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

by 申丹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叙事研究者对叙事进程产生了兴趣,进入新世纪以来,叙事进程成了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当前,西方叙事文学界对叙事进程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

美国文评家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 1984年出版了颇具影响的《阅读情节》一书,为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叙事进程的探索作了重要铺垫。这本书是对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种回应。布鲁克斯认为叙事学的分析模式揭示了在传统批评中被忽略的结构关系,给人以较大启迪。但是,叙事学的分析模式过于静态,不利于分析情节运动。他借鉴精神分析的方法,将叙事视为阅读过程中,文本“内部能量、张力、冲动、抗拒和愿望”构成的动态系统(Peter Brooks xiv),着力于探讨连接叙事头尾和推动中部前行的力量。八十年代末,美国修辞性叙事批评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出版了《阅读人物、阅读情节》一书,与布鲁克斯类似,他将叙事视为一种进程,但没有沿着精神分析的轨道走,而是借鉴叙事学关于故事内容和话语表达的区分,将叙事进程的基础界定为故事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以及表达情节的话语层次的“紧张因素”。费伦在1996、2005和2007年又出版了三部独立撰写的专著和一系列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叙事进程。由于费伦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叙事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他对叙事进程的探讨引发了不少学者的跟进。以色利的叙事研究也很出色。以色利叙事理论家梅尔·斯滕伯格(Meir Sternberg)九十年代以来聚焦于叙事进程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长篇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世纪之交,美国叙事学家布赖恩·理查森( Brian Richardson)主编了《叙事动力:论时间、情节、结局和框架》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英国叙事文体学家迈克尔·图伦( Michael Toolan)在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的叙事进程》一书中,采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对叙事进程展开探讨,分析作品的文字选择如何在阅读过程中引起读者的悬念或让读者感到意外,如何制造神秘感或紧张气氛等。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叙事进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加深了对虚构叙事的探讨,使我们更好地看到文本的运作方式,更好地理解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然而,正如布鲁克斯的《阅读情结》的英文书名“Reading for the Plot”中的定冠词“the”和“plot”所显示的,迄今为止,在研究整个文本的叙事运动时,关注对象是以情节中不稳定因素为根基的单一叙事进程。这延续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叙事批评传统。然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不少叙事作品中,存在双重叙事进程,一个是情节运动,也就是批评家们迄今所关注的对象;另一个则隐蔽在情节发展后面,与情节进程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笔者把这种隐蔽的叙事运动称为叙事的“隐形进程”。这种隐性进程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情节本身的深层意义,而是与情节平行的一股叙事暗流。且以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苍蝇》为例,其情节发展可以概括为:退了休也中过风的伍迪菲尔德先生每周二去一趟老板的办公室,拜访这位老朋友。这次,他告诉老板他女儿到比利时给阵亡的儿子上坟时,看到了近处老板阵亡儿子的坟。伍先生走后,老板回忆起儿子的一生和失去儿子的痛苦。他看到一只苍蝇掉到了墨水壶里,挣扎着想爬出来。老板用笔把苍蝇挑出来。当苍蝇正想飞走时,老板改变了主意,反复往苍蝇身上滴墨水,直到苍蝇死去。老板突然感到极为不幸和害怕,也忘了自己刚才在想什么。这一情节发展围绕战争、死亡、悲伤、无助、记忆、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展开。在这一情节进程的后面,存在一个隐性进程,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可以概括为:在叙事的开头,看上去对情节发展无关紧要的文本成分交互作用,暗暗聚焦于对老板虚荣心的反讽。随着隐性叙事进程的推进,老板中了风的老朋友、整修一新的办公室、女人、老员工、老板的儿子和苍蝇都暗暗成了反讽老板虚荣自傲的工具,构成一股贯穿全文的道德反讽暗流。

