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一个符号修辞分析

by 赵毅衡

摘要:不可靠叙述,是叙述学的最关键问题,有关问题却辩论了六十年没有辨清。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是“事实性”叙述(历史、新闻、广告、预言等)能不能不可靠?叙述不可靠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与道德上的距离,而不是叙述与“客观事实”的距离。隐含作者是作者人格的替代,而事实性叙述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人格合一。因此,事实性叙述只可能不真实,或不可信,却不可能“不可靠”。这是符号修辞学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德国“后经典叙述学家”纽宁(Ansgar F. Nünning)是德国吉森大学教授,研究叙述的不可靠性的专家。[1]他在近年一篇具有关键意义的文章中提出:“不可靠叙述并非只限于虚构叙述,而是在各种不同文类、媒介和不同学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2]在此文另一处他特别指出应当研究“在法律和政治中使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现象”。[3]

自从纽宁2005年发表此说以来,没有人反驳他的“泛不可靠”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源远流长,虽然没有人像他那样作斩钉截铁地声言。[4]自纽宁之后,许多叙述学家也同意这个观点,例如申丹在欧洲叙事学会的《活的叙述学手册》(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网页上的长文“不可靠性”中说:“虚构叙述的不可靠,不可能来自作者的错误与能力不足,而在非文学的叙述中,叙述者不可靠性经常是作者的局限性所致”。这观点与纽宁是一致的:非虚构的事实性叙述,也可能出现不可靠叙述,[5]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实际上“新闻的不可靠叙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已经经常使用。例如这样一篇严肃的论辩文字:“震灾报道:谁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此文说:“汶川地震延续至今,我更倾向于认为:可靠的震灾报道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们并不存在,而原因在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云集……基于不可靠的叙述,汶川地震史排斥了我们”。[6]在此类讨论中,“不可靠叙述”成为关于“新闻真相问题”讨论的关键词。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不可靠叙述”概念的一种严重的误用。

本文希望不是在空谈理论:关于各种体裁叙述“不可靠性”的误解,已经遍布中西叙述学界,甚至已经流传到学界之外,成了一个急待符号修辞学辨清的问题。

1. 叙述不可靠性的定义

不可靠叙述,是推动当代叙述学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概念。叙述学一百年的历史,每个阶段都围绕着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发展。早期与中期的俄法派,从普罗普到托多洛夫、巴尔特和格雷马斯,注意力集中于情节规律;早期英美派,从亨利.詹姆斯到福斯特,一直集中于“视角”问题。五十年代末布斯的《小说修辞》提出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关键概念,但是经典叙述学的集大成者热奈特,在他七十年代的名著《体格》(Figure)三部中,[7]依然保留着法国派的传统,拒绝讨论英美派提出的不可靠叙述问题。[8]

可以看出,虽然布斯把这两个概念当作叙述修辞问题提出,法国派看出这个概念基本上落于解释范畴中。而法国派的注意力集中于文本,不愿走向文本解释这样过于开放的问题。但是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如果不接受它,实际上叙述学就不能推进。法语叙述学此后进展甚少,不得不说于此态度大有关系。而德国与北欧叙述学界成为“后经典叙述学”的重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不可靠问题当做叙述学的关键,由此形成了学派:讨论不可靠叙述的“修辞学派”,是坚持“布斯方向”的美国叙述学家发展出来的,而德国的塔马尔.雅可比(Tamar Yacobi),纽宁夫妇(Vera & Angsar Nünning)和富路德尼克(Monica Fludenik)等人,发展出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认知学派”,这两种角度实际上相辅相成。

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广义的符号叙述学,亦即是所有用来叙述的符号文本通用的叙述学。当我们贯通所有的叙述文本,而不像经典或“后经典”叙述学那样坚持以小说为中心,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讨论了半个多世纪的老问题,会显示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新面目:有些方面可以变得非常清晰;而有些被认为很简单的方面,则会变得相当复杂。

