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尖旋转4 - 高飞的秋天

by 南希

高飞受伤这个突发事件,震动了文化局和舞蹈界,也使小米倒向了并不英俊的高飞,使小米与高飞的关系推进了一步。

他的呼吸已经平稳,不大掀动被子了,眼皮闭了一半,睫毛当中,露出两个深黝黝的没有光彩的瞳孔。她手捧着一只红色的保温瓶,里面是滚烫的当归乌鸡汤。等他醒来时,可以喝上一口汤。

他在清寒的早晨睁开眼睛,看见了白色的墙壁和她苍白的脸。她没有说话,抚弄了一下他的额发,同时将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腮旁。

他想,这是多么奇异的醒来。

她很小口地喂他喝鸡汤。

喝完,她转身去拿保温杯时,从空气中飘来风一样的声音:“你回去吧!”

这样悄声交谈,让她想起舞团时的窃窃私语。早先的戏弄,不自觉的调情。他们经常简短地交谈,话题总是直截了当。其实也只是关于鞋子,出血,脚伤,舞伴之类的事物性话题,他们之间本来并没有什么。杨帅那天看到的,是高飞为小米包脚伤,为小米脱下鞋按摩。但是在杨帅混乱的酒后状态下,加上错误的信息,引起杨帅的忌妒与失控。可是,这件事反倒使小米倒向了受攻击的一方。使她的母性大爆发。

后来高飞伤好些,他们沿着河边散步。到了夏季,河岸宽了。公园有一道台阶,通到水边。河水静静地流着,望过去觉得水又急又凉;水草细长,顺流伏仰,仿佛水中女巫散开的绿头发,在清澈的水中摊开来。波纹粼粼,一道阳光像细丝一样,穿过蓝色的小气泡;小气泡一个又一个,向前撵着,随即又破碎了。。。。现在是中午,四周人很少,万籁寂静,公园里空空落落。河边一排老柳树,在水里映出它们的灰色树皮。小米和高飞只听见他们自己的谈话、他们行进在小石径上的整齐步子和小米裙裾的窸窣声响。

他们谈起一个西班牙舞蹈团到本市来访,不久就要在剧院上演。
你去吗?
很想看看斗牛舞,找到票就去!

难道他们就没别的话讲?然而他们的眼睛,讲的是更传情的语言。舞蹈演员在一般人的眼里,是非常浪漫的,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大约是性格,女演员都很泼辣直率,这与她们从校门到舞台,环境比较单纯,又加之事业特征,身体活动是高强度的,意志也较强悍。另外,由于和男生天天泡在一起训练,袒胸赤背,仰俯呼吸,早没有了一般少女的青涩和男女生的矜持。这时候他们的感情,要么就很直接,早早坠入爱河而不是城市青年每周末见一次面的套路;要么,就是根本不把异性当异性,而是哥们姐们。在台上演绎了成百次的爱情传奇的美少年,在他们平时却没有一丝浪漫情愫,都在台上用光了。

杨帅在小米的生命中,来得太早;在舞校那时她还是小女生,最瞧不上同龄的男生,那些男生只会装逼,耍酷。而高飞,在开始时,这个少言寡欲的南方小个子并未引起她的注意,倒是对手戏演得多了,相处的时间长了,才渐渐走进了小米的心里。这时的小米是大姑娘了,她与高飞天天在一起,有了一些默契。只是嘴上不讲。

每逢跟别人在一起,或者两个人汗流浃背地排练时,他们会很松弛和自由,可是一旦出了排练厅,离开了大镜子,身上衣着整齐了,双方倒有点不自然了。每逢这个时候,他们都在竭力搜寻无关紧要的话题,两个人感到同样的焦灼和懒散,好像在内心还有一种深沉、持久的呢喃,驾于说话的声音之上。他们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甜腻的感受,惊愕之下,没有想到要如何点破它的存在,或寻找它的原因。未来,包括创造艺术的更高事业和跨进更大的舞台,包括这个刚刚苏醒并向全世界展开胸怀的时代,还包括,身边这个美丽的舞伴,这一切,未来的幸福就像这个万物复苏的河岸,天性仁厚,滋润着两旁的大地一样,放出阵阵清香,由他们尽情享受,他们如醉如痴,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十年后,高飞和小米在他们波士顿房子后面的草坪上,正在准备一个生日派对。这些年他们很匆忙,也很快乐。他们到处演出,得到了很多荣誉,他们把奖杯放进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搬进行李箱,带着它们到处旅行和演出。梦一般的忙碌。金黄色的辉煌季节。

刚出国那阵子,虽然很穷,但却好似一段天堂般的日子,除了上课就是到处背包旅游。在高飞出医院不久,就迎来了好消息,他们得到了奖学金,在不同的学院读书。他们在父母及亲友倾囊资助下,加上自己的积蓄买了飞机票,踏上了希望之旅。

