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计较“价钱”,不如想想“价值” —— 访谈秦怡

by 刘璐 任春



17岁,她走上大银幕,创造一个个美好的形象,在人们心头生辉、留存;92岁,她一头华发,依然在写剧本、筹拍电影、出席公益活动。

秦怡的敬业令人感佩。而一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价值’啊”,更是朴素地道出她的价值观。

我总觉得现在的一些电影商业性、娱乐性比较重,真正打动人心的较少

■对一部电影来说,如果能多展现一些人性的高尚面、和谐面,就能不断向高处发展。

■如果摔都不摔一下,就滚下去了,这怎么行?

解放周末: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但很少有人知道您最近“改行”当了编剧,创作了电影剧本《青海湖畔》。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创作了这个剧本?

秦怡:这要说到二十多年前了。当时,青海有一位气象局长发表了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位外国专家的真人真事,很感人,我一直都想把它搬上银幕,但当时未能拍成。去年我一直想着这个故事,就把它写成了剧本。我从未写过剧本,也算是一种学习吧。

解放周末:您想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秦怡:这是一个在建造青藏铁路的大背景下,一些工程师和气象专家的故事。里面每个人物都有自己曲折的命运,但他们都非常善良,都以大局为重,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化解了各种困难和矛盾,完成了在高寒地区进行的科考工作。

解放周末:您是想用电影来感召“真”“善”“美”?

秦怡:对,有这样的想法。我平时看电影,总觉得现在的一些电影商业性、娱乐性比较重,真正打动人心的较少。有些电视剧里,主人公非常自私、狭隘,总是在吵架,吵得一塌糊涂,有时还拿钱来解决问题。这些内容太多了,观众多少会受点影响。对一部电影来说,如果能多展现一些人性的高尚面、和谐面,就能不断向高处发展。作为电影工作者,我们是有责任的。过去我们常说,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三者都要结合。电影既要有艺术性,又要从正面影响人,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思想水平。

解放周末:据说您在影片中还要亲自演出?

秦怡:对,我准备演一名女工程师。这个角色大约五十六七岁,和我的年龄差距太大,所以我这两天在家里就在琢磨,走路时的体态怎么样,穿什么服装合适……有一场戏是我去救人,不小心摔了,从雪山上滚下来,我得想想用什么样的姿势摔。

解放周末:您92岁高龄了,不用替身吗?

秦怡:就是用替身,也是用在大景里,小景里总得有这个“摔”的动作呀。如果摔都不摔一下,就滚下去了,这怎么行?这些细节我都要考虑到。动作怎么做,自己要先试好,到了现场,再跟导演和工作人员沟通。

不要埋怨这个那个,还是先问问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最好

■我问于洋:“你猜猜这部电影花了多长时间?八天半!”他听了惊讶得叫出声来。

■有的事情并不是绝对做不到,要看是不是下了真功夫。

解放周末:如果算上这位女工程师,您从17岁登台开始,演绎了近百个不同角色。哪个银幕形象是您最满意的?

秦怡:我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演电影了,单纯从拍摄上来讲,有几部戏是我觉得很满意的,比如《马兰花开》、《青春之歌》和《浪涛滚滚》。大跃进时期,我们拍过一部《红色的种子》,这部戏的摄影也非常好。

前年,我在北京碰到于洋同志。他说:“我刚看了你演的《红色的种子》,很不错啊!”我问他:“你猜猜这部电影花了多长时间?八天半!”他听了惊讶得叫出声来。

解放周末:八天半拍一部电影,这个速度恐怕现在都难以想象。

秦怡:确实是八天半拍完的:外景五天半,内景三天,每一场戏几乎都是掐秒表“五、四、三、二、一”地掐出来的。我三天三夜没出过摄影棚,把来回路上的时间都省了。那时候我是短发,剧情需要梳个长卷发。为了赶时间,三五个人一起帮我搞,差点把发簪扎我头上,真是争分夺秒。

解放周末:这么紧张的节奏,也能出好作品?