可以说,一个叙述主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叙述文本的总纲。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叙述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文本中,组成叙述主体的各种“人格身份”拒绝合作,都不愿按照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来显示自身。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本中各种表意身份,而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主体,即作者或读者。文本表意人格与这些实在主体之间,会有很重要的关联,在叙述分析中,必须把这两各范畴分辨清楚。

任何一个表意的文本,都具有某种身份:不是表意人采取的身份(例如作家身份,导演身份),而是凡文本必然具有的“文本身份”。文本身份,是符号文本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联系。各种符号文本的身份,严重地影响符号的表意。一段文字,“文本身份”可以是政府告示,宣传口号,小说的对话,网上的帖子,文字和内容可能大致相似,意义却有极大不同:文本身份实际上是发出者与接收者建立意义交流的合同。反过来,如果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几乎无法表意:没有神圣身份的经书,不是圣经;没有四书身份的《春秋》就缺少微言大义,只是“断烂朝报”;[9]没有交通指挥身份的红绿灯无法要人服从;没有学校权威的铃声无法让学生回到课堂上去;没有帝王墓碑身份的“无字碑”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刻上字的碑石,并不藏有说不尽的秘密意图。文化中的符号文本身份之多种多样,比文化中的人采用的身份更复杂多变。

而本文要讨论的两个关键性的文本表意人格身份,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不可靠,实际上是叙述者不可靠(narratorial unreliability)。叙述者可能对谁不可靠?只能是对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使各种声音各种价值观共存与同一文本,这种努力反而使各种身份之间不和谐关系更为突出,而其中最容易“犯上”的,是叙述者:观察叙述者的声音是否“可靠”,也就是说,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是叙述分析的关键。

一旦叙述者说出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出现叙述者对隐含作者不可靠。[10]必须强调说明:不是所叙述的故事内容对读者来说不可靠(例如说谎、作假、吹牛、败德等等),叙述者不可靠是叙述的一种形式特征,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叙述可靠性,并不是故事可信性,虽然这两者经常会有所重迭,但是两者必须分清,因为许多争议来自两者的混淆。叙述者不可靠是对与隐含作者而言,是两个文本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讨论的出发点,是全文必须反复回顾的底线定义。

2. 如何确定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说清这一点,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必须明白隐含作者如何确定,甚至叙述者如何确定,才能明白两者是否冲突。而两者的确定方式,会引发更多争议。本文并不想过于卷入确定这两个人格的细节讨论,因为已有别的文章处理,下面只是做一个介绍。

先讨论如何确定叙述者:在符号叙述学看来,叙述者不一定是人格化,而是可以框架性质呈现,实际上在任何叙述中,叙述者都是框架-人格二象:在框架里“填充”人格。但是对于不同叙述体裁,会较多地以某一象呈现。按叙述者的形态变化,各种叙述体裁可以分成五个类别:

一.“实在性”叙述(历史、新闻、庭辩、汇报、忏悔等),以及拟“实在性”叙述(诺言、宣传、广告等):人格性最强,叙述者与执行作者人格合一;

二.书面文字虚构性叙述(小说,叙事诗等):框架叙述常被称为“第三人称叙述”,人格叙述常被称为“第一人称叙述”,每一篇文本两者混杂方式不同;

三.记录演示性虚构叙述(电影、电视等):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合一,但是框架为主;

四.现场演示性虚构叙述(戏剧、网络小说、游戏、比赛等)叙述者表现为框架,但是要求受述者参与,成为填充框架的人格;

五.心灵“拟虚构性叙述”(梦、白日梦、幻觉等):叙述者表现为框架,从受述者接受的文本或许能窥探到叙述者人格。

这五种分类,要求五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叙述者:五种体裁大类的排列,从叙述者极端人格化,到极端框架化。[11]这个基本的识别叙述者的方案,决定本文的论证方向:不同类型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一致或冲突的方式会很不一样。应当说,事实性的叙述的情况最为整齐,叙述者充分人格化,因为与写作时的“执行作者”完全重合,[12]两个人格之间没有距离。