那时,小米非常喜欢纽约。纽约的文艺气氛,众多的各种表演,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味,干爽的海洋性气候,金黄色的夏季,漫长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生日聚会,老友的邀请,以及身边的高飞。快乐的时光在飞快地旋转。在安逸的夏日气氛中,借着温暖和美酒,借着漫长的欢乐晚餐,又唱歌又跳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自然而然的。这么久之后,他不仅仅是她的舞伴,也成了她的丈夫。

不仅因为她和他相爱,她对他有依赖。她觉得这个身材不高,腰板挺直的男人身上,有一种承当和内在的力量。而高飞则对小米有感激之情。在留学的那几年,生活很艰苦,他们虽有少量的学费,却仍要为生活费发愁。小米为了让高飞专心学习,她下课后去给人家当保姆,做小时工,洗盘子,然后在公寓里煲一锅汤,为的是给高飞补充体力。舞者不光要读书,还要有好的体力。小米每天都给高飞煲汤。她用棉帽子包了汤罐,放进挎包,倒几趟车,才提到高飞读书的学校。在学生食堂,两人共进午餐,两人谈读书,谈理想,谈当天上的课,读的书。有时高飞拿到珍贵的演出机会,小米抱着用棉帽子包的汤罐,守在剧场后门外,等到半夜。。。

毕业后,他们加入了波士顿芭蕾舞团。两人双双担任了主角。快乐而充实的生活一如既往。练功,排练,演出,晚餐,酒会,看各种演出,参加比赛,得奖。。。他们实在太忙了。生活琐碎而充实。小米永远要好好打扮,出席没完没了的庆典,命名日的庆典,观看新上演的歌剧,其实那段日子,更像是生活本身的庆典。生活真是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得都要溢出来了。各种功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人累垮,心里是满足的。要精心排练,然后要参加朋友聚会和公众娱乐活动,甚至没有时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下来,小米觉得做的一切,都是所有人都高兴做的事。这段生活与当初艰苦读书生活完全相反,却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她对他的了解却是在一次深夜长谈之后。那是刚刚加入了波士顿芭蕾舞团初期的一个夜晚,小米到半夜醒来,发现高飞还没回家。她摸到练功房,发现门缝里还有亮光。。。

“你真是个工作狂”

“没错。我是个工作狂! 要知道一名舞者必须时刻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才能随时登上舞台。”

好耳熟,这是谁说的?

我妈妈说的。

你妈妈?

是的,我现还在拼命练功,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我学得已经够晚的了。我身边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芭蕾,我却是学民族舞出身,到十六岁才转到芭蕾的。我的每一步都是奇迹。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身后,仿佛有两个人,在跟着我站在一起练。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记得,母亲全身压在我的一条腿上,扭过脸来不看我疼的歪了的嘴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才几岁哦?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

天下怎么能有这么狠心的母亲啊?

母亲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事情。他知道,母亲的目标虽然有时会有一点模糊,或者转移,她仍然保持更年轻的自我,奋发而充满希望;过去的场面会突然出现,像幻灯片一样,投射在当前的混乱背景上。

一开始,一切的开始,出现的是那所房子,在一条长长的小巷尽头,有铁丝栅栏,两边都有松弛的铁丝窗格,在小巷的尽头墙边上,青苔墙皮下面,有一扇地窗,常闪出神秘而幽黯的灯光。那时妈妈还没有照相机,他从来没见过——也许它从来没有照片——也从来没听母亲描述。只有一次,她以不耐烦的平淡语气说起:“那只是一间地下室,从来没有粉刷过,墙上是黑的“。 尽管如此,在高飞的脑海里,它是所有地下室里最光秃、黑暗和高大的一间,简单而熟悉,却有可怕的东西在里面,围困着恶魔,就像侦探小说里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

而母亲,那时只是一个叫春儿的女孩子,她是个又矮又瘦的女孩,留着短发,那时不许女学生留发过肩,学校要确保女生思想简单,没有虚容心。放学后,她会走长长的令人担心的小路回家,硬邦邦的铁饭盒在书包里叮叮璫璫地敲打着她的腿。她跑得飞快,因为社会制安很差,常有高年级男生躲在拐角等着“拍婆子”;而“工人纠察队”只能管管大街和公园,管不了小巷。那时好像刚入冬,地面冻得硬邦邦的,路边的污水坑上的冰裂成碎片。枯草在铁丝上耷拉下来,是的,一阵怪异的声音就在附近,幽灵般怪异,是风声吗?奇怪的断断续续的风会把一条条枯树枝卷起。

她是随下放干部的父母,从北京来到这个小镇的。初来乍到,这里陌生落后和破败让她吃惊,周围的一切都跟北京不能相比。她明明听到总有声音从这间地下室里传出来,这天她跪下凑过去,从那间窗口传来的竟然是音乐声,这就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吗?