那么,这种隐性的叙事进程跟通常所关注的文本的深层意义究竟有何区别呢?我们不妨通过与现有的批评关注相比较,来说明“隐性进程”的独特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隐性进程”与莫蒂默(A.K. Mortimer)所说的表层故事之下的“第二故事” ( second story)之间的区别。表面上看,莫蒂默所说的“第二故事” (Mortimer 278-83)与本文所说的“隐性进程”十分相似,因为根据莫蒂默的定义, “第二故事”是暗示主题意义的一股叙事暗流,只有看到了这股暗流,才能达到对作品较为全面和正确的理解。而实际上, “第二故事”与“隐性进程”有本质不同。莫蒂默为“第二故事”所举的主要实例来自莫泊桑的《11号房间》。在作品的结尾,阿芒东法官的太太与情人的私通被一位警官发现。这位警官放走了他们,但他“并不谨慎”。次月,阿芒东法官被派往它处高就,并有了新的住所。读者会感到困惑不解:为何阿芒东会被提升?阿芒东本人并不明就里。莫蒂默认为“只有第二故事才能提供正确的答案”。在作品的叙事运动中,第二故事藏在警官的不谨慎和阿芒东的提职和乔迁之间:警官告诉了阿芒东的上司阿太太的婚外情,而上司据此占了阿太太的便宜,欲火旺盛的阿太太让这位上司心满意足,作为对她的奖赏,上司提拔了阿芒东。读者必须推导出第二故事才能理解此处的情节发展——理解太太私情的暴露与丈夫升迁之间的关联。莫蒂默提到的其他的“第二故事” ( Mortimer 283-93)也是叙述者没有讲述的一个“秘密”,读者需要推导出这个秘密来获取完整的情节发展。这种“第二故事”与“隐性进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区别。首先,第二故事位于情节中的某个局部位置,而隐性进程则是从头到尾持续展开的叙事运动。其次,构成第二故事的婚外情、谋杀、乱伦等事件是情节发展本身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隐性进程则是与情节并行的另一个叙事运动,在主题意义上往往与情节发展形成对照关系,甚或颠覆关系。再次,第二故事是情节中缺失的一环,读者会感受到这种缺失,从而积极加以寻找。与此相对照,隐性进程是显性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不影响对情节发展的理解,因此读者阅读时往往容易忽略。此外,作为“秘密”的“第二故事”一旦被揭示出来,就显得索然无味了,而追踪发现“隐性进程”的过程则伴随着审美愉悦感的逐步增强和主题思考的不断深入。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玛丽·罗尔伯杰(Mary Rohrberger)所提出来的另外一种深层意义。在《霍桑与现代短篇小说》一书中,罗尔伯杰区分了“简单叙事”(simple narrative)与“短篇小说” ( short story),前者的“所有兴趣都处于表层”, “无深度可以挖掘”,缺乏象征意义(Rohrberger 106)。而后者则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罗尔伯杰给出的一个实例是曼斯菲尔德的《苍蝇》,其情节发展富有象征意义,苍蝇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象征”(Rohrberger71)。表面上看,罗尔伯杰所探讨的这种深层意义跟“隐性进程”十分相似,因为这种深层意义不仅丰富了文本的主题表达,而且也使读者的反应更加复杂。但实际上,这种深层意义跟隐性进程相去甚远,因为它涉及的是情节本身究竟是否具有象征意义。而隐性进程则是与情节并行的一种叙事运动。就曼斯菲尔德的《苍蝇》而言,笔者所说的隐性进程是情节后面的一股叙事暗流,它围绕老板的虚荣自傲持续展开道德反讽,与情节的象征意义无关。罗尔伯杰也探讨了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她认为这一作品属于简单叙事,其情节成分均围绕谋杀和最后的恐怖效果展开,无暗含意义,因此缺乏价值(Rohrberger120-21)。与此相反,笔者认为这个作品很有价值,因为在情节后面,有一个围绕主人公的虚伪和自我谴责展开的隐性进程,构成贯穿全文的微妙戏剧性反讽。

让我们再看看“隐性进程”与马什(K.A.Marsh)所说的“隐匿情节” (submerged plot)有何区别。在美国《叙事》期刊2009年第1期,马什提出了“隐匿情节”这一概念。她认为奥斯丁的《劝导》中有一个表面情节,围绕安妮与温特沃思的最后重新走到一起展开,另外还有一个隐匿情节,围绕安妮对母亲快感的追寻展开。表面上看, “隐匿情节”与“隐性进程”十分相似,因为涉及的都是表面情节背后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叙事运动,而实际上两者有较大差别。首先,“隐匿情节”涉及的是像安妮的母亲的性快感这种“不可叙述的事”(出e unnarratable),而“隐性进程”则不然。其次,“隐匿情节”为情节发展本身提供解释,构成人物在情节中行动的一种动因。由于《劝导》中对于安妮的母亲着墨不多,以往的批评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母亲的经历对安妮与温特沃思爱情故事的影响。正如马什所强调的,只有把握了安妮与其母亲经历之间的关联,才能较全面地理解她与温特沃思爱情故事的发展。与此相对照,笔者所说的隐性进程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在更大的程度上独立于情节发展。一种以《苍蝇》为代表,其情节聚焦于战争、死亡、悲伤、无助、记忆、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而其隐性进程则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围绕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反讽展开。在主题意义上,这一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相互独立,基本不交叉,但两者又互为补充,共同为表达作品的主题意义做出贡献。 《泄密的心》也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隐性进程对显性情节构成一种颠覆关系。有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如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其显性情节围绕女主人公的个人性格弱点展开,而其隐性进程则围绕父权制社会对女主人公性格的扭曲展开。有的则是完全颠覆,如凯特,肖邦的《黛西蕾的婴孩》,其显性情节是反种族主义的,而其隐性进程则是一股种族主义的暗流,与显性情节的种族立场完全对立。