要确定隐含作者可能更困难一些:隐含作者,是体现叙述作品的价值观的文本人格,叙述学对这个概念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个人格,究竟是作者创造的,还是读者从作品中推导出来的。1962年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中提出这概念,半个世纪过去,至今叙述学界无法摆脱这个概念,却也一直没有把它讨论清楚。甚至布斯本人在85岁高龄去世前最后一文中,依然要为此概念的必要性作自辩。[13]

布斯明显把它视为作者创造出来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创造的不是单是一个理想的、没有个性的‘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隐藏’起来的自己……对于一些作家来说,他们似乎在自己的创作中会创造或者再发现他们自己”[14]布斯还进一步解释说:“‘隐含作者’会为读者挑选他们的阅读内容,这种挑选也许有意,也许无心,而读者也会把这位作者看做一个理想的,文学化的人,它体现着真实作者的另一面。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选择之后的总和”。[15]这样的隐含作者,是作者用来替代自己的一个实际身份,实为作者的“第二人格”,或者可以称为文本产生时的“执行作者”。

隐含主体到底是否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格?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论辩清楚:布斯一直坚持“人格论”:隐含作者与生产文本时的作者主体(可以称为“执行作者”)重合。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在文本生成时,具有充分的实在的主体性,哪怕是暂时的主体性。这样隐含作者就有了真实的自我作为源头,但是隐含作者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作者用他的人格的一部分创造出来的。

从布斯的这段话里还点明了:同一个的作者可以创造不一样的隐含作者,每一部叙述文本,各有不同的隐含作者;作者为不同叙述文本创造一个特殊的隐含作者,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因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理想化选择的结果。作者本人可以改变想法,对自己的作品“悔其少作”,甚至检讨说“当时被私心蒙蔽”。但是写作时作者写进文本里的人格,用以支持整个文本价值观的人格,就是是他当时的人格,或者其一部分。

由于此说出于《小说修辞》一书,而且布斯的学生,美国叙述学家费伦等人坚持发展这个路线,此种观点被称为确定隐含作者的“修辞方式”。不可靠叙述成为作者设定的一个特殊的修辞手法,类似比喻手法,用来把叙述弄得别开生面,更能吸引读者。如此理解不可靠叙述,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形成默契,审视叙述者。

但是布斯已经感到可能有另一条途径确定隐含作者,虽然布斯整体论述并没有倾向这第二方案:“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但包括我们从所有人物的行动与受难中提取的意义,还包括了其中隐藏着每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16]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读者,读者可以自行从叙述的情节中“提取意义,道德与情感的因素”,组成这个人格。因此,纽宁认为布斯的定义含糊不清:“无法解释叙述者的不 可靠性在阅读过程中是如何被理解的…..事实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由读者决定的” 。纽宁进而提出:“与其说不可靠性是叙述者的一种性格特征,还不如说它是读者的一种阐释策略” [17]

此种确定不可靠叙述的方式,是读者从文本里读出一套价值观,而把这套价值观归纳起来,放在一个文本人格中,查特曼曾经把这个人格称为“推测作者”。[18]九十年代后,后经典叙述学者从认知叙述学角度扩展这种论辩,这种建构的隐含作者的方式就被称为“认知方式”。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冲突就不再是作者用的修辞手法,而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方式。隐含作者取决于文本品格,是各种文本身份的集合。这样找出的主体,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拟主体的“文在”(texistence)。[19]

至今,隐含作者只是(小说或电影的)叙述学研究中一个概念,从符号学来说,这个概念不限于叙述,任何文本中,各种意义与价值,能够集合而成一个“拟主体”。只要表意文本卷入身份问题,而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体集合,就必须构筑出一个作为价值集合的“隐含发出者拟主体”,即“隐含作者”。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所有的符号文本,这时候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