秦怡:当然不可能完美,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有许多时间思考的,时间太短,总会有些缺憾。

但我觉得那种劲头是有用的,整个团队的精神都被鼓舞起来了,非常团结。当时与我们合作的是江苏话剧团的同志,有些演员过去从未拍过电影,但他们真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不睡,竭尽全力地对待拍摄。有时导演在片场工作,我们在旁边一句话都不敢说。摄影师许琦的思路非常清晰,最后指出来的人物形象、故事节奏都不错,现在很多电影都未必有这么好。

解放周末:时间短、条件差,照样能够出精品。您的这个例子值得身处更好环境中的我们思考。

秦怡:是的,就看大家怎么努力了。有的事情并不是绝对做不到,要看是不是下了真功夫。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总是这样,毕竟大家的身体也要保护好。

中国电影发展了几十年,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过去拍片子真是困难极了。夏衍同志五十年代末就讲,我们的电影与国外高水平的电影,从艺术水平上来讲也就差个十几年;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差个五十年都不止。当时,录音就是用一根竹竿子绑着话筒,伸过来、拉过去的,也没法做复杂的特技。有一部戏叫《征途》,工作人员每天天不亮就要把又重又大的机器扛到山窝窝里去,拍完还要把它们抬回来。我演一位东北大娘,角色必须事先全研究好,因为到了现场根本没有时间琢磨自己的戏,也没有时间休息——都去给剧组帮忙了。拍电影《摩雅傣》时,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夜里三点钟就要起来化妆,后来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老三点”。

解放周末:但在条件艰苦的年代,中国电影还是涌现了一批至今让人难忘的好电影。

秦怡:一个戏好不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作为演员,可能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你能做的是拼了命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我也常常听到很多人在抱怨,把很多不成功、不如意的原因归结在外部环境或其他人身上。我觉得,不要埋怨这个那个,还是要先问问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最好。

本来自己的身体爱注意就注意,但你要想到自己是一个工作的人,那就不能随便了

■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个人要服从集体。

■如果我半途而走,那可不得了,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

解放周末:央视主持人董卿曾和我们讲过您的一个小故事:在录制一台晚会的时候,您一坐就是四个小时。她劝您喝口水,您婉拒了她的好意,怕总去上厕所影响节目录制,给大家添麻烦。这件事让她非常感慨。

秦怡:其实这很普通,也很自然。一台晚会,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那么多节目,有时候要根据具体情况调配。我一个人离开,就会影响别人。尤其是我患过肠癌,开过刀,落下了腹泻的毛病,容易给人家添麻烦。所以我想我就熬一熬吧,不要影响大局。

解放周末:您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总是装着工作。

秦怡:这种想法跟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有关。另外,我开始做演员时就已经知道,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个人要服从集体。这种想法一旦形成,就永不变。有的时候,像参加节目录制,只能用不吃不喝维持住,才能工作。

解放周末:这种做法非常伤身体,您扛得住吗?

秦怡:人老了,身体肯定没法和年轻人比。由于这个病,有段时间,一有活动要出门我就不敢吃东西,上午有事就不吃早餐,下午的活动就不吃午饭,晚上的就不吃晚饭。有时候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结果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腹泻也总是好不了。现在我就采取各种方法试验,看看怎么个吃法能少一点麻烦。最后发现,还是该吃的时候就吃,可以吃多少就吃多少。总之,还是要正常地生活,常常怕是不行的,任何事情都要分析,都要去研究、琢磨。

说句实话,我今年92岁了,本来自己的生活可以随自己的便,自己的身体爱注意就注意,不注意也没有人会管你。但你要想到自己是一个工作的人,那就不能随便了。要工作,就还得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保护好自己的身体,那是不行的。

解放周末:对您来说,保证健康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秦怡:是啊。我现在的社会工作多得很,每天都很忙,我也一直在考虑要怎么完成手头的这些工作。主要还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如果我半途而走,那可不得了,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好在最近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身体总体来说还算可以,血糖、血压都不是很高,血脂有一点偏高,不过还不至于影响很大,只要吃点药就正常了。但是我经常忘记吃药,这是我要注意的。

我有时候考虑问题太多,晚上睡不着,我就跟自己说:不可以睡不着,因为白天拍戏的时候一定要精神百倍;我在家里走路走得很慢,特别当心不要摔跟头,因为要是摔了跟头就没法出门了;前一阵子,我遇到汽车追尾事故,脸上的皮肤给弄得皱巴巴的。我心里想,还好我接下来要演的是五十六七岁的人,有点皱纹还不要紧,戴上眼镜或许可以遮一下。

解放周末:对普通女性来说,爱美是天性;但对女演员来说,追求美更是一种职业要求。

秦怡:银幕上的好看是需要的,“给人难看”是不对的。当然也要看你演什么,人物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演一个病危的人,形象就必须是苍白的、虚弱的。

你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就会记住你;人们不记住你,你办多大的纪念馆也没有用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

■如果我一天到晚想,我已经92岁了,做什么都不行了,那真的很快就完蛋了。

解放周末:您现在出门工作,身边有助手吗?

