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 ——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

by 毕飞宇

选自《钟山》2015年第2期

2001年,也就是14年前,拙作《玉秀》在《钟山》的第六期刊发了。对《钟山》杂志社而言,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小事,刊物编发了一部小说,如斯而已。但是,对我来说,写《玉秀》这件事波折了。写《玉秀》有故事。玉秀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玉秀》是我写作道路上深刻而又清晰的一个脚印。

我要感谢批评家,他们认为我有宏阔的理想,梦想着拥有自己的“文学地理”,这才有了“王家庄”系列。我要老老实实地说,事情不是这样。写《玉米》的时候我的心思非常简单,就是写一个中篇。但是,意外发生了,《玉米》只倒一半,那个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树的后面,在盯着我,目光很不本分。非常抱歉,我这样说有些轻佻了,不像一个作家该说的话。可我必须说出当时的实情:我正和玉米单独相处呢,一抬头,我就看见玉秀了。慢慢地,我和玉秀之间有了可怕的默契,只要一抬头,我总是能够看见她。这个可怕的默契让我也不那么本分了,我的脑海里有了蠢蠢欲动的念头。40多天之后,《玉米》竣工了,我没有调整,没有休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一行字,是初号的隶体字——玉秀。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总是有无限的精力,一点也不觉得累,唯一担心的就是耽搁了。

没头没脑的,我甚至还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年轻的老托尔斯泰迎娶新娘去了,娶回来的却是新娘的妹妹。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有必要交代一下《玉秀》的故事梗概:年轻的玉秀在王家庄被人强暴了,她一个人来到了镇上,也就是大姐玉米的家里。在玉米家,玉秀遇上了大姐夫郭家兴的儿子、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左。日复一日,郭左和玉秀相爱了。但是,玉秀到底是郭左的“姨妈”,在怀有身孕的玉米眼里,这场再正常不过的爱情成了标准的“不伦之恋”。为了阻止“儿子”郭左爱上自己的妹妹,玉米以不经意的方式把玉秀被轮奸的事情告诉了郭左,绝望之中的郭左强奸了玉秀。玉秀也怀孕了。未婚先孕的玉秀在小镇上成了千夫所指的烂货。玉秀一烂到底,哪个女人得罪了自己,她就勾引哪个女人的丈夫。最终,玉秀把一个男人带上了粮库里的菜籽堆,就在他们站在菜籽堆上苟且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陷进了菜籽,玉秀和那个男人一起失踪了。一年之后,人们在清理粮库的时候,粮库的工作人员从菜籽堆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块大疙瘩,一敲,是两具白色的骷髅。

写这样的故事是折磨人的,尤其是写玉秀的死。《玉秀》写了大约三个月,也就是90来天。完稿之后我如释重负。我在第一时间就把《玉秀》交给了《钟山》的贾梦玮。到了这个时候,我的确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计划,我决定写一个三部曲,再写一部《玉秧》。从理论上说,写完了《玉秀》,我应当接着就写《玉秧》才对,可是,我停下来了。我没法开始,我没有办法去接近玉秧。玉秀的模样它挥之不去。在我的写作生涯里头,最艰难、最疟心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玉秀赤裸的身体正沿着菜籽往下陷,越陷越深,直至没顶,最后是她的十只指头。这个该死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放,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玉秀在下陷的时候恐惧么?我在《玉秀》里头刻意回避了这个部分,我没有勇气面对它,恐惧的是我。这恐惧与日俱增。我甚至不敢深呼吸,我的身边全是菜籽。无论是鼻孔还是口腔,只要我做深呼吸,无穷无尽的菜籽就会冲进我的体内。我想把玉秀从我的脑海里赶出去,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非常清晰地知道,玉秀在菜籽堆里,她还活着,赤身裸体的。她身体的内部还有一个孩子。这个透明的、不停地蠕动的胎儿让我寝食难安。我想自负一点说,我的心脏足够有力,即便如此,我也觉得自己就快承受不了了。

写小说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件工作。它适合我。我喜欢虚构。作为一个行为能力不足的人,我喜欢虚拟的世界。我喜欢“在那里”面对现实、面对历史。道理很简单,我只是“坐在那里”就把所有想做的事情给办妥当了。“想像”是零成本的,不费体力,它几乎偷懒。虚构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满足。我对我的工作有自豪感。

但是,玉秀死了。不幸的是,在我的想象里,她依然活着,在挣扎。她的眼睛、耳朵、鼻腔、口腔里塞满了菜籽。是谁让她死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可以心平气和地告诉每一个读者,是那个时代,是小说内部的逻辑。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杀死玉秀的其实是我。我用想像,用语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玉秀送上了菜籽堆,并让她滑落了下去。

