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紫的洞窟——张敞夜访张爱玲先生

by 张敞

最近有编辑让我评述一下张爱玲的剧本,我应承下来,却还未动笔。也不知道如何写起。在初秋的一个夜晚,靠在沙发上,我翻看着张爱玲先生写的最后一本小说遗著《少帅》。书房屋顶上的灯,有点不大鲜明。两个浅黄色皱纸的柱形筒灯扶摇出乳黄色的光晕,让房间看上去像是远船浮在黑夜的海上。看着看着,我竟至渐渐睡着了。

窗外有月亮,也应该是张爱玲《金锁记》里面那样的,“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

书本从手上滑了下去。我一下子惊醒了过来。坐直了,环顾四周,这里好像不再是我的屋子,而是一个“深紫的洞窟”。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过的,当邵之雍(胡兰成)夸奖九莉(张爱玲)的房间,“我去过好些讲究的地方,都不及这里”时,九莉说她最想要的那种“深紫的洞窟”。

如她早期的小说——深紫、嫩黄、浅红、粉白,“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她是到了晚年,尤其是赖雅1967年去世后到1995年,她闭门写作,居无定所,孤独终老后,才连房间到文字都素朴如《红楼梦》中薛宝钗住的蘅芜苑,“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天道还于自然。


客厅——张爱玲早期小说的气质

然而这还只是客厅,我站起身来,想去看,近处的一个圆桌上挤满了茶具,茶具极精致,等我走到圆桌前,低头发现旁边还有茶和点心。难道是周瘦鹃记录过的,招待过他的牛酪红茶和甜咸西点?那个茶具的把手内侧,有一些小字,不离近了断断看不清,我伸手小心翼翼执起一只,才发现是张爱玲小说的名字。手里这一只,却正是写着张爱玲年轻时自己认为的最喜欢的小说《年轻的时候》,再看旁边的两只,一个写着三个字,一个四个,分明是“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另外的不消说,自然还有其他小说的篇名,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连环套》也许是最远处的那只?然而我没有再捡起来看。

茶盘的旁边,有烟盘,还有一小碗柠檬皮切丝炖黑枣。不过只有一个小洋铁筒引起我的注意,那是湖绿色的小梳打饼干桶。这不是《小团圆》作品里,张爱玲写过的那个母亲喜欢,却和姑姑推辞的那个吗?终究是还在这里。盒盖上也写着两个字:“流言”。

张爱玲散文集的名字印在盒盖上,好像封住了一饼干桶的上海风流,它们在桶里交战,左冲右突,可是出不来。这又像当年上海的惶惶,使人想起胡兰成在张爱玲公寓六层的阳台上和她说的话:“来日时局要翻。”而张爱玲也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我想了想,不禁忽然笑出声来,哪有一个作家恶俗到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茶具、饼干桶上的,真的分明是做梦,是我的谵妄症发作。

客厅看得到两个门,紧闭着,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人。一概也是无声息。那两扇门一扇蓝中有紫,一扇紫中发出灰淡,虽然亦是干净挺立,可是透出不一样的情绪——虽然都是伤感。相比这间客厅,我真不愿意推门而入,这间客厅里,紫色中仍有莹白粉红的杯盘,淡绿的饼干桶,乳色的冰箱,一面圆镜子如放大的满月一样,照着整个房间。我从中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影子。镜中的我是平时在书房的样子,隐形眼镜已经摘掉,戴着细边的暗绿色的近视镜。模样有点好笑,可是神情是在这个房子里的毕恭毕敬。我对视了自己一眼,觉得万籁俱寂,又好像整个历史从我身边轰隆隆而过——这该是1943年、1944年的,张爱玲风头最劲的上海。