她看见地下室的一角有人影。“高圣元!”“春儿!快下来!别让别人看见!”原来是以前的邻居高圣元。他们有段时间都住在城墙根儿的平房区。后来春儿家搬到新盖的干部宿舍楼。他正在和一群人在地下室偷看一个“黄色电影”,里面有一些“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用脚尖跳着舞。在这里,春儿开始认识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舞蹈。这种舞蹈在她心里引起终生不变的震动。这种感受她多次跟高飞重复过, 以致于当高飞读到一本书,他以为是为母亲而讲述的:“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人的情感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最初是酝酿着的,像种子一样沉睡着,慢慢地,它才舒展开来。古希腊人懂得这种蕴含在运动中的持续性美感,它升华、展开、然后结束,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新生的意味。舞蹈,就其节奏而言,是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它就像太阳一样,落下去又永远会重新升起。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就如我们的爱心一样,只有依靠本能、信心和热情的力量才能得到。”

春儿从小喜爱艺术,尤其是舞蹈表演。有一年北京芭蕾舞学校特邀苏联专家授课,并在报上刊登招生消息时,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赶往北京应试。但是没成功。她又考了很多地方歌舞团,这个伤在她的心里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口子。她尽一切可能接近舞蹈。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春儿最初的审美启蒙是电影中的芭蕾片段,那些英姿飒爽滕挪跳跃的形象是她心中的偶像。她觉得她天生属于舞蹈,这种艺术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身体的动作会可以表达内心情感的,譬如一个简单的仰头动作,就能使她浑身感到一种狂热的激情,一种欢乐的、勇敢的或者期待的强烈感受。各种各样的姿势都会这样激起相应的内在情绪,而同时,它们又有力量直接表现出人心中可能有的各种思想或感情。她体内的所有青春骚动和美的追求,都会在这种律动中找到相应的形式,并释放出更动人的效果。她的生命就在此刻彰显了意义。

但是,生活不是舞台,灰色的生活还在沉闷中继续,中学毕业后,春儿和高圣元都到手套厂上了班。一天他们在车间里干活,厂长忽然来到车间,让全体工人到街上去。这时他们听到了锣鼓声和口号声还有人声,是从街上传来的。还有汽车喇叭声,还有工厂的汽笛声,是从三里以外的工厂传来的。整个世界迸发着欢乐。他们冲到了街上,大游行就要开始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天。

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有色有声的文化,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于封资修的货色。却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大舞台,他们组织了小镇宣传队,搭起野台到处演出。他们把样板戏轮着演,反正真正的演出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他们像以往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一样,不同的是打着宣传革命思想的愰子,到处演出,所到之处受到极其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地,春儿便挑选一段较为平坦的地段,让当地村民帮着竖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锣鼓一敲,竹板一打,不是旧艺人说的开场白,而是以革命歌声先招来观众。先是妇女儿童先赶来,然后七大姑叫上八大姨,人们带了小马扎,长条板凳一圈圈围好,再后来的人没有地方坐,就爬上树,或趴在墙头上看。这时,春儿才挺胸站出队列,振臂高喊一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战斗!”只见一群小伙子翻着跟头就上了场,每个人身上披一个白床单,当作斗蓬,领头是带着翻毛皮帽的杨子荣。高圣元扮演的杨子荣刚演完,春儿演的白毛女就上场了。春儿的热情又传染给巷镇和村镇的年轻人,宣传队走后村里会在余热中兴奋很久,其兴致不逊色给电影队的,盼望这个白毛女的再次出现。

高圣元和春儿成了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他们双双被选进了市业余舞蹈队。这个名子叫春儿的女孩子扮相俊俏,能立起脚尖跳舞,扮演过各种样板戏里的女主角,在地方上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多少人在台下看得眼都直了,没想到她就嫁给一个极平庸的伴舞者高圣元。他们在工人宿舍筒子楼的五层拉上一个花哨的窗帘,他们的婚姻就在一个窗帘背后展开了。春儿一心想跳舞,但因为怀孕早婚,她有点后悔了。

最可怕的疑虑是在结婚搬进婆家开始的,她就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个错误的家庭。她险些昏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是还和一个没法直望的人关在一起。她马上后悔了,她想回到舞台,可是在这个保守的家庭是不被允许的。婆婆的刻薄和小姑子的愚昧陈腐让她绝望。早上醒来照镜子,她无法面对自己已结婚这个事实,镜子里的女人蓬头垢面,挺着大肚子,满脸爬满了雀斑,这个丑女人和昔日舞台上的美人毫无相似之处。

高圣元却甘愿听从母亲的指教,对她的恳求无法可想,他指望凭着妻子在舞台上的灵巧,能自动处理好家庭关系,自动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她的街坊邻里中最热心的人,她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念的人以希望。她曾经像春儿这样,年轻时是个美丽、智慧、敏锐得超凡脱俗的女人。可是高圣元的父亲因工伤去世后,家中的一切都变了。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她。她变得怠懈,刻薄,与所有的人为敌。尤其是对儿媳,觉得她是夺走她唯一最心爱儿子的人。不管怎样,春儿的幸福生活仅仅在他们在地下室偷偷学芭蕾,和组织了小镇宣传队,搭野台到处演出的日子。而那个曾经同心同力的舞伴,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强悍面前无能为力。是他,春儿把这个套入死亡圈套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而不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愚蠢的小姑子和半疯的婆婆。但这时已经太晚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在周围人的眼中,奉子成婚已不名誉,除了乖乖在家,洗手煲汤给婆婆小姑子做饭,更没有别的出路。她到此时才怀疑,爱情这种东西是不可靠的,在它迷人的外表下,会结出可怕的果实---孩子!女人更要为一时的冲动承担最沉重的代价---生育。她嫁的这个男人不过是个无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在母亲面前束手无策的可怜虫。

她整天以泪洗面,给高圣元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搬出他家,要么堕胎!