在写《玉秀》之前,我在写作的过程中面对过无数的死亡,但是,2001年,我第一次知道作家是可以杀人的;2001年,我第一次知道作家这个职业远不如我“已知”的那样干净。“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许是的对的。但是,玉秀赤裸的、光洁的、怀有身孕的身体在我的想像里挣扎,还有她身体内部的孩子。我突然意识到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脏活,很可能。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我一大跳。必须承认,我没有精神上的准备。它伤害了我的自我认知,它伤害了我的自豪感。

小说家最基本的职业特征是什么?不是书写,不是想像,不是虚构。是病态的、一厢情愿地相信虚构。他相信虚构的真实性;他相信虚构的现实度;他相信虚构的存在感;哪怕虚构是非物质的、非三维的。虚构世界里的人物不是别的,就是人,是人本身。的确,哪怕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说,小说的本质也是人本的。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人际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小说家与他所描绘的人物。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非物质的。他们处在同一个时空里,他们又没有处在同一个时空里。这是一种非常独特、非常微妙、近乎诡异的人际。这种复杂性和诡异性依然和人的情感有关。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爱,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恨。如果说,在现实生活里,人类的爱和恨还有那么一些“现实依据”的话,我要说,虚拟世界里的爱恨情仇要复杂得多、鬼魅得多。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写着写着,你爱了;一个你非常爱的人,写着写着,你不爱了。这有什么道理可讲么?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把林黛玉“往好处写”,从头到尾,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不是”,一个标准的、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但要命的是,曹雪芹越写越爱她;读者越读越爱她,一边爱一边数落她的不是,——你就不能改改么?你要是改了,你又何至于这样呢?我敢打赌,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林黛玉。黛玉太叫人伤心了。

在如此复杂、如此鬼魅的爱恨情仇里头,小说家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太像爱情了。——你深爱并沉醉的,往往是恋人的毛病,那些哑暗的、古怪的毛病。当然,是毛病,远远不是邪恶。塞万提斯所爱的,是唐吉诃德的一根筋和莽撞,莎士比亚所爱的,是哈姆雷特的优柔和犹豫,哈代所爱的,则是苔丝的单纯,骨子里其实是愚蠢。苔丝与德伯维尔,王熙凤与贾瑞,同样是面对男人的勾引,苔丝如果有王熙凤千分之一的世故、千分之一的自我保护能力,苔丝又何至于杀人?同样是把男人杀了,凤姐所用的是“追风无影刀”,保全的是她的名节,苔丝却选择了愚蠢,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我的问题是,小说家如此偏爱虚构人物身上的毛病,是不是小说家阴暗、变态?不是。相反,是小说家热爱生活、渴望光明。在我看来,这里头牵扯到一个比文学还要重要的大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巨大的命题面前,文学显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它“包容”了“我们的原罪”,而不是强迫我们“清洗”“我们的原罪”。是的,文学更“懂”人,更“怜惜”人,文学还知道“尊重”人。文学有它的信条,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说到底,宗教只是一把斧头,它所做的事情格外地简单,把生命之树上的支支叶叶都砍了,只留下一根通天的、笔直的、光秃秃的树干。如斯,宗教的要义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字,“戒”。三戒、五戒,七戒,十诫。中世纪没有文学,严格地说,中世纪的文学之树不再摇曳、不再荡漾、不再呼风唤雨、不再涛声依旧、不再啾啾鸣唱,原因就在这里。宗教是虚拟,文学也是虚拟,但人类在文学的面前要比在宗教的面前宽松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上帝诞生之前文学就诞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学依然活着。这是一个足以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感动人类、感动历史并感动未来的基本事实。

当今的中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文学之所以不如人意,中国的社会现状之所以不如人意,是因为中国缺少宗教。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近几年更是得到了广泛的点赞。这个说法愚昧之极。它有害。有“毛病”的人如何才能规避邪恶?靠宗教、靠“疑似宗教”所带来的“理性崇拜”是极其危险的。常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精神,是法的精神。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法的尊重与敬畏”,而不是“对神的盲信与恐惧”。是宗教就必然伴随盲信,是盲信就必然带来崇拜,是崇拜就必然带来恐惧。但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法的尊重与敬畏”可以强化我们的人性,“对神的盲目与恐惧”只能为我们提供无法无天和深不可测的奴性,最终,我们失去的必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想说,在我并不开阔的人生里,如何与我的小说人物相处,耗费了我太多的心思。有些人我很爱,有些人我不那么爱。我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在我所有的小说人物当中,最爱的那个人是玉秀。玉秀当然是不完美的,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轻浮,虚荣。但是,请允许我为她辩护,她是无害的。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只是不想让别人去伤害她。我更想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她轻浮、虚荣她就铁定了不能幸福,那么,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阳光造就了我们地上的阴影,而不是月黑风高与大雪连天。