我仿佛听到一点声音,就可以跳起来。然而在这样的轰隆隆中,也并没有跳起来。

我是要给编辑写一篇关于张爱玲的电影剧本的文章的,怎么被引到了这里?我曾经分析过《不了情》这部电影。我的开头是:“张爱玲极爱看电影,比如她弟弟张子静说,她曾经在杭州游玩时,看到报纸上谈瑛主演《风》的广告,竟连夜返回,一连看了两场。她也应算是最早的影评人之一,散文集《张看》里的《鸦片战争》、《婆媳之间》、《借银灯》、《银宫就学记》……等都是有独到见解的文章。”

是啊,我应该还按照这样的开头写一篇,讲讲她的剧本和小说风格不同就是了,怎么要把她整个的公寓、旧物、人生历史全部看一遍?这岂不是自讨苦吃吗?不过我只这样想了两秒钟,忽然就说服了自己。

宗白华先生有言:“有价值之艺术,必表现个性,不能用科学方法研究之。……美学家欲研究此层,只能用直观与描写方法,不能用科学方法,不能得普遍的概念或原理也。”

如果不把她人生的苍凉结合她的作品,这样的纯理性分析又有什么意思呢?滞重不堪、说些套话,大概也没有人看。

而且,经过在客厅的检视,我终于知道,这个公寓的颜色虽然变了,但仍是那个“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那个产生了文学史上的张爱玲的,她和姑姑同住,来往过张子静、胡兰成、桑弧的奇妙的地点,那个令全世界张迷仰望崇拜的地方——1936年建造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东西走向,赭褐色与肉色的“爱林登公寓”(如今叫常德公寓)。

“爱林登”——果然命中注定是爱玲先生凭借小说和散文一步登天的地方。


蓝中带紫的卧室——上海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时期

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抬眼看了一下刚才看过的两个房门。我想如果是张爱玲有意引我来此,那“蓝中带紫”和“紫中带灰”的,是不是分别意味着她在上海和在香港编剧的年代呢?

可是说起张爱玲对电影的喜爱,倒还在她写小说、散文之前。据张子静说,除了文学,张爱玲学生时代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

“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star》、《Sereenplay》等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中国的影星,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他们演的片子,她也务必都看”。

17岁时,张爱玲发表了她第一篇影评《论卡通画之前途》。其中说:“卡通画是有它的新前途的。有一片广漠的丰肥的新园地在等候着卡通画家的开垦。未来的卡通画决不仅仅是取悦儿童的无意识的娱乐。未来的卡通画能够反映真实的人生,发扬天才的思想,介绍伟大的探险新闻,灌输有趣味的学识。”

距此文70年后的今天,这些都实现了吧?——可见她的眼光是多么锐利。

我终于决定要去推一推那其中的一个门。那个蓝中带紫的门,那应该是上海编剧时期,虽然忧郁,却还有些红色的底子。有些“余韵”——虽然和胡兰成在分手中,可也有和桑弧的感情在开始。

我轻轻用手触了下那扇门,门关得很紧,四个手指尖绝对戳不开,我叩了一下,无人应。于是不得不用整个手掌贴上去。门的温度也通过手掌传过来,是一种冰凉的温度,也是拒绝。这时我看到门的一边的中部有一个西式的,方不方圆不圆的把手,不禁暗笑了一下自己,我竟然愚蠢至此。手握在上面,轻轻朝外侧一旋,卡嗒一声,门开了一条缝。有一缕光透出来。

推开门,可是也是无人。这一个房间里的陈设非常奇怪,一边的摆设是老旧的,一边的摆设却非常伶俐俏皮。正如1947年,张爱玲在上海写的两个剧本。一个是悲剧,一个是喜剧。都是和桑弧。

《不了情》描写的是女人爱情的不可得,《太太万岁》描写的是克己却失败的太太。在这个时期,正是她前往温州探过自己最初的恋人,爱得最热烈,后来被写入《小团圆》的胡兰成的时期,也是她刚刚认识了桑弧的时期。