无论是属于补充性质还是颠覆性质,小说中的隐性进程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反讽性。上文提到的《苍蝇》、 《泄密的心》、 《启示》中的隐形进程都具有反讽性。那么隐性进程的反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反讽又有何区别呢?我们知道,通常的反讽有两种基本类型:“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前者涉及词语的表面意思和说话者意在表达的意思之间的不协调(如在雾霾天说“今天空气真好!”)后者则涉及行为预想的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不协调(如以豪言壮语出征,结果一败涂地)。还有一种较为常见的反讽是我们所熟悉的“戏剧性反讽”。笔者曾区分了另一种反讽,即“语境决定的反讽”,其特点是:文字与其所旨在表达的意义协调一致,行为本身也不产生反讽性,但这些文字和行为在特定的语境中则具有隐含的反讽性(Shen 115-130)。这些均为在作品局部出现的反讽,而“隐性进程”的反讽则是作品从头到尾的一股反讽性潜流,且其隐含性也有别于“言语反讽”、“情景反讽”以及通常“戏剧性反讽”的明显性。

就文学批评传统来说,新批评对反讽十分关注。在《理解小说》这部新批评名著中,布鲁克斯和沃伦一再提到小说中的反讽,但他们在“重要词汇”部分对“反讽”的界定相当传统,仅涉及“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在该书正文的分析中,布鲁克斯和沃伦关注的也是情节本身的反讽性。在探讨莫泊桑的《项链》时,他们关注这样的问题:假如女主人公一直不知道首饰是假的,故事还会具有反讽性吗? (Cleanth Brooks and Warren 72)在讨论霍桑的《年轻的布朗大爷》时,他们指出其情节的反讽性立足于人性的双重性( Cleanth Brooks and Warren 73)。这是较为典型的传统上对小说中反讽的探讨,聚焦于情节本身,没有涉及情节后面的反讽性叙事暗流。

在修辞性叙事研究中,从韦恩·布思的《小说修辞学》 (1961)开始,批评家们十分关注“叙事反讽”或“结构反讽”( Abrams and Harpham 166)。这种反讽涉及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但一般是对表达情节发展的叙述之不可靠性的反讽,没有涉及情节后面隐性进程中的反讽。笔者发现,在一些叙事文本中,存在“情节进程”和“隐性进程”两个不同层次的反讽,坡的《泄密的心》 (1843)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该作品的情节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对第一人称叙述者不可靠报道的“叙事反讽”或“结构反讽”。但在其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中藏而不露的戏剧性反讽:第一人称叙述者无意之中进行了自我谴责,文本隐性的叙事运动一直在暗暗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和拓展了作品的反讽,加大了叙述者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距离。因为以往的批评家仅关注情节或情节表达本身的反讽,因此忽略了《泄密的心》中隐性叙事进程的反讽。在有的叙事作品中,情节进程基本不带反讽性,但背后却存在一股贯穿全文的反讽性叙事潜流,曼斯菲尔德的《苍蝇》就属于这一类。

近二、三十年来,关注叙事进程的学者一般都较为关注读者的反应。费伦在2007年出版的《体验虚构叙事》一书中将叙事进程视为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的综合作用( Phelan Experiencing)。我们不妨简要探讨一下“隐性进程”如何使读者的反应更加复杂化。笔者已经提及,隐性进程在主题意义上与显性情节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首先让我们看看颠覆性的隐性进程。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显性情节是反种族主义的,而其隐性进程则是维护和美化种族主义的。隐性进程的立场是反对种族主义的读者所难以接受的。当我们逐渐发现作品的隐性进程时,会对作者的真实立场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批判和抵制,对文本的各种细节产生迥然相异的反应,也会逐渐改变对人物的看法。曼斯菲尔德《启示》中的隐性进程也是颠覆性的,但隐性进程所表达的主题意义则是我们所赞同的。我们逐渐发现这一隐性进程时,也会对文本的相关细节产生不同的反应:在显性情节中,这些细节在我们眼里体现的是人物本身的弱点,但在隐性进程中,同样的细节体现的则是父权制社会对人物性格的扭曲。看到隐性进程,我们就会对人物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同情,也会看到文本的双重反讽,既反讽人物的弱点,又反讽社会力量的压制,而社会因素又是造成人物病态行为的深层原因。

让我们再看看与情节在主题意义上形成互补关系的隐性进程,曼斯菲尔德的《苍蝇》是这一类的典型例证。就这一种类型而言,我们对隐性进程的阐释一般不会影响我们对显性情节的理解。但由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情节发展的单一叙事运动,而是一明一暗的两个并行的叙事运动,各有其特定的主题关怀,因此我们对作品的总体理解会发生变化,会看到两个叙事运动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表达作品的主题意义。隐性进程会揭示出人物的一个不同层面。看到隐性进程,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加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
为了发现情节发展后面的隐性叙事进程,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长期以来,叙事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展开。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对叙事进程的探讨中,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思路。若要发现叙事的隐性进程,我们首先必须把眼光拓展到情节后面,看是否存在一股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并行的叙事暗流。而正因为这是一股“暗流”,我们必须有意加以挖掘,才有可能发现它。