她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事情。她的心里装着一个梦想,肚子这个小东西阻止了这个梦想。高圣元想要儿子,他是三代单传,一定要为高家保住这个儿子。他与母亲摊了牌,为了孙子,她得让步。两个年轻人终于搬出来,在一间又破又小的顶层宿舍安了家,由于是顶层,夏天热冬天凉,到了春天漏雨,秋风吹得顶蓬砰砰连夜不停地响。可是春儿认为,从现在起,这才有了自己真正意义的新家。

后来,她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她身体里挣脱出去时,她感到一种摆脱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轻松。她要迫不及待地练功,恢复昔日的苗条。当护士把活生生、浑身沾满羊水和血污的小东西抱给她的时候,她感到手脚没地方放,感到一种错拿别人东西的感觉。她刚开始并没有进入母亲这个角色。这是别人,或者是生活强加给她的。她对这个从她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没有一丁点儿的感情,这个发现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妇产科的两天里,她学会了认识他,每天当护士推着放满七八个婴儿的小推车进门时,她学会了从哭声最响,脸最红,脾气最大的婴儿中识别他。母子俩互相熟识了,他学会了裹吸她的奶汁。她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是从养育中产生了情意,而不单单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

她生完了孩子,还在做梦跳芭蕾。她无法忍受在满是灰尘的车间,坐在缝纫机前八小时后,整日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一把屎一把尿地消磨时间,她无法忍受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日子,这一切让她窒息。尤其在儿子生病的夜晚,他夜夜吵闹不停地哭嚎惊扰邻居,她觉得就要被击垮了。

高圣元不知道产妇会得一种病叫产后忧郁症,产后情绪波动,甚至有自杀倾向。春儿不停地哭,视力急剧地下降。他知道春儿的梦想是再上舞台。这种愿望是多么不现实,他母亲是绝对不会容许的。像是一种默契,或悼念,他与妻子给孩子起了一个带祈祷意味的名字,高飞。

他何尝不是希望自己永远在舞台上,跳舞!但是不工作哪儿来生活费,何况他们只是普通的人。他的肚腩越来越鼓,头发越来越稀少。。。

随着儿子的到来------这个鼓舞人心的收获季节---春儿发现,对于埋在心底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现在再也不是剧痛了。现在埋藏的不再是一根刺,而是一团棉花温柔地包藏着的一个,几乎对她总是有吸引力的一个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

春儿曾有过一个追求者,容貌清俊,玉树临风,名叫萧劲松。不光是因为他是干部子弟,跟她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还因为是她愿意接触的那类文艺青年。他们在一起背诗,唱苏联歌曲,谈论老电影。。。他曾把她裹进在他宽大的,精心裁剪的外套里,衣服上还有男人的味道。他优雅地吻了她,但舌尖只是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一个私密欲望的暗示。这在当时是最大胆的举动,以致于她以为这是她俩关系的确认。

他们一起考北京和上海的歌舞团,奔波在幸福与失望重叠的旅途;后来再一起考省歌舞团。在一次考试后,春儿被单独留下来,不是考官而是团里的工宣队长要找她谈心,直接提出,要留下,可以,但是要解除与男友的关系,因为“会影响工作”。我们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业务骨干,但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不是红五类,你的男友也不是,你们不合适在一起。

春儿傻了,但是她是个慢热的人,她的自然性格使她愚钝而不善解人意。萧劲松说,就答应他们吧,因为反正没有人知道,这只是个权益之计。春儿说,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后来,萧劲松告诉她,实际上是工宣队长看上了她,而他已作出了默许;要是春儿也答应,两个人都可以留在省歌舞团。皆大欢喜。春儿说,要考虑考虑。最后一次他们在一起,春儿灾难的眼泪像决堤的水夺眶而出。他说他要结束这场光荣的求爱史,但是他想索取互相的最后快慰。

他多虑了。春儿说假如你是真的,只需给我一些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感情就能让我快慰。春儿想也不会想跟那个满嘴黄牙,满嘴酒气的工宣队长一起生活。她说,我等着你。你记住我们的约定。明年春天结婚。

在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道路上斜穿而过。这不是个好兆头。特别是黑猫。他们无言分别。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他不愿别人看到她当众流眼泪。仿佛是为了鼓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陪她坐到A市。

春天来了,又过去;春儿觉得,没有萧劲松的这个春天,比以往更萧条不堪。又一年的春天来了,又过去了。他说分开一段时间是必要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她可以较客观地看他。她把自己喜欢和不喜欢他的种种迹象作了反复地比,将无动于衷与名符其实的激情的种种迹象做了一番平衡。实际上,他娇惯而善妒,他已经怀疑春儿是自己主动跟工宣队长暗送秋波。而为了自己能够留下,他不但把女友推给别人,还半推半就地跟省长的女儿走得很近。