她和导演桑弧的认识,是柯灵所介绍——然而柯灵正是那个在电车上用腿忽然夹住张爱玲的人。让她觉得原来“汉奸妻,人人可戏。”《小团圆》里写自己初与桑弧的见面,张爱玲也非常避让。“燕山来了,含笑走来在她旁边坐下,动作的幅度太大了些,带些夸张,她不仅想起电车上的荀桦,觉得来者不善,近于‘乐得白捡个便宜’的态度,便淡笑着望到别处去了。”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把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艺术提炼成作品的天才作家,《不了情》就是一个非常集中张爱玲的家庭认识和感情认识的作品。

它的剧情写的是虞家茵和有妇之夫夏宗豫恋爱却不能成就,最后虞家茵自动退出。

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张爱玲生活的影子。夏宗豫大虞家茵10岁,而胡兰成大张爱玲15岁,夏宗豫有一个生病而无法离婚的太太,胡兰成此时虽落难温州,却先在武汉有了小周,后又有了范秀美。(据《小团圆》说,他在上海时还和一个日本妇人也有染。)

张爱玲也曾在《小团圆》和《少帅》里描写两人恋爱中隔着别人的心态。

“他拉着她的手往沙发走去。仿佛是长程,两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线,让他落后了几步。她发现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他的妻子以及别的人?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份。她加入那行列里,好像她们就是人类。”(《少帅》)

“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阔度。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小团圆》)

可见张爱玲自视的尴尬——这是张爱玲和胡兰成恋爱的经验,在《不了情》中变成虞家茵的心理自况。

至于张爱玲从小受到父亲张廷重和后母的虐待,后来她在编剧过程中,对这两个人生角色多有讽刺,从《不了情》中也可以看出。电影中的虞家茵有一个邪恶、刁钻、嬉皮笑脸、游手好闲、想要吃女婿的父亲。坏父亲的形象,在同时期的《太太万岁》和电懋时期的《六月新娘》中也出现过。而且她和夏宗豫结婚,势必将成为一个后母,这是编剧张爱玲心理中又一个特别排斥的情节。如同后来她为电懋写的完全的后母故事《小儿女》。

她曾在散文《私语》中说:“……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干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把世界强行分为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的这一边必定是不好的……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至于对白和情节的张爱玲性,自也不必多言,细节的铺陈,恋人间的调情,都扎实、风味十足。关于夏宗豫对虞家茵名字的不自觉呼唤,更是可以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的“民国女子”一章来对照。

“我总不当面叫她名字,与人是说张爱玲,她今要我叫来听听,我十分无奈,只叫得一声爱玲,登时很狼狈。她也听了诧异,道:‘啊?’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荷花娇欲语,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当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后来,张爱玲因为很喜欢这个故事,又把她改编成《多少恨》。像电影男女主角的姓氏,虞和夏——最终什么都没有“余下”。

《太太万岁》是张爱玲在上海孤岛时期的另一个作品。这部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张爱玲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张爱玲在不同的文章里提到的“浮雕的艺术”、“浮世的悲哀”、“浮世绘”,都是这个作品的格调。

在《太太万岁题记》中,她说“我喜欢它像我喜欢街头卖的鞋样,白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

在这篇文章里,也可以看出,张爱玲实在具备非常高超的艺术观和哲学观,比如她说:“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不幸,《太太万岁》里的太太没有一个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

这几乎是和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抱持有同样的价值取向。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里,也全部都是“日常”,是“普通人的悲欢”,是“一个日本家庭的溃败”,没有什么传奇和激烈的情节。

张爱玲引用的JohnGassner批评“OurTown”的话,“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我想小津安二郎也应该是极为同意的。

它们都是那种静的戏剧。那种“戏的进行也应当像日光的移动,镑镑地从房间的这一个角落,照到那一个角落,简直看不见它动,却又是倏忽的。”

这两部电影的剧本费共获得三十万元稿费。尽管张爱玲已无多少钱养活自己,但是她还是在给胡兰成的分手信中,寄去了这笔钱。并告诉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张爱玲就像她还自己母亲的钱一样,了断了和胡兰成的关系。甚至于在1947年的年中,她和姑姑也搬出了那个与胡兰成发生了很多故事的爱林顿公寓。

