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的面具与秩序——读《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

by 赵毅衡

读《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作。这本书材料之生动丰富,让人爱不释手,一幅幅民间剪纸的朴拙厚重,几乎有后现代美术的风韵。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当年曾经是个血里流着荷尔蒙的“文青”,哪怕他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训练,而且不辞辛劳,冒着生命危险,在亚马逊森林里做印第安社会的调查,他的头脑依然是感性的,浪漫的。后来汇合成《忧郁的热带》一书的笔记,写得文情并茂,情感沛然,以至于“龚古尔奖”委员们希望这是一本文学作品,可以给法国最高文学奖增色生辉。怀抱着如此敏锐的感觉,面对如此生鲜活泼的奇异文化,列维-斯特劳斯收集了一个人类学资料的大宝库。他占有了一座宝山,只待他说出亚马逊丛林的秘密。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些纷繁复杂的材料,如何从中得出人类文明的规律。直到1941年他作为犹太人逃离法国,在纽约邂逅了语言学家,俄国人雅克布森。下面的故事,是现代学术史上尽人皆知的一个故事:雅克布森闲谈似地告诉他,布拉格学派语言学者从索绪尔符号学发展出来的一些基本想法。列维-斯特劳斯何等聪明人物!一点即通,豁然开朗,突然就明白了他那些人类学材料中,隐伏着一套文明的构筑方式。于是有了《结构人类学》,于是有了《野性的思维》,于是有了《遥远的目光》,于是有了一代宗师,于是他的思想远远溢出语言河道,推动了宏大的二十世纪符号学运动。但是我们读他的书,在冷静的术语之下,我们依然能感到他的诗一般的感性,他对部落文化现象的细腻感觉,他对第一手材料的热情。由此,抽象的思维,在他的笔下成为一段动人的“野性”的理论。

读张淑萍《陇中民俗剪纸的符号学解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作。这本书材料之生动丰富,让人爱不释手,一幅幅民间剪纸的朴拙厚重,几乎有后现代美术的风韵。远离城市文明的细巧腻熟,这样生命力顽强的艺术,传承几千年而不沾历史的尘土,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陇中那块华夏民族熔炉的温度。

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符号,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妆饰,仪式,习俗,风气,多半都是符号,因为它们的意义超出实用之上:它们都是“无用之物”,但是它们是喜庆成为喜庆、生日成为生日、丧葬成为丧葬的原因。没有它们,人类依然能结婚、生子、死亡,但就不是文化式地结婚、生子、死亡,人类就过得不像文明的人,看来我们无法用真面目生存于世,必须给自己戴上面具才有勇气自称文明。对文明的人来说,一切有用的衣食住行结亲打仗,都必须裹在无用的符号里面,不然他们就只是作为缺乏灵魂的动物人而存在。符号使我们存在于一个意义世界里,而不是仅仅活在物的世界上。这些拙朴的民间剪纸,呼喊着,跳动着,要求我们给出一个学理的回答。

这样一说,人类的文明化,似乎是个抽象化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虚拟化的变异。悖论的是,这个过程非常具体,极为具象,符号的形象几乎让人觉得幼稚,像黄土高原的景色那么直率纯一朴实。实际上符号载体本身不需要复杂:复杂的是符号把我们文明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民俗资料,描写民风乡情的书籍,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汗流浃背从亚马逊森林归来时背囊里的那么多材料。但是这些剪纸呼喊着拉着我们,要求我们理解,要求我们解读。张淑萍给出的解读是符号学式的,但却是见解独到的符号学。她此书从陇中剪纸的一个个实例出发,画出了用符号学研究民俗的有效路径。

她的论辩的第一步是:符号是文明的实质,但是符号的具象性,迫使符号指称的对象“退出在场”。“鱼戏莲,鱼象征男性,莲为女性”。我们看得到的只是鱼和莲,我们看不到男性女性,我们知道这是指男性女性,这是社会文化强加给我们的元语言。解读的强制性,好像给文明人戴上了面具:男人有鱼面具,女人有莲面具。

到这里为止,民俗学做得中规中矩。然而,符号并不停留于“一物替代另一物”,符号进一步用自己的神奇力量创造世界,创造事物在世界上发生的可能。符号不仅仅是代替对象出场,符号有能力反过来制造对象。在本书中,就是剪纸作为祈福的灵物的分析:用葫芦创造多孕,用莲创造“连生贵子”,用猴吃桃创造“富贵封侯”。

然而,貌似简单的剪纸,还能进一步创造事物之间的秩序。此时剪纸作为符号,甚至能作为魔物演出巫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本书仔细描绘的“叫魂”剪纸。“陇中叫魂仪式中,剪三个拉手红纸人人,放在孩子睡觉的炕头下,用孩子的内衣粘叫魂人人,粘起来就意味把孩子被吓跑的魂叫回来了”。这就是符号民俗学应该走到的地方。固然,人类学家一直明白这些巫术手法:“用孩子的衣服叫魂遵循的是接触律原理,用剪成人体形状的拉手人人来叫魂,遵循的是相似律原理”。但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这是符号及其解释,创造了文化的元语言。

因此,符号构筑对象,尤其是构筑事物秩序的能力,形成文化体系。构成文化的,不是被符号指称甚至创造的对象,因为土地丰腴,人口繁盛,风调雨顺,事业顺利等等,这些希冀各民族都是相似的,而文化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的不同只能来自符号的不同。列维-斯特劳斯已经说过:“原始思维以对秩序的探究为基础”。而凭着对中华民族成熟之地的陇中民俗的研究,张淑萍很清晰地把这个结论往前推进一步:“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以对秩序的要求为基础”。这是张淑萍这本书最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地方,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值得读的理由。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5-01-13 17: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