秦怡:我现在出去工作有时由我女儿陪同。当然,有时候去外地,活动主办方会派个工作人员在旁边帮我一把,否则人生地不熟,确实不方便。

解放周末:现在一些明星出门“前呼后拥”的,您怎么看?

秦怡: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需要。如果有需要,加上条件允许,我认为带助手是没有问题的。有的演员一个人带四五个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明星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人带得越多就越神气,所以身边的人少了他(她)就不习惯了。

不是说一个演员到了什么层次,非得要带多少人。还是要看工作上有没有需要,不要为了面子搞很大的排场。

解放周末:不少演员非常看重“身价”,排场能体现一个演员的“身价”,出场费也是体现“身价”的标杆。

秦怡:有人可能是这么理解的。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一开始是一位歌手唱一首歌拿了20块钱,另外一个人就要拿25块;你拿了25块,我就要35块……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风气。拍戏也是这样。比方说,本来拍一个戏拿20万元。但是有人不乐意:差不多的戏,你凭什么拿30万元?再去打听,另一个人拿了40万元,那我是不是该拿50万元?这样比来比去地加码,就不得了。

我们以前拍戏是没有片酬的,不管你名气有多大,都由电影厂统一发工资。当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了,这件事也不能回到过去。但我觉得无论多一点少一点,应该有一个大概的数目。随便开价,离我们的现实太远,就会造成许多想不到的麻烦,总是不合适的。

解放周末:现在遇到“出场费”问题,您怎么办?

秦怡:我和一些老艺术家去外面参加演出,演完了,拿起包就走了,他们给多给少,我也无所谓。有时结束后,主办方不给报酬就叫我们回去了。同去的演员有时就会为大家争取利益:“刚才有人唱一首歌就多少万元,我们辛辛苦苦地排练、准备,难道不应该有报酬?”他们老责怪我,因为我习惯了说“不要不要”。但这也确实影响了别人应该得到的报酬。

解放周末:您为什么不争取?

秦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再多的钱也好,别人再怎么说你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

解放周末:您说的“价值”,具体指什么?

秦怡: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

像葛丽泰·嘉宝、英格利·褒曼这些优秀演员,她们虽然不在了,但留下的作品让人看了永远难忘。我还记得听到英格利·褒曼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我都哭了,心想:这么优秀的演员,能多活几年多好啊!她在二战时期演了很多反法西斯题材的电影,每一部我都看了,每个戏她演的都是不同类型的角色,都演得那么自然,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而且给了我们那么深刻的教育。这就是“价值”啊。

人活着也罢,死了也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值。你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就会记住你;人们不记住你,你办多大的纪念馆也没有用。

解放周末:与其计较自己值多少“价钱”,不如多想想自己能给社会带来多少“价值”。

秦怡:是啊。你再怎么拼命去追求物质,给自己争取多少利益,都还是刚才那句话——你走了也就全部消失了;但是,如果你留下了一种信念、一种品质、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人们就会永远难忘。你走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可惜了,如果他(她)再活久一点,也许会有更多的东西能留给我们。”

我们同事之间就是这样。有的演员走了,我也一直难以忘怀。你上了年纪,仍然有人来看你;你走了,仍然有人会想念你,回忆你。你是给予了,付出了,就自然是个榜样。无论在或者不在,榜样的力量已经传递到别人身上,对社会产生作用了。

解放周末: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您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秦怡:是啊,这样一想,你就会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付出全部的心血。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到了,克服了困难,做好了,给别人留下了一些什么,就是值得的。如果我一天到晚想,我已经92岁了,做什么都不行了,那真的很快就完蛋了。因为人进入到老年,确实无论哪方面都在走下坡路了,很多事情都不行了。但是,我还有行的地方:我的手还能写字,还可以写剧本。我计划明年先学会电脑,再写一个剧本。

所以我对疾病也没有害怕得不得了,对死亡也不是特别恐惧。我觉得还是应该真实、自然地去考虑这些问题。做人也应该是真实、自然的——多想想眼前要做的事情,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能做好的就一定要做好。

(录音整理 实习生 张先琳)解放周末
2014-04-07 12: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