张爱玲如晴天碧落,不愿沾一点尘埃。她和胡兰成也从此两讫。

1975年12月10日,张爱玲在夏志清的信中谈到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后来,龚之方来为桑弧说项,让他们结合,张爱玲摇头三次,表示不可能,让他不要再说。

《太太万岁》非常成功卖座,在现在看来,这部电影甚至于不朽,它是中国影史上第一次用如此艺术流的手法塑造出一个中产阶级中平凡的,在夫权和家庭之下,处处委曲求全的女性形象。然而张爱玲在上海却没有再编剧,自言桑弧的《哀乐中年》她也只是参与了一些意见,并不署名。

我想这可能和与她和桑弧的感情相关。也与整个大时代的背景,当革命来临,劳苦大众不再需要这种中产阶级的趣味有关,他们需要的是那些激烈的,“时代纪念碑”一样的,反应苦难和斗争的作品,张爱玲志不在此,自然也就没有用武之地。

1952年年中,张爱玲去了香港。彼时,她的弟弟去上海姑姑处找她,她的姑姑说:“你的姊姊已经走了。”就把门关上了。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起来,他看到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想起姐姐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决不穿的。

那也是他和姐姐在上海的永诀……


紫色中有灰淡的卧室——张爱玲的香港电懋时期

我从蓝中带紫的卧室落寞地退出来,心情非常沮丧。这时余光仿佛看到客厅中有一个人影在门口一闪。我定目再看,那人分明穿着一件乌梅色窄袖棉袍,短发,“五尺六寸半的身高,体重一百零二磅”,像张爱玲入美国时在入境纸上写的那样,亦像她形容的“鹭鸶”。

她向那个紫色中透着一股灰淡颜色的门走了几步,往上一贴,瞬间就消失了影子。我紧跟了几步,也走了进去——然而房中无人。

这当然是那个她写了差不多十个剧本的电懋时期了。

张爱玲曾说:“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正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让一个人物‘生动’意味着:挖掘他的存在问题。这就意味着:挖掘一些处境、一些动机,甚至一些构成他的词语。而非其他别的。”

无疑,张爱玲正是描摹和找寻生活以及生动人物的好手。一流的作家在电影剧本的创作中,也毫不逊色。虽然文字和电影绝不同。她却可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她在1955年11月到1963年10月期间,大约为电懋写作了十个左右的剧本。其中七个剧本是都市喜剧:《情场如战场》、《桃花运》、《六月新娘》、《温柔乡》、《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人财两得》。

两个剧本是悲喜的生活剧:《一曲难忘》、《小儿女》。

一个剧本改编自艾米利﹒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悲剧,结尾甚至出现了《梁祝》化蝶的影子。这个剧本叫《魂归离恨天》。

还有一个剧本的命运和上海编写的《金锁记》一样,都没有被保存下来,也没有被拍摄。那是她编写的最爱的《红楼梦》的上下集。

我原本以为我要进的这一间房间一定拥挤极了,而且大概饱含着悲苦。若不是那个宛若张爱玲的身影让我未加思索的冲进了这个房间,我大概会在门前盘亘良久。

因为在写电懋剧本时期,张爱玲经历了在美写作第二本英文小说《粉泪》,不被出版商认可的失败,也与大她29岁的,已经65岁,潦倒穷困的作家赖雅再婚。

……我不想踏入这个房间。

其中有一段,是1961年9月到1962年,为了维持生计及编剧交流的方便,张爱玲从美国前往香港。到香港后,1962年1月18日,张爱玲香港在给赖雅的信中说:“上周日我完成了《红楼梦》剧本下集,长时间工作使得眼睛再度出血,,那时计划搭二月十六日飞机离开这里。……我还没有收到船票退款,没有那退款我没够钱付机票。……你(的钱)能撑到三月二十日吗?……但是我会全力以赴来赶工,这种阴郁寂寞的生活使我格外苍老。……请节制持久性用品的花费,不必省于日常消耗品。……所有我要买的东西——三件头的冬季套装,夏季套装,家居长袍,一副眼镜——不会超过70美元。……快乐些,甜心……”