“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留在了房间里了。” 春儿的女友马丽告诉过她,“而女人不同,她出门时。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背在了自己身上------所以,女人走得不远!”马丽是个小胡同里的哲学家。

这些高圣元都知道。


有一天,高圣元告诉春儿,有人请他到剪刀厂当车间主任,他答应了。为什么?工资又不高,离家又远。

高圣元没有马上回答。他在当天晚上买了酒,切了香肠,炒了一盘花生豆,拍了一叠黄瓜,才坐下来,跟春儿碰了杯。两人都喝了酒,才一抹嘴说,因为对方答应他,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人舞蹈队,他和春儿两个人都去,可以跳舞!说着,两个人就在屋里跳了起来,这是春儿结婚后,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开怀大笑。


春儿第一次出现在剪刀厂,是儿子五个月的时候。她仰仗着丈夫是车间主任,根本就不去车间干活。她抱着幼小的高飞到车间晃一晃,展示了一圈,就直奔了由旧车库改造的练功房。马丽到厂门口给孩子买来一根小豆冰棍,五分钱一根。高飞对着冰棍摇摇头,他还不认识这玩意儿。他爬到妈妈膝盖上,熟门熟路地从妈妈怀里拉出一个若隐若现的饱满乳房。他安顿下来,懒洋洋地躺着吸裹着,看起来不可一世,心满意足。但是,渐渐地奶水就不够了,那个年代做妈的奶水普遍都不充沛。高飞力气用得大,但收获渺小。春儿还要练功,还要给工人排节目,顾不上那么多,等高飞六个月大的时候,春儿就毅然给他断了奶。她不顾他的哭叫。也不顾乳房肿胀,回奶弄湿了前胸,她要把身体瘦回去,再上舞台。于是,每天高飞要么跟着妈妈排练,要么就在舅妈家,跟比他大一岁的表哥在一起玩。

这个破库房就是春儿的广阔天地。不过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有多累,她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各种问题。她爱这个旧库房,在这里不用讨论糟糕的天气和邻居家的婆媳吵架,这里是艺术的殿堂。她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音乐。这里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难题。可是她爱这个库房,这昏暗冰冻的下午亮起的灯光。她爱日复一日的挑战。这很像那个对她具有启蒙作用的地下室,似乎与梦想有点关系的地方,都是这么黝黑,暗淡,不见天日。

这些日子春儿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光是身材上,更是在精神上。她对自己的身体很苛刻,不能多一两肉,不能少练一天功。可是她对别的队员示范动作,则严苛又耐心。“手要这样,举过头顶,眼睛,仰头,眼睛往上看。明白吗?”“明白!”女工齐齐地回答,可是马上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高圣元发现,春儿的样子完全变了。她脸上一层薄薄的汗珠,眼睛灼灼发光,像个高烧病人,处在一种狂热的情绪中。这个样子跟她怀孕时,跟她在家的样子完全不同。她这种挺胸昂头自信的状态,在周围的女人身上都看不到。她与手套厂或着剪刀厂的女工都不一样。连她的声音都带着一种妇女主任的威严和克制。根本不像其他女工那样叽叽喳喳,像早上林子里的鸟,或者粗声大气地说话,好像在早市上让人家给她上好的土豆一样。人们这样夸她:瞧她的身材,啧啧!那里像生过孩子的人!春儿很快地恢复了当初的风华,她忙着带领宣传队参加区里的群众汇演。从高飞会走路,父母就带着他参加演出,他一直像个跟屁虫似的,没人管他,就让他在化妆间玩。

在一次演出高潮时,观众里不合时宜地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春儿很纳闷,一定是演员做错动作了,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她问了一圈谁都说没出错。后来马丽发现了真相。原来节目一开始,锣鼓一敲,音乐一起,演员在台前跳舞,小小个子的高飞就站在台侧上场口的地方,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把妈妈的动作一丝不差地做下来。结果,人们不再看大人的表演,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小孩的身上。哄笑此起彼伏。大约是耳熏目染,高飞对父母的跳的舞蹈了如指掌,所以每当父母在台上跳,他就在后台一起手舞足蹈。

但是真要把舞蹈当成毕生事业来完成,可不是简单跟着跳跳玩玩就可以的。他究竟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呢? 在后来的一个机会,让春儿看到了儿子的潜能。三岁的他被带着去看电影《叶塞尼亚》,片中有一段热烈奔放的吉普塞舞。看完回家后,儿子立即原汤原味地把这一段长达两分钟的舞蹈,一板一眼地演了出来。这时的高飞才三岁。春儿惊呆了!她打了一个激灵---是不是她太爱舞蹈了,那个万能的造物主把她的才能装放在了她儿子的身上。她认定儿子体内有天生的舞蹈因子。她不知道丈夫是不是在此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她知道他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怕惊扰了他的兴趣,只是不动声色地开始观察儿子。

