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与生物政治

by 韩连庆

我小时候体质比较弱,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是缺钙,加上后天缺乏系统锻炼,自从上学后每个学期最大的梦魇就是冬天的1500米长跑,每逢测试总是找各种理由往后拖延要求补考,即使能跑下来也是刚刚及格,还累得几近虚脱,自此留下了心理阴影,希冀没有长跑的日子就是天下太平,仿佛罗伯·莱纳执导的电影《好人寥寥》中那位因完不成体能训练而要求调职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圣地亚哥。

前几年有一次打球时不小心挫伤了膝盖,经诊断属于半月板损伤,医生建议做手术更换人工的。我对在身体里植入异物一直很谨慎,最终没有同意,自己用贴膏药按摩等方法治疗了大半年,基本上恢复到正常。后来看一份资料上说,膝关节损害后难以愈合是因为该处无法供血。据估计,美国每年大约有550万人会因为膝关节问题去看骨科医生,大约100万人会接受膝关节手术,另外每年还有70万人单侧或双侧膝关节报废,最终只能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但这种治疗方案的后续影响还不清楚,目前医生试图借助生物3D打印材料和人体自身的修复能力来矫正受损的膝关节。

这次受伤后留给我唯一的锻炼方式是游泳(散步太像老年人),而且被告知最好不要用蛙泳。可游泳夏天人多冬天太冷,况且也没有那种大汗淋漓的快感。有一天晚上看了姜帝圭执导的韩国电影《登陆之日》,影片中张东健扮演的金俊植无论在兵营还是战俘营都坚持跑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完电影后有些按耐不住,索性也到操场跑了8圈,跑完后也很惊讶自己能坚持下来,从此开始长跑。为防止膝关节再次挫伤,采用小步慢跑的方式,减少对膝盖的冲击力,一个夏天坚持下来最长跑到一万米,体重也减了十斤。女儿说你这离马拉松还远着呢,我说这怎么说也算“迷你”马拉松,况且我还是个“残疾人”。

我开始长跑后才发现市面上有大量关于跑步的书籍和杂志,还有各式各样的长跑组织。1981年北京第一次举办马拉松赛时只有80人参赛,而到了2015年有63118人报名,最后经过抽签筛选出3万人参赛。这还不算最多的,2014年厦门国际马拉松赛有7.7万人参加。如今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跑步了呢?

根据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在《天生就会跑》(Born to Run)中的分析,每当社会发生极速变化时,由于需要排解心理压力,寻找活得快乐的途径,跑步的人会更多。这让我想起了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跑步横穿美国时引来无数人跟随,当时的美国刚刚经历了“越战”和“水门事件”。

从生物学上来讲,人在跑步时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能产生快感和止痛作用,效果等同于注射吗啡,所以麦克杜格尔认为,“在缓解压力和营造快感方面,跑步甚至比性更有作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奔跑的欲望,需要做的只是将它释放出来。”

从哲学上来讲,跑步也属于法国哲学家福柯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所说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范畴。根据法国哲学家朱迪特·勒薇尔在《福柯思想辞典》中的定义,“生物政治”相当于“社会医学”,它将健康、卫生、食品、性、生育等内容提升为政治的关键问题,以便管理和治理生命,这尤其表现在对身体的规训上。长期以来,对身体的规训一直在军队和寺院中存在,而如今却成了一般性的统治模式。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认为,生物政治的两个常见话题是个人如何避免过度的压力和追求快乐美好的生活,而这两个话题都集中在对身体的规训上。但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现代生活是以快乐为导向的,但最终却导致了对身体的极端规训,以便保障最大的快乐,例如吃健康的食品和节食、坐禅冥想练瑜伽、慢跑、手腕上带个计步器监控自己每天走多少步,等等。这些规训往往诉诸于科学知识或者各类专家意见,变成了自我控制的模式,把身体当做生物控制的对象来对待,由此造就的是极端自恋的人格和对各类骚扰的恐惧(“我可以‘骚’但你不能‘扰’”)以及把幸福当做商品一样的东西来追求。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5年12月4日第11版)
2015-12-05 13:3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