1962年1月31日,张爱玲再次写信给赖雅:“几个月来,我工作卖力得像狗,没有支薪的迹象。……请不要担忧,让我完成现行的工作。我的处境已经够艰难了。如果你能看见我现在的生活实况,你将知道我多么想念我们可爱的公寓。……如果你担心过度而生病,你将破坏了一切。……好好照顾自己,我爱你。”

此时,张爱玲也面临了和宋淇夫妇友谊的暂时破裂。

“我一直腿涨脚肿(轻微的水肿病),直到农历新年前的廉售,我才买得起一双较大的鞋——宋家贷款是痛苦的安排,破坏了他们与我多年的交情——花钱在我现在心情看来毫无愉悦的东西上,无法改变向朋友借债的这种穷困。……从上午十点到凌晨一点,筋疲力竭工作。”“整天在我小房间里,难过得要窒息,随时要爆炸开来。我全力争取的一年生活保障,三个月的劳役,就此泡汤。我还欠他们几百元生活与医药费……我无法入眠,眼睛原已愈合,现在再度出血。……我走到屋顶思索,他们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

我之所以费力录下这些字,就是想跟你说——作为读者的你——我多么不想进这个房间。而张爱玲,又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为我们带来那些都市喜剧的笑声。这就像M﹒普鲁斯特,因为哮喘病持续发作,闭门卧床7年,为我们写出不朽巨著《追忆似水年华》。

正思索间,我忽然一脚踏空。我的脚下瞬间没有了地板,身体刷地一声就掉了下去。嗖嗖嗖——,黑暗飞镖一样从我眼前飞过,仿佛永远没有底,我连叫声都噎在喉咙里,只觉得就像在香港迪士尼乐园坐“飞越太空山”的过山车,我在漫天的星河里徒然睁着眼睛,整个人却完全失重,心脏飞到了喉咙口,肌肉紧绷,这一路下坠的艰辛无法形容。恨不能一下子死了才好。

突然有一个巨大的书状物向我砸过来,距离脸上只有几寸的时候,借着一点微光,我仿佛看到那是《红楼梦》的剧本,我伸手去推,却撕下几页。不过都是白纸。

咵嗒一下,我也终于落了地。一个逼仄的房间,像个旅馆。我知道了,这是那个张爱玲在香港的编写剧本的房间,也可能是宋淇家位于加多利山的居所,那个奶黄色的小楼上的儿童房——借住的宋以朗的卧室。原来我是从上海的赫德路穿越到了香港。

房间有一个长条形的一人高的对门的窗子。我站在房内,觉得自己的巨大。窗外“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也许我在下坠过程中被刺激出了眼泪吧。

这个房间尽管逼仄,我也仅能从模糊的月光中辨认它的大小,可是我却发现这房间里有人来人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衣鬓艳影,中产阶级,极为热闹缤纷。这房间又像是极大的。装了这些人仍然绰绰有余。我站在门口看着,想起《维摩诘经》中,文殊菩萨问疾维摩诘,维摩诘运神力在房中将三万二千高广严净狮子座,尽皆包容,留待文殊菩萨及诸菩萨、大弟子、释梵四天王来坐——是这样的有与世界一般的宽广高大。

房中的这些人竟都是张爱玲剧本中的喜剧和悲剧人物。是我一直认为的,最好的喜剧剧本中的角色。这些年来,有大批人认为张爱玲的这些剧本并不高级。可是我并不这样认为。如果说喜剧就是不高级的,可是刘别谦和卓别林也是高级的啊。