一旦采取“认知方式”归纳隐含作者,不可靠就从叙述者与作者的关系,变成叙述者的价值观,与读者对经验世界“正常性”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是读者读出文本意义过程的关键一步。当然,这就牵涉到如何确定“读者”,这个复杂问题此处无法详细讨论。笔者的立场大致认同卡勒的“自然化”(Naturalisation):“就是把一个文本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的、自然的话语类型”。以及费许的“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我们的阅读都是文化上被构筑的,认同这个文化,就大致上遵循其理解方式”。

无论如何,社会性的读者,比几乎完全个人化的作者容易确定。

3. 事实性叙述能够“不可靠”吗?

在理想的批评操作中,“执行作者”与“归纳作者”应当合一,但是要做到这个理想状态几乎不可能。从认知路线得出的“归纳作者”,比修辞路线得出的“执行作者”更加方便。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是一个说辞滔滔但是没有悔意的杀妻犯自白。此书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有没有距离呢?契诃夫初读时赞不绝口(可能认为是这位自白叙述者是不可靠的,隐含作者反对这种不道德的嫉妒)。后来他读到托尔斯泰“后记”,发现了托尔斯泰写作是的想法,也就是知道了“执行作者”想表达的价值观(“音乐和女人都是危险的”),于是认为托尔斯泰此小说“傲慢愚蠢”。我个人的看法是:托尔斯泰本人写下的“创作动机”不算数,“归纳作者”明显反对“我”的杀妻冲动。我不是说托尔斯泰的“后记”是撒谎作假,而是说艺术家本人并不一定完全清楚自己作品的意义/价值所在,契诃夫用不到因为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改变自己对此作品的理解与评价。

本文的论述方式。也倾向于从文本中归纳(而不是从作者的修辞意图)得出隐指作者。在不同体裁的文本分析中,有些容易得出修辞性的“执行作者”,有的容易得出认知性的“归纳作者,二者都是有效的隐含作者。例如,在分析所谓“事实性叙述”时,“执行作者”方式比较容易理解。

叙述研究首先遇到的最基本分野,是虚构性/事实性(非虚构性)。“事实性”与“事实”完全不同:“事实”指的是内容的品格;而所谓“事实性”指的是对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联方式,即接收人把叙述人的表意看作在陈述(叙述者心目中的)事实。这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内容不受叙述过程控制,要走出文本,用经验直觉,或用文本的“证据间性”才能验证,[20]而理解方式,却是叙述表意所依靠的最基本的主体间性。我们并不要求事实性叙述必须讲述“事实”,只能说它期待接受者理解它是“事实性”的。

既然不可靠性是叙述者与隐指作者之间的冲突,而事实性叙述,例如历史、新闻、庭辩、汇报、忏悔等,以及拟事实性叙述,如广告、诺言、预测、算命等,叙述者与执行作者两个人格完全合一,两者之间不会有距离,因此,事实性叙述就不可能不可靠。每一个作事实性叙述的人,必须对自己的叙述负责,因为他既是叙述者,又是作者。事实性叙述,是作者本人一个人格承担责任,例如纪录片的叙述者就是摄影师的第二人格,新闻的叙述者就是记者的第二人格,法庭作证的叙述者就是见证人本人的第二人格,广告的叙述者就是广告制作播出团队的第二人格。

叙述的“事实性(非虚构性)”,是叙述体裁理解方式的模式要求。法律叙述,政治叙述,历史叙述,无论有多少不确切性,甚至虚假性,说话者是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编制叙述,接受者也按照非虚构性的要求重构叙述。但是既然是事实性的:叙述主体必须面对叙述接受者的“问责”,要在这点上撇清是否有意作伪。说某人撒谎,就是因为有关的叙述是“真实性”的。凯撒的回忆录式历史著作《高卢战记》用第三人称写自己:给人叙述客观性的印象。取得了叙述的几乎绝对的“可靠性”。实际上原是给罗马元老院的报告,后来才集合为历史书。不是说凯撒用第三人称就肯定完全说实话,没有美化他的征服者英雄形象,而是这种文体就必须是绝对可靠的:叙述者说的意思,就是构成隐含作者的价值。