在我的小说里,死亡还少吗?死去的人还少吗?可是,玉秀死了,我怎么就那么不能释怀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从小说内部的逻辑上说,我敢说,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这句话很著名,很铁血。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会轻易反对鲁迅先生说过的话。然而,从具体的写作感受上说,我和鲁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剧书写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是“把我所爱东西撕碎给人看。”“有价值”和“所爱”,它们是等值的么?不能这么说。“有价值”很可能是你的“所爱”;但“有价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爱”。我不想就“有价值”和“所爱”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作为作者,我只想排列一个次序,——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然后才是“价值”。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问题是,小说家的情感本身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呢?老实说,我不知道。这句话还可以再追问一下,——当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情感和那个“价值”不能吻合的时候,小说家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2001年,玉秀死了。再死亡面前,我觉得我这个作家出了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产生了恐惧性的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贾梦玮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来到《雨花》编辑部了,说“搞点酒啊?”我来到他在《钟山》的办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点酒”吧。对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时候他的单身宿舍就安置在编辑部的一间小厢房里,他的宿舍里头有酒。

我和贾梦玮的关系是有点特殊的,我们经常聊聊小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欢聊小说,一旦聊起小说来,我就是一话唠。一旦有人愿意,我就盯着谁。我特别喜欢和李敬泽聊,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评家告诉我,你和李老师的聊天都成为“美谈”了,是“文坛佳话”呢。可是,有点遗憾,我和梦玮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话”。多年之后,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并洞若观火的说法,说,“两个人经常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好吧。这句话很好。从语言修辞学的分类上来说,这个例句类属于“单位”修辞。“单位”修辞有一个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严密性和客观性。那句话是客观的,很正确。

就着威士忌,我们的话题扯到《玉秀》上来了。附带着我要说一句,我在《钟山》上刊发过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样的小说集了。1998年之后,我所有作品的责任编辑都是贾梦玮。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我把小说稿交到贾责编的手上,贾责编都会呈现出他雄伟的责任心,他一定会给我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没有一次例外。——主办方当然是《钟山》编辑部,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两个人:责编贾梦玮,作者毕飞宇。会议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说,贾责编天生就该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对自己的刊物有荣誉感。重要的是,眼光独到,毒,总是能够在你的小说里头找到不能满意的蛛丝马迹。这样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小说文本上来,那就是苛刻。

我对自己其实已经很苛刻了,但是,贾梦玮对我更苛刻。在这一点上贾梦玮和业已离开《钟山》的范小天老哥特别地像。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范小天一直对我说不,我告诉他,“这个作品很好的”,他还是说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远感谢他。范小天离开《钟山》了,贾梦玮来了。可我的处境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个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虚拟》也是改了又改之后才刊发的。贾责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容易吗我。”今天,我要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送给贾责编:遇上你这样的责编,我容易吗我。

我很想在此讨论一件事,那就是写作的自信。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比自信、无比自负的家伙。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准确地说,每一次写作的开始阶段,我的确是自信的,那样的自信甚至能产生美妙的错觉,觉得自己是愚公,可以移山。但是很不幸,每当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中篇和长篇——我的自信就会荡然无存。所谓丧失自信,其实就是丧失判断。我不自信自然有不自信的理由,——在许多时候,写作真的会产生柏拉图所描述的那个“迷狂”,这样的“迷狂”会带来生理上的快感,生理上的快感势必会带来异乎寻常的自我评判,像酒后。然而,麻烦就在这里,酒会醒,好状态却不容易醒。一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你好不容易醒来了,你突然发现了,判断了,你在“迷狂”之中搂住的并不是黄金,是一堆屎。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拥抱一堆屎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你很难微笑着轻吻怀抱里的怪物。

事情就是这样的,和屎拥抱多了,你的自信会动摇。可我依然要说,丧失自信也不是大事,你可以选择倾听,你可以选择虚心,你甚至还可以选择谦卑。我可以请教别人的。

虽然在喝酒,可我最关心的事情其实是这个:贾责编,你告诉我,这样玉秀你能不能接受?