理查德﹒沃尔特在《剧本》一书中写道:“喜剧总体来说,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一般的戏剧形式,不是最简单而是最难的形式。比如说,与动作片、探险片或情节剧相比,它不能容忍任何的啰嗦和松懈。就喜剧而言,你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张爱玲自香港编剧的第一部改编自《法语无泪》的《情场与战场》开始,就成为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喜剧编剧。从我看到的剧本质量和电影成品来看,中国自50年代以来,无论数量、质量、题材,还没有过能和张爱玲比肩的喜剧电影的作者。

她的电影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喜怒哀乐,没有宏大题材,没有斗争和阶级仇恨,最厉害的戏剧冲突,也不过都是地域融合、情感倾轧、两代误解。她善于运用误会和机巧的设计,推动整个情节的发展。她的人物总是会合理又不合理的相遇,产生共鸣或者火花。如《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小儿女》、《情场如战场》、《六月新娘》等等,几乎每一部都是。

从这一点上来说,她的喜剧与刘别谦一脉相承。他们都不是夸张的肢体喜剧,而是在种种的情节设计中自然生发出可笑的细节。

《小儿女》中的气球上的唇印、蟹夹了衣服,《南北一家亲》中的揪树叶、做萝卜糕,《六月新娘》中的掷骰子、《桃花运》里的别针……,她设计的几乎每一个电影里都有的打成一团的好笑的小高潮,男男女女的追求和调情,这既延续了张爱玲小说风格中从《金瓶梅》、《红楼梦》继承来的风致和口角如闻,又是完全贴近生活的。

正如刘别谦的《红楼艳史》和《风流寡妇》等片,女人的眼角风韵、行动风貌、情节设计,也会使人想到张爱玲《情场与战场》、《温柔乡》、《桃花运》、《六月新娘》中的林黛、葛兰。

在《风流寡妇》中,索菲亚在床上拿起厚厚的日记本,看到每一页都写着“没什么事儿”,后来又变成“一直在等待”,这样的角色和林黛扮演的追求表哥却不去挑明的形象,非常类似,也像《桃花运》剧本中丁香。不过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东方的。

张爱玲将她对于细节和剧情的处理技巧,在《人财两得》、《六月新娘》这两个剧本中推动到了极致。在追求爱情或面对金钱的窘困时,她的人物到处遇到人性的悲欢和反高潮。这使得最后成型的剧本像一个构思精巧的象牙球,完美剔透,无可删减,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像有一只上帝的手在握着她的手在创作。

张爱玲的电影中,当然也如上海的剧本时期一样,可以清晰地看得到她个人生活的影子。《小儿女》中的后母恐惧症,《六月新娘》中丑陋的父亲,自不必说。而钱的窘困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剧本,“用钱买我?”“我是爱钱的人吗?”“我有钱了。”这些话如影随形。我们观者若联想起张爱玲本人生活的不如意,金钱的窘困,则当然更增一层难过。

而爱情的纠葛,又活脱是她和胡兰成纠葛的各种拓片、翻版和延伸。

在《六月新娘》中,追求者芒对丹说:“你们没有一种沸腾的爱情。”丹说:“你从小在外洋,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女孩子,他们所要的,是稳定可靠的爱情,不是沸腾燃烧的爱情。”芒又说:“彼此相爱,他对你完全忠实吗?什么事也没有瞒住你?你拿得住吗?”

此时,张爱玲在剧本丹的反应后写了四个字:“一语刺心”。随后她让丹“爆发了歇斯底里的啜泣”。

我分明在此间听到了张爱玲本人的哭声。正如胡兰成在婚书上曾写“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后来张爱玲问他:“你不给我安稳?”。到了美国,遭遇不顺,赖雅也穷困潦倒,更没有给张爱玲以安稳。这让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的:“我将只是萎谢了。”一语成谶。

张爱玲的所有喜剧,都有这样一层淡淡的悲的底子,所以她的喜剧并不肤浅。(反而她写的悲剧和正剧,如《魂归离恨天》、《小儿女》、《一曲难忘》较为普通。其中我认为以《魂归离恨天》最差,因为充满了张爱玲气质中所不喜欢的激烈的情节和人物情绪。)