1852年,普鲁士当局制造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评论说:“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法庭为了面子也不能不要求证据,法庭本身已经站在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法庭面前”。[21]既然成为庭辩叙述,一种事实性叙述,那么作者-叙述者就得接受询问并提出证据,因为在身份上无处逃遁。同样,在牧师面前,一个人绝对不可能说“我代某人忏悔”;在特殊情况下,揭发人害怕打击报复,可以“匿名揭发”,但是他依然是叙述者又是作者,他只是不亮出身份,他不可能代替别人做揭发。

不可否认,大量的坦白忏悔是作假,大量的历史或新闻也是作伪,大量的承诺是欺骗。正是因为这点,从学者到一般使用者都误以为事实性叙述可以有不可靠性。的确,这些叙述体裁的事实性,成了撒谎的保护伞,但是没有事实性这个题材规定,撒谎就不可能撒谎:谎言之所以可以被称作谎言,正是因为它是“事实性”的,而它们再撒谎,叙述者依然是可靠的。

新闻本身必定是可靠叙述,因为叙述者表达的意思就是隐含作者的意思。而新闻是否可信,则是读者对新闻作者(对其道德,品质,诚实度等)的质疑。法律与政治叙述不可能不可靠。在事实性叙述中,叙述者与作者合一,两人之间没有距离,只能说整个叙述是理解有误,违背事实,有意说谎,甚至道德沦丧。但是这些也就是文本的隐含作者的价值观:隐含作者就是如此道德有问题的人格,叙述者对这样的隐含作者而言,没有任何不可靠。申丹以自传为例子分析所有的“非虚构叙述”,申丹的补充说明是:“非文学叙述”之不可靠,原因往往是作者能力不足(limitations),往往造成叙述在事实(facts)上的误报或低报(underreporting),因此非虚构叙述的不可靠,需要“文本外”(extratextual)的比较,即是与客观事实,或其他文本比较,才能发现。她的意思是,只要自传的作者违背事实有意“把自己的经历虚构化”,就会形成不可靠,因为已经不是事实。申丹认为许多叙述学家都同意:一旦虚构成分进入非虚构叙述,非虚构叙述就可能不可靠。[22] 但同时,申丹引述费伦“自传(以及其他非虚构叙述)的隐含作者即叙述者”,两个人格“合一”(collapse)。[23]她可以看到,这种人格合一,就使她在同一篇文章中定义的叙述不可靠(“叙述不可靠即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24]成为不可能。

那么如何理解犯人“翻供”?证人“承认作假”?正因为原供词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忠实于当时的“执行作者”的行骗意图),他这次才能“翻供”,不然无供可翻。例如他如果写的是虚构小说,就不存在翻供问题,改变观点后可以另写一本,却无法说原先那本“是假的”。犯人一旦翻供,翻供中的叙述者也是忠实于此刻的执行作者(“重新做人”的价值观,或“进一步搅混水”的意图)。

这点听起来似乎复杂,实际上并不难懂:纽宁所说的所谓事实性叙述的不可靠,应当是“不真实”(untruthful),或不可信(untrustworthy),是读者有关内容的判语;而叙述不可靠,是叙述文本能让读者能穿透自身,找出文本真正意义的品格。同样的观察方法,可以用到纪录片,电视直播等的事实性叙述:例如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的纳粹党纽伦堡大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f des Willens, 1934),影片歪曲真相,但影片的叙述不可能不可靠,因为叙述者的表意,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歌颂纳粹”。