他们家有一张祖传的红木大床,像个小舞台,高飞就成天在上面嘭嘭地瞎蹦。后来,收音机里放着《叶塞尼亚》的音乐,他就不是瞎蹦了,而是跟着音乐的跳起了吉普塞舞。如果是电影《少林寺》的音乐,他就摆开武术架势,在床上翻跟头踢腿。开始,他的观众是妈妈爸爸,然后就是邻居和小玩伴,再后来,是同学甚至来家访的老师。每逢家里来人,都必然叫他在他的特定“舞台”上表演一番,人们都啧啧称奇。但是,后来高飞对舞蹈没什么兴趣了,他最早接触的舞蹈男演员是在电影里,他不喜欢化着浓妆,动作绵软的男舞者,总觉得他们不够刚强,有些娘娘腔。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解放军叔叔”,喜欢尚武的人。他喜欢跟着舅舅练武术。整天舞枪弄棒地做着英雄梦。春儿则忙得顾不上他,任他泥里爬土里滚。当时春儿正在排练一个新节目。


他经常跟小米提起和表哥一起的练功的情景。表哥比高飞高出一头,人高马大的,随他爸,也就是高飞的舅舅---虽然一般人都说他们像亲兄弟。他们上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小学。舅舅为他们安排了前程,希望他们将来上个技校,学门手艺,将来做个会计或办公室什么的。他们真正想做的,一直真正渴望的,就是成为武林高手。而不是像京剧演员的舅舅,只在在舞台上扮演武林高手。他们想去的是少林寺。再不济,去附近山上的玲珑寺。学校里没有体育馆,一切体育活动都在大操场上。那里有几副单杠,一副双杠,一个沙坑。在家时,他们就在门厅走廊里练。天气好就在草地上练。和尚如何生存呢?他们没有印象。在哪儿能够找到他们?怎么才能加如他们?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高飞,可是表哥却从不操心。

秋天时节,晚饭过后,趁着还有点光线,他们在职工楼对面的空场上练。那里地面很平坦。他们穿着汉衫和松松大大的练功裤。先打侧手翻,再做双手倒立,头顶地和翻筋斗来做热身,等身子灵活了甚至能打双重筋斗。然后扭作一团,你出拳,我劈掌;你扫堂腿,我凌空飞起一脚。然后站在矮桩子上,一只脚朝天蹬。这时,就看出两个男孩子的差别了。一个高而瘦,一个矮而壮。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摇晃着,力图维持平衡。他们也许会倒下,也许会撑住。高飞因为自己个子矮,总是家里大床上乱蹦,可以显得自己高一些,结果练出一种高台技巧。他按照舅舅说的运气,吸住气,努力变得像一片鸿毛一样轻,总能比表哥站桩时间长一些。为了达到魔术般的平衡,他们不辞辛苦。成了。不成。成了。再来。

观众就是住在楼里的孩子。大人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有很多事要忙。老太太视力不错的,爱看这套表演。老头用拐杖敲着地面,嚷嚷道:“抓住他,孩子!抓住他的腿,不,另一条腿!”好像这不是武术而是摔跤比赛似的。如果说春儿也在看的话,那准是在窗户后,她总有活儿要忙。不时还担心着,这个月的粮票到哪儿去借?还有布票。这俩孩子练功练得胃口惊人,又费布又费粮食。怎么得了?



每当高飞想起和表哥一起的练功,就觉得自己也坐在门廊台阶上,看这那两个男孩在草地上用力、摔倒、跃起----飞身一跃,成功地站在木桩上,然后快活地翻着筋斗跳下来。这些回忆总被一种湿乎乎的棕色阴影所覆盖。那会儿,路边都是榆树,秋天树叶会变成一种带棕斑的金色。树叶形状如烛火。就如在他心中的理想之火。

锻炼确实令男孩子们食量大增。只有一次,春儿带着小哥俩吃了一次猪排面。后来高飞对猪排的美味念念不忘。春儿就趁势用猪排吸引他,说少林寺和尚只吃素,少林寺没有猪排。“她是怎样说服你的呢?”事后小米问高飞。

“她曾经一心扑在我身上---我们谁都没有这么说过,但在我十岁以前都是这样。十岁以后,有人代替了她的角色。她一直在家教我,因为从三岁到六岁的儿童舞蹈训练在国内根本没有。后来从6岁到8岁的儿童舞蹈训练,又有一些人为的标准---而我跟那些标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高飞回忆起母亲,就像是在讲一个邻居人家的母亲。

“刚开始,她没有意识到教我有多么困难,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她的生活又忙又乱,而我是一个任性又捣蛋的家伙。我陷在她设的局中,陷在没完没了的搏弈中,可我又是变幻不定的。孩子嘛!哪儿有什么恒心?我心目中的目标就是武术,任何与武术有关的---对我来说都是刺激。”不过他还是纳闷了一阵子。他们是怎样说服他的呢?想必是激将法吧?