但如果说有什么绝对可以证明张爱玲作为文学家参与电影的不同,那就是她有着如《金瓶梅》、《红楼梦》和中国古典戏曲一样的对人物的悲悯。

她的小说名,当然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戏曲对她的影响,《金锁记》、《连环套》、《鸿鸾禧》自不必说,完全和京剧名相同,连《十八春》也是取材自京剧《红鬃烈马》王宝钏苦守十八年的故事。中国小说优秀的那些中庸和不激烈的批判,深深塑造了张爱玲小说和剧本中的人性。

在她的电影里,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每一个人都活生生,有着他们的困难、光辉和烦恼。她写的《六月新娘》中爽利的舞女白锦、芒,《桃花运》中的一号服务生、瑞菁,《南北一家亲》中的小丑一样的父亲们,那些世俗中带有光辉的角色,令人觉得张爱玲的了不起。

这种价值观和刘别谦、小津安二郎、卓别林、蒙塔贝尔也都一脉相承。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说小津的电影执着表现“日本家庭制度是如何崩溃的”,那么张爱玲的所有喜剧电影,几乎都是展现“一个家庭是如何经历崩溃又重新融合的”。她和小津安二郎是相反相成。他们在电影中都透露出自己的悲观,然而他们的电影,又不是单纯的悲哀和开心,而是笑中有人生的酸楚,是看透了还要继续下去。

正如《东京物语》中的原节子笑着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啊”。《桃花运》中的丁香爱钱,曾经的情敌瑞菁却为她开脱,对她的男友说:“她爱你的心并没有变,那是她年轻糊涂,你原谅她吧。”

可以这样说,在张爱玲的剧本中,除了她有着精巧的设计、生动的语言、人性的悲悯、娴熟的电影剧本创作技巧以外,正如刘别谦有着“刘别谦笔触”,我们也偶尔可以看到“张爱玲笔触”,但是她绝不会代替角色说话。“我没法跟回忆竞争”这样的话,《小儿女》中的秋说出来,我们丝毫不觉得她不该说。可是她又是张味的。

相比较她的小说,张爱玲的剧本是张味最少的,但是骨子里却有着一样的气质。这些剧本告诉我们,在去掉了晶莹剔透的形容和人物文学味的刻画之后,张爱玲仍然是张爱玲。她的气质不曾磨灭,甚至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喜剧天分——那在生活困境中发出的人生笑声——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可以做到。


尾声——开得满满的的牡丹花

在这个逼仄又广大的香港房间,在我经过了艰难的抉择和惊吓之后,我看到这些憧憧人影和轰轰的声音在我脑中开战,纷纷扰扰说出我对于她电懋时期电影的观感。同时,我也感到整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的张爱玲向我扑面而来。

房间的灯忽然亮了,整个世界也仿佛都亮了起来。张爱玲穿着一件白底黑花缎子袄料滚三道黑白边的旗袍,盈盈地,倚门站在那里。“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她侧目含笑,是一朵开得满满的牡丹花。

也是张爱玲喜欢的《金瓶梅》里对孟玉楼的描写:“行动时香风细生,坐下时淹然百媚。”

而我,却不敢走上前去,我的耳边好像响起《情场如战场》的主题歌:“情场如战场,战场长又长,你若想打胜仗,战略要想一想,你若要打败仗,最好是先投降。”人生这样的战场,张爱玲先生是输了还是赢了?

我只知道,她的剧本是在她经历了情伤、去国、挫败、病痛之后,于小说这朵奇葩之外长出的另一株异草——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它。

“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

此时,或许,我书房里两个浅黄色柱状的皱纸灯,也还在那里轻轻晃。而我,也可能还是在那里睡着。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幻象。

是张爱玲先生引用过的一句话:“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不过,张爱玲先生,在这深紫色的洞窟,谢谢让我见到你。


=====
2014-11-19 22:0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