新闻也可以充满讥讽,此种新闻叙述的隐含作者,价值观也是否定的,与叙述者人格是一致的。例如这样一篇新闻评论:“新春罕见地风平浪静,透着捷报须传的喜气。好莱坞柯达剧院的门口不再聚集着游行的示威者,斑斓约丽的领奖台上也没有再响起异见者的抗议声。政治与军事上的强势令美国电影愈发显得气吞山河,而奥斯卡……似乎更绽放出空前夺目的光芒。”[25]

这与真正地不可靠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叙述价值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究竟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我们可以拿《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一段作对比:“原来宝玉生成来的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稍知些事,又看了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红楼梦》的隐含作者对宝玉黛玉的恋爱抱同情的态度,而《红楼梦》叙述者却不愿意在情节问题上直接表态,而宁愿用“反话”评论来引出社会流俗标准造成的张力。一比较就可以明白:上面的大段新闻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一样是反对好莱坞的,因此是可靠的,而《红楼梦》叙述者的这段评论是不可靠的。

这个格局也适用于拟事实性叙述,例如算命、预测、诺言,这些关于未来事件的叙述,事件尚未发生,因此是“拟事实性未来叙述”。作为解释前提的时间语境尚未出现,因此叙述的情节并不是“事实”;但是这些叙述要接收者相信,就必须讲述未来的事实性:叙述者就是执行作者本人:正因为作者用自己的“人格”担保,而且听者也相信预言者的人格-----相信算命者的本领,相信预言者的能力,信任许诺者的人格-----才会听取他们的叙述,而且信以为“真”。

4. 局部不可靠

本文上面几节讨论的是整个叙述文本之可靠与不可靠。使问题复杂化的是: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并不一定会延展到整个文本,经常可以在整体可靠的叙述中,看到个别词句,个别段落,文本个别部分表现出“局部不可靠”。这样的话,叙述者就会一会可靠(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一致)一会不可靠(与隐含作者价值观不一致)。

至今没有读到叙述学者讨论过这个局面,虽然某些学者讨论的叙述不可靠,明显是局部性的。费伦(James Phelen)讨论石黑一雄小说《长日回光》中的不可靠叙述,分出“事实/事件轴”,“价值/判断轴”,“知识/感知轴”三条轴线上的不可靠性,都是一些片段中的不可靠。[26]但是这正是不可靠叙述变得很复杂的原因所在。例如《红楼梦》叙述者并非不可靠,整部小说的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一致。但是这部小说充满了局部不可靠。上一节引用的那段就是个佳例:此种不可靠不是《红楼梦》叙述者的贯穿性做法。而整体性不可靠的小说在现代与后现代作品中非常常见,但也只出现于虚构性(非事实性)的小说或电影中。

局部不可靠在事实性叙述中也会出现,这就是所谓“反讽笔法”。在新闻与历史中,这种叙述风格不是经常出现,因为会导致误会。一般说,出现这样的句子后,会尽快予以纠正。例如这样一段报道:“针对网友质疑云南红河州政府大楼‘奢华’,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表示,州委、政府等5栋建筑加市民公园,总共才花4亿多,比预算少花近12亿元。”这里的关键是“才”花4亿多。下面的报道,就在这个字上做出符合隐指作者价值观的叙述:“实话说,伍皓的‘节俭说’并不离谱:在国内,政府大楼极尽奢侈,已是蔚然成风,算不上什么新闻;而政府楼稍显简陋,便能引起舆论追捧。以至于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炮轰:‘政府的大楼太漂亮了,我跑了很多国家,跟国外形成了太大的反差’”。[27]所以事实性叙述的局部(上面这段新闻中宣传部长说的部分)不可靠,没有破坏整体可靠性:就全篇来说,此新闻叙述依然是可靠的。

