学的字母多了,慢慢地笑点升高。P自然是男生的最爱,学到W时,大家脸皮都厚了,男生女生合在一起笑成一团。其实大家从来也没有搞清自己的理解究竟是什么,反正一说W,我想的就是“打你那光溜溜的屁股”。

Z学完了,刘老师教的显然是英式英语,是zed. 英国也叫zed, 后来我到美国,给人打电话,报zed, 接线员竟然听不懂,说字母表里没这个字母。我说就是那最后一个,她还纳闷半天,说那字母念zi, 不念zed.

刘老师大牛眼,下面几十个小萝卜头闹得狠了,他大牛眼一瞪,大家居然就安静下来。现在再见到他,温和儒雅得很,那大牛眼里尽是温柔慈祥,实在想不通当时怎么会怕他,可见我小时候的顽劣,也不像大人说的那么严重。

高中时上了重点班,重点班里五个女生,五个女生都没有教英语的胡老师好看。胡老师的爷爷是大资本家,市中心的某个大纪念堂,从前便是她们家的宅第。我会考试,班里一个男生数理化好,我的数理化也好,有了语文和英语保险,我基本上能够保证领先,只不过重理轻文的环境下,人家还总忘不了提一下“她就是语文和英语好”。胡老师脾气绵软,重点班里的男生虽然不像小学男生那样调皮,偶尔也会有惹她生气的时候,她生气时也不发脾气,就是在那里一言不发,漂亮的脸涨得通红。

胡老师教了些什么我都不怎么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她有个女儿,女儿本来应该生得跟妈妈一样漂亮吧,就算是她的一半,也应当是中人以上,可惜脸上满是疤痕,据说是小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炉子上的水壶,开水淋在了她的脸上。

一意孤行进了文科班,没想到阴沟里翻船,碰上的英语老师竟然是个政工干部,一定要给我栽个干部头衔,说是有利于高考。他教的什么英语我更是一点儿不记得,碰上中学同学,大家只记得我怎么和他作对。有一次上课无聊,在桌子边上画小人,先画美女,美女画得难看了,就往她脸上添小胡子,添完了再加上一句话:“这是T老师的父亲。”

这种坏事算不得太坏,坏就坏在写完了忘了擦掉。老师看到了,居然不知道怎么发脾气,只是说了一句:“你要是对我有意见就跟我说,我的老父亲又没有得罪你”。嗨。

英语是高考最后一门,容易得很,其他五门课都要至少两个小时才做完,做完了还要反反复复地检查,就是英语简单,我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其他的同学也很快——英语成绩不好的同学完成得更快,大家都交卷以后,三天以来一直绷着脸的监考老师,也和我们一样轻松起来,居然放下架子和我们说笑。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惊奇:传奇般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那个严厉的监考老师居然也和正常人一样嘻笑谈天;英语考完,我就回去睡觉,就这样一边读着《射雕英雄传》,一边浑浑噩噩地睡了整整一个夏天,昏睡间醒来,恍惚间能够听见郭靖黄蓉唧唧哝哝,说的不知道是汉语还是蒙语,只是肯定不是英语。

大学里第一个英语老师是上海人,我的名字他总说不好,他上课又喜欢点我发言,每次点到我,总少不了有同学冲我挤眉弄眼。好在我脸皮厚,大约也是爱学英语,他的课我一直很爱上。课本比较简单,每一课生词不多,上了几次课,就成了不成文规定,生词我去查字典,查完了以后,几个同学把结果抄过去。

结果可想而知:真正认得这些单词的,只有我一个,因为一个一个把这些单词从字典里抠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不过我想的并不是学好英语,而是觉得语言本身其乐无穷。大部分同学用的是《新英汉词典》,只有我有一本梁实秋的《远东英汉大辞典》,生字查完了,还看别的词,琢磨别的意思,中文英文,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看得自得其乐,全然不知道,那些偷懒不查字典的同学,早已用省下的时间,偷偷摸摸、轰轰烈烈地谈起恋爱来了。

大约因为名字老被这个老师误读,留下了心理障碍,这么爱学的一门课,老师又偏爱我,老师的名字我却忘得精光,倒是记得他那瘦瘦的脸,棱角分明,下颚处略有些歪,又总是笑眯眯的,眼角是密密细细的笑纹。

上完这个老师的课以后我就开始窜个头,窜完以后,发现自己突然就比老师都高了。这个老师之后又有两个英语老师,一个女老师,大约是英语专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上课时很紧张;一个男老师,个子不高,但额前一缕长发,倒是蛮有派头。前面的老师按部就班地教语法、单词、造句,他要灵活得多,每天拎着一台录音机进来,叽里咕噜,给我们放一段美国之音。听了几回,条件反射,哪怕根本就没听懂里面说的是什么,也知道大约是苏联政治局、波兰团结工会、美国大选等等,机械地重复出来,老师居然说对了。期末考试,我只考了96,同屋死党考了97,结果老师说我平时多嘴爱发言,给我加成了98,结果同学气得目眦尽裂,几天不和我说话,去食堂买饭、打开水,都不爱跟我一起去。

一般课程以外,还有美国留学生开的口语课。第一次是一个哈佛的韩裔交换学生,英语是他的母语,人也长得眉清目秀,可惜人太害羞,又没有教学经验,不会选择话题,上来就给我们讲棒球规则,结果我们这帮棒球盲加英语盲听得大眼瞪小眼,勉强上了一两回课,就都不去了。

还有一位女老师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个子那个高,至少有一米八,第一次来上课时,穿着一条粉红色的牛仔裤,那个艳光照人,我也和男生一起迷得五迷三道。我是她的课代表,结果她让我给她去教材科拿下一次上课的教材,我费了半天劲明白她说的“教材科”就是教材科,结果还是忘了去拿,下次上课时她只好当场现编教材,令我坐立不安,惭愧至今。

到了清华以后,本来想跟着名师做学问,然而陆四以后气氛诡异,人心浮动,大家都一门心思想出国。有了念书时吭哧吭哧查字典的功底,TOFEL,GRE考起来驾轻就熟。那时候不兴版权,用的资料,都是从五道口外文书店买来的盗印复习资料。我不是名人,也不怕方舟子打假,反正当时人人考试用的都是这一套。考GRE那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镜头对着我拍了好久,我一直想去他们档案里查查他们究竟录了些什么,一直没查成。要是当了名人就好了,肯定有人去查,不用我亲自动手。

何兆武是民间人士,我和他一直是推心置腹的;但在“官方”面前,我还是个顺民。临出发前,我去向系主任告别。想到他的官方身份,于是我很郑重其事地说:我热爱我们学校,学成后还会回国,报效祖国,报效清华,不拉不拉。

系主任沉吟半晌,说出一句话,不祗振聋发聩:“你回来干嘛?在外面好好呆着,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回的。”

系主任的父亲从前是协和医院的院长,他自己英语也很好。系里有外事活动,专门有外事处派来的翻译,疙里疙瘩、笨嘴拙舌地翻译着,轮到系主任讲话,撇开翻译,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令来访的客人眉开眼笑。

我临走前他说的那一句话,拆掉了我面前竖着的冠冕堂皇的高墙,让我看到,原来在高墙后面,还是一位忠厚长者。

出得国来,往教室里一坐,四顾茫然,一问三不知。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不懂英语。不过这是后话了。
2013-12-16 21: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