第二,一个作者在创作不同作品时,可能会持大相径庭的立场。我们需要打破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如其人”这种容易对一个作者形成某种固定看法的思维模式。且以曼斯菲尔德为例,批评界普遍认为曼斯菲尔德在创作中不关注社会问题,而是善于抓住一种情感、一个短暂的瞬间来塑造人物和营造氛围。带着这样的阐释框架,就很难发现《启示》这样的作品中,在聚焦于女主人公的情节后面,存在抨击反讽父权制社会的叙事暗流。若要发现这种隐蔽的叙事进程,我们必须打破对作者的定见,以完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作者在创作一个作品时所持的特定立场。

第三,若要发现隐性进程,我们需要同时关注文体特征和结构技巧。叙事批评界往往聚焦于作品的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作者的遣词造句。而作者则往往通过文体选择和结构技巧微妙的交互作用,来创造叙事的隐性进程。若要挖掘隐性进程,我们需要从头到尾仔细考察作者在遣词造句和结构安排上的精心选择,关注文体与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

第四,隐性进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间接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一些看上去琐碎离题的细节组成,因此在阅读时很容易被忽略。我们需要意识到,对于情节发展来说,看上去无关紧要甚或多余的文本成分,在隐性进程中有可能十分重要。当我们发现有的文本成分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足轻重时,不要轻易将其放置一边,而要仔细加以考察,看这些成分是否帮助构成一股叙事暗流。在曼斯菲尔德《苍蝇》的前面部分,病弱的伍德菲尔德对老板和其新装修的办公室的称赞和羡慕、老板的自鸣得意和对办公室新物品的逐一显摆等细节,看上去对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受害、苍蝇的象征意义等展开的情节无足轻重。但我们若仔细考察这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细节与其他文本成分的交互作用,就有可能会发现情节后面反讽老板虚荣自傲的那股叙事暗流。只要逐渐发现隐性进程,相关文本细节就不会再显得琐碎,而会获得主题相关性,其审美价值也会相应显现。

第五,叙事的隐形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地方文本成分的暗暗交互作用。若要发现隐性进程,我们需要仔细考察在情节发展的后面,处于作品开头、中腰和结尾的文本成分是否暗暗呼应,构成一种与情节并行的隐性叙事运动,表达出与情节的主题意义相辅或相左的主题意义。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还需要关注作品不同地方相似的情景是否暗含某种对照。在《黛西蕾的婴孩》中,阿尔芒向黛西蕾求婚时,黛西蕾的白人养父要阿尔芒考虑黛西蕾来路不明的身份(即她可能有黑人血统),这似乎暗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然而,他和夫人在领养黛西蕾时,却根本不在乎黛西蕾的来路不明,而且当黛西蕾被误认为是混血儿时,他们夫妇毫不嫌弃,把黛西蕾当成自己的亲女儿看待。这与具有黑人血统的阿尔芒对“混血”的黛西蕾的迫害形成截然对照。在这一作品中,我们若仔细考察,可以看到在反种族主义的情节后面,从文本开头、中腰到结尾持续存在着这样阴暗的对照: 白人不歧视和压迫黑人,具有黑人血统的人才歧视和压迫黑人,这构成一种隐性叙事进程,暗暗美化白人统治下的奴隶制,并暗暗抨击黑人血统的低劣。

第六,叙事的隐性进程可能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历史语境有关,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拓展到文本之外。就《黛西蕾的婴孩》而言,了解肖邦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作品中那股美化南方奴隶制的叙事暗流。而就《启示》来说,了解曼斯菲尔德创作时中上层妇女沦为男性玩偶的困境,会有助于我们发现作品抨击父权制压迫的隐形进程。

第七,将作品与其它相关作品加以比较,有助于发现作品中的隐形进程。譬如,将《启示》与曼斯菲尔德的《序曲》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作品加以比较,会帮助我们看到《启示》中的隐形进程。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对叙事运动的研究一直围绕情节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展开,历代批评家从各种角度对情节发展的深层意义展开探讨,不断修正或颠覆前人的阐释。但迄今为止,忽略了不少作品中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如果情节后面存在隐性叙事进程,而我们紧紧关注情节发展,就难免会对作者的修辞目的、作品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产生片面或者不恰当的理解,也难以很好地欣赏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需要打破传统框架的束缚,积极探索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以求对叙事作品做出更好更全面的阐释。

《外国文学研究》 2013年05期
2015-01-04 19: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