局部不可靠性延长到一定长度的,情况就会复杂一些。在事实性叙述中,多见于广告。很多广告讲的故事有意夸张过分,例如说开某个牌子的跑车,就能吸引到美女;穿上某明星代言的跑鞋,打球就像他一样神勇。实际上观者并没有笨到这种地步,他们把这写看作无害的,有意思的夸张,他们允许这样的修辞,但是这就像比喻与象征,叙述者与读者从叙述中最后归纳出来价值观(也就是执行作者广告公司的意图)并没有冲突。观众可以不接受这种过分的夸张,甚至对夸张过度有所反感,却不会认为叙述者在说反话拆台:如果广告把说得天花乱坠地好,“十天见效”,其隐含作者的价值就不可能是相反,不可能是“一心减肥是愚人愚行”。因此,广告的夸张是顺势的,正方向的。

哪怕广告看起来是明显的不可靠叙述,即所谓“自贱广告”,貌似说反话、丑话,不雅话,接收者乍一看以为错了,眼睛一亮,就会特别注意,广告招牌就产生了欲擒故纵效果:“天天精彩,要你好看”是电视广告; “不打不相识”是打字机广告;理财产品广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酒吧广告:“情人节到了,别便宜了那小子”。但是这样的不可靠会在关键点上,即商品信息前打住: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必定是说商品好应当购买,不然不成其为广告。此时广告叙述之局部不可靠,是说服读者明白商品之好。

广告的释义开放程度是有限的:它必须保证接收者不弄错劝说购买商品的意思:它的隐指作者价值观恒定不变,任何理解偏差,都会被出现在广告的商品“尾题”(End Title)[28]所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广告可以用相当长段的“局部不可靠叙述”,但整体上依然是可靠的:商品是广告最牢靠的“事实性”锚固点,广告文本的某些局部可以成为罔顾事实性的“半虚构体裁”,其局部不可靠可以延展到几乎整个文本。但是就广告文本的整体而言,它依然是事实性叙述,依然是一种不可能不可靠的叙述体裁。

广告如此,其他事实性叙述就更是如此,这是文化的体裁规定性所致,凡是事实性叙述,不可能有例外。本文开头,纽宁建议研究“在法律和政治中使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现象”,这个任务恐怕不可能完成。我这说法不是对律师和政客的品德判断,在这两批人中,撒谎者可能超过别的人群。但是他们能撒谎,正是因为诺言和庭辩是事实性叙述。

至于本文导言中提到申丹的观点:“在非文学的叙述中,叙述者不可靠性经常是作者的局限性所致”。也就是说不可靠叙述可以有“(无能力者)无意为之”和“(有能力者)有意为之”分,只是她认为这种情况只限于“非文学”叙述,也就是新闻这样的事实性叙述。但是这个逻辑一成立,虚构性叙述同样可以出现“能力不足不可靠“。有论者就认为前者是叙事者价值观和判断力存在问题,即所知有限或力所不及造成的,因此是非策略性的;而后者是具有策略性的建构行为。前者是误导性叙述,给受众造成误识和误读;后者是不充分叙述、迷宫叙述等策略性叙述,给受众自为的阐释空间。[29]

而笔者主张坚持本文开头所引申丹的意见:“叙述的不可靠,不可能来自作者的错误与能力不足”。申旦认为这只属于“虚构”叙述,本文检查各种不可靠叙述,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永远是计算周到的修辞策略。一个无能或无德的新闻记者写的报道,一个无能或无德的小说家写的故事,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两者都体现出“缺乏观察或道德能力”:缺乏正常的观察能力,写出的文本是“不可信”的;缺乏正常的道德能力,写出的文本是“不可取”的,但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没有冲突,依然是可靠叙述。

再强调一遍:凡是“事实性”叙述,无论作者的意义能力,或道德价值有什么局限,他在发出文本的时刻,与文本叙述者是同一人格,两者不可能冲突。由此产生的文本,很可能不可信,很可能“不真实”,很可能“不可接受”,但不会形成“不可靠叙述”。

来源:《福建师大学报》“符号修辞专辑”2013年1期
2014-11-30 22:1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