春儿跟儿子打交道就像跟一个暴躁、狐疑的小狗打交道。你指东,他偏往西。对喜欢的事一定执迷不悟,不撞南墙不死心。起初,当她教他跳舞时,他根本不肯停下手里挥舞的棒子,朝她看一眼。她坚持下来,因为她了解儿子,他跟她一样,不拒绝任何挑战。这是春儿的秘密,也是发现高飞潜能的钥匙------永远不肯承认有什么事情是他干不了的。知子莫如母。

一天晚上,高飞正在写作业,写完了的时候,母亲把一个练习本推到他眼前。
这是什么?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她的剪贴本,凡是跟舞蹈和武术有关的少年儿童比赛的新闻报道她都收藏。区里有什么人参加了比赛?得了什么奖?高飞哪里服气?别人做得到,我也做得到。到后来激将法最终解除了他的武装。春儿高圣元总哄他说,这是在练武,不是练舞。他们放着《少林寺》的音乐,给他扎上练武的厚腰带,用武生的行头给他打扮起来。让他下腰劈叉练空翻。高圣元也跟着一起练,一起扎马步。一劈手,一跺脚,有招有式。动一下,嘴上就喊一声:“要练功,不怕苦!”高飞希望有一天,他的成绩也会被母亲贴在她的本子上。其实,春儿对他有信心,他根本就是一个奇才。

冬天来了,空地上的训练终止了。宣传队也停止了演出。这时春儿接到了一个特别任务。这使她名声远播,甚至惊动了省文化厅。

冬天,演出少了。春儿现在迷上了电影。第一次是去看了《红色娘子军》。第二天又去了。后来又看了一回,这次她带了一个本子,是那个“帐本”吗?高飞很好奇。不过,他马上就忘了。当穿着红袄,戴着斗笠的女演员上场时,高飞小声说,爸,我要上厕所。爸爸正与妈妈交头接耳,没听见。他又说了一声,意思是让爸爸陪他一块去。“快去快回!”爸爸转过身子小声嘱咐了一句,又把身子对着银幕,看了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等高飞上厕所回来,看见妈妈在低头写着什么。她还打着手电筒,一只手挡住灯光,微光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然后是爸爸嘟囔了几句,妈妈辨解,语调轻快。后面的观众受到了躁音影响,不高兴了,发出几句低低的抱怨。妈妈嘟囔着道歉。但手里并没有停下来。他们紧盯着银幕,神情紧张又兴奋,两个头凑一块窃窃私语。他们在干什么?高飞忍不住问了一句,妈妈,你们在干什么?妈妈从爸爸身后探出头来,抿嘴微笑,样子很奇怪。她的微笑显得偷偷摸摸,又挺天真---一种看起来狡佶又持久的欢乐表情,就像老太太或小宝宝的微笑一样。

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又去看这个电影。高飞表示再也不看了,再看就吐了!他烦了,拒绝再看同一个电影。除非是看《少林寺》。
大人还这么爱看电影?他抗议道。
谁说我们是看电影?我们是在“扒”电影。
“扒”电影?电影能“扒”吗?
爸爸得意地一笑,不再理他。

他们就让他自己在家玩。高飞心想,大人有时很幼稚,故作神秘,自鸣得意,有时真比小孩还像小孩。后来,他们终于不再看电影了,改成了在家听音乐,好像还是《红色娘子军》。听着听着,就站起来,比划着,跳着,转着,就往本子上记。你站在这个位置,我站在那个位置,高飞也被拉来站个位置。高飞觉得像玩游戏,挺好玩的。他很快就兴味索然了。他跑到外面玩,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在房间里的两个大人好像是在吵架。高飞想,这两个人,爸爸和妈妈,想必隐瞒了点什么。他俩之间的密秘,他感到它在新鲜地、戏弄地涌出,或悄悄地、酸涩地隐瞒着,他还搞不清那是什么。

再过了一些日子,他们越来越顾不上他了,忙得很少在家了。工人舞蹈队又开始了排练。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在文化馆上演了一场《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当高飞看到舞台上的演出,他震住了。穿上了服装,化了妆,手拿斗笠的工人舞蹈队员们,在明亮气派的舞台上,一招一式,都跟他在电影里看到的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只是脚尖没有立起来。

剪刀厂的工人竟然能够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在本市引起来不小的哄动。他们又被做为地方群众文化的典型,送到省里参加群众汇演,然后又被选送到北京演出。这次,女主角吴琼花的脚尖真的立起来了!吴琼花的扮演者就是高飞的妈妈!

小说:足尖旋转(14)



高飞后来回忆,这就是爸爸说的“扒电影”。这两个人,一个看动作,另一个记动作;然后再倒过来,一个记,另一个看。他不知道妈妈是怎样立起脚尖的,其他的工人舞蹈队员都是像征性地踮起脚尖。

对春儿来说,这次的成功是探索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为全省只有一个剧团能表演这个舞剧片段,那就是省歌舞团,另一个就是她领导的剪刀厂工人舞蹈队。这次的较量是她跟老萧,萧劲松的较量。她跟老萧打了一个平手!