贾责编说,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说,《玉秀》肯定是好的,但是,作为一个读者,这样的玉秀我不能接受,太残酷了。

贾责编的话让我很不舒服,我清楚地记得,我很不舒服。可以假定,如果贾梦玮告诉我,《玉秀》很好,我想我立即就会得到一个借口,然后,想方设法去忘掉玉秀,安安静静地去写《玉秧》。但是,某种意义上说,贾梦玮的话又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开心,我看到了解脱,是解脱的希望。这同样是一个借口。我想说,一个人在失去自信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他需要一种外部的力量,——他愿意相信的力量,——他可以凭借的借口。我一直说,在生活里,有一种最为神奇的东西,它就是借口。

我告诉梦玮,《玉秀》你先放下,我要再想想。

但是,让玉秀活下去,这个谈何容易。在一部小说的内部,有它完整的运行系统,没有一个部分是真正独立的。写过小说的人一定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修改小说的结尾,有时候会修改到小说的开头。回家之后我打开了我的电脑,我找到玉秀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个部分,然后,拉黑,一直拉到小说的结尾。我几乎没有犹豫,一点鼠标,删了。我知道的,在这些地方我必须铁石心肠。不能犹豫。一旦犹豫,我就彻底失去了勇气。删了,没了,找不到了,心里头反而踏实。

《玉秀》这个小说真的很有意思。在我写到不到两万字的时候,我四岁的儿子趁我离机,悄悄走进了我的书房。他喜欢玩电脑,尤其喜欢键盘和鼠标。他的小手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敲打。在我再一次回到书房之后,《玉秀》神秘地消失了,一个字都没有了。我要承认,我在电脑上是一个白痴,但是,因为恐慌,更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拿起鼠标,到处找。就在当天晚上,我把江苏作协的电脑专家张荣彩请到了家里,渴望能够看到奇迹。奇迹没有发生。张荣彩十分遗憾地告诉我,如果我不乱动,他也许能帮我找到,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还是心存侥幸。夜里头,梦玮帮我找来了一位“天才”。忙活到半夜,“天才”说:“实在对不起。”在他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想夸张,我的脑袋上冒出了青烟,差一点就晕厥了。多年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句摇滚般的唱词:我晕,我晕,我晕、晕、晕。直到今天,一看到这句话我还会想起我的《玉秀》。我望着无辜的儿子,一点一点地控制住我自己,一点一点地安慰我自己,——你行的,你需要的只是安静下来。真正的奇迹还是出现了。依靠《玉米》所延续下来的那种叙事语气,一点一点的,我居然又捞回来了。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练就了一项小小的本领,无论处境多么不堪,只要我想写,我都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

《玉秀》的前半部分我其实写了两遍,在此,我必须向我的朋友们道歉。那些日子我不够体面,到处哭诉,就差眼泪和鼻涕了。现在,我必须面对《玉秀》后半部分的第二次书写了。当然,不一样。这一次没有记忆可以依傍,我能做的事情只是“重写”。我要说,我的重写表现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骄傲,我很淡定。我有淡定的理由,玉秀没死,她还活着。无论她未来的人生怎样艰难,我们一起来面对。玉秀不再窒息了,她身体内部的孩子不再窒息了,我也不再窒息了。从窒息当中返回自由的呼吸足以保证一个人的淡定。玉秀是这样告诉我的,天无绝人之路;我则对玉秀说,天无绝小说之路。

时光从来都不能倒流。我所见过的时光倒流只有一次,那在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上。这部天才的、流光溢彩的无厘头让我震颤。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不具备超现实的力量,我更不具备,但是,没有电光火石,仅仅依靠“活下去”的愿望,时光真的倒流了。在我的写作生涯里,这是虚构所授予我的最高奖励。我没有获奖感言,只有心平气和。

4个月过去了,最终,我把遍体鳞伤但依然活着的玉秀带到了贾梦玮的面前。这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完成,我愿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成长。我说“成长”可不是一句空话,有非常具体的内容。——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对想象力有了一些修正性的认识。

毫无疑问,想象力是最神奇的孩子,他白衣胜雪,光芒四射,万千宠爱在一身。我爱他。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要说,你不能为所欲为。在任何时候,为所欲为都意味着邪恶。哪怕你正在做一件最为正确的事情,你也不能侵犯一个普通人——比如说,我——最基本的、最日常的情感。你不该无视我的感受,无论我多么爱你。你没有资格让我臣服。如果你太过分,太骄横,那么孩子,你坐下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我想和你谈一谈权力,——你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你的权力该不该受到制衡?

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小说家究竟该拥有多大的权力?作家在他所虚构的人物面前可以不可以为所欲为?严格地说,这不是我“思考”得来的问题,不涉及“形而上”。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姑娘,她美丽、轻浮、虚荣。她叫玉秀。她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质疑的虚构人物。是她,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同样是她,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架构性的基本常识。可以说,我塑造了玉秀,玉秀也再造了我。

如果你一定要说,《玉秀》的第一稿比《玉秀》的第二稿更有力、更锐利、更传奇,我会这样告诉你,那又怎么样?我是一个骄傲的男人,《玉秀》之后我一直保持着小说家的职业自豪,这就比什么都重要。
2015-06-07 15: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