春儿并不像报纸上说的,为了宣传什么思想,她选择带领剪刀厂的工人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是为了爱,为了圆梦。当时,中国引进芭蕾舞才几年,这个舞剧与八样板戏不同,它既是艺术的又是革命的,即炙热的又是欢腾的,聚光灯下,吴琼花在舞台上回旋出空灵的身姿,轻抚一曲灵魂动感的韵律。春儿感到不可抑制的感动,那优雅协调的音乐,那轻灵飘逸的舞姿。。。。。。美到极点!那个受到欺凌的弱女子,在胆怯中重生,从柔弱中坚强,信念,追求,执着,生命的意义不正应如此吗?她一遍又一遍地沉醉于这样的美,竟也多出了更多不一样的情愫。芭蕾,怎一个美字了得!世上如真有精灵,那一定属于芭蕾舞者!

她本来是认了命,跟着父母下放到小镇,按部就班上了小学再进中学,然后随着其时其地通常的安排,进了一间街道小厂,坐在一台早该报废的机器前,织手套,后来嫁了邻家男孩---走上了安稳平庸的生活。在这既定的成长中,春儿略超出一点常规,那就是她对舞蹈隐秘的爱。她的热爱误打误撞地符合了时代的潮流,有多少文艺青年像她一样,在逼窄的环境下,寻找热情的释放。自我培养对艺术的爱好,自供养分,使其壮大成长。她从小就不怎么认同她所在的环境,渴望走出这个不属于她的小镇。这个奇出的愿望,使她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都在外出考试,报考歌舞团。这性格看起来像负气,没什么偏偏要什么!结实可感的她都不要,偏要舞台上那些虚无缥缈的美。那些美在枯躁的生活中物化了她的幻想,就像漫流的水有了河床。有着顽强内心活动的春儿,在那个不开放不活跃的年代,千篇一律的封闭环境里倍感压抑,格格不入。加上她那段爱情前史遭到了背叛,她的这段不平等又无节度的爱情,并没有因失败而冷却,反而磨练了感情的锐度,使她在无人响应的境遇中一意孤行。这种感情终于凝聚成超人的毅力,使她成功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时,冲出了平凡生活的藩篱。

在繁忙的排练中,她付出了像工人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有人的眼里,芭蕾是最高级的艺术,而摔跤是最低级的艺术,可人们没有想到,这些表演是多么的相似------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身体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来表达自己的。

这个节目火极了,被邀请到全省各大企业和工厂农村演出。高飞就这么跟着他们,他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也许因为别无选择。而他们自己呢,也相信着这一点---大人所有的事都会被孩子原谅的,他们的那些冒失,武断,草率,冷漠---他们所有的那些无法避免,或纯属人为的错误。

在高飞的印象中,农村的台子搭得特别简陋,有时是在庙里,有时是一个木头搭的,昏暗的棚子,摇摇欲坠。板子间的缝隙里透出暗淡的、晃动的灯光。播放着的音乐因为太多次反复用,声音变得沙哑、刮擦,就像从一道摇摆不定的荆棘丛里钻出来的荆条。

演出开始后,他不再站在舞台上模仿大人的动作了,这种小儿科的事他再也没干过。他在各处晃晃,有时开场前在空台子上跑动;有时扭动着身子,爬上棚子的顶端,研究板子的弹性,再从原路爬下来;或者爬到树的最高枝上去,单手单脚地把自己吊在树上,像猴子一样晃荡,在树上看舞台上表演的人。此时高圣元和春儿正在紧张地化妆,表演,调度,监制,兼音乐和报幕。。。没功夫注意到他。他就像野孩子一样自由。一直到演出结束。灯光熄灭,音乐停下,爸爸妈妈开始大声喊他的名字为止。

吃晚饭时,他会像无意地说出,第几排第几个的演员出错了左脚。如果再问他,他会气呼呼地、很不耐烦地喊着拍子把动作演示一遍。春儿认为这孩子对音乐舞蹈有天赋,就是不用功。她开始叫他“指导员”---“指导员!站到你的岗位上去,去督促你的战士们。看看谁出错了,谁的动作不对。”他便乖乖地、拖着步子走到台侧入场口,头上戴一顶“指导员”的帽子。他的头发被压在超大的帽子下,脸蛋也就不会那么小了,也不皱着眉头了---他时不时的不屑和嘲弄的、吊儿郎当的表情也不见了,变得严肃矜持。他们都叫他指导员。这让他比别人记住了更多的舞蹈和音乐。

晚上,春儿给演员们做夜宵。这个时候,有人拿高飞开心说,指导员,我跳得不错啊!干嘛说我出错了?来堵他的嘴,他就会站起来,嘴里嘟囔着,一二三四,第四拍你才能抬腿,可是你提前了一拍!高圣元倚着门框,端着一碗面,一边大口吸溜着面条,一边自豪地看着儿子。春儿正在往锅里打鸡蛋,她麻利地一边搅着一边大声地说,我儿子要是不跳舞才真是屈才了!高飞记得,那个时刻,一家人是快乐的,他几乎忘记了与父母为武术的争执,几乎三个人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正当春儿沉浸在成功的快乐中,高飞却失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她感到头晕目眩,后悔没有留意到儿子近期的异常。。。。。。
2014-10-12 17: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