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貌描写与动物语义

by 傅修延

【核心提示】人类身上与生俱来的“低等生物的标记”,在某些叙事中已经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能指,其功能在于揭示人物心中社会本能与动物本能之间的冲突。

  叙事中的人物不是真实人物,描写其外貌是为了实现某种叙事意图。

  《三国演义》开篇对刘备外貌的描写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这种异相与《三国志》等史书中描写的长臂大耳帝王甚为相似,读者(当然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由此得到一种暗示——“贩屦织席”的刘备将来必定是“天命所归”。季羡林在《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追溯:这类“神奇的不正常的生理现象都是受了印度的影响,佛书就说,释迦牟尼有大人物(Mahāpurusa)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都包括在里面”。

  以佛相喻人毕竟是佛教传入中土后的做法,传统叙事中更多出现的是以动物喻人。《左传》有“蜂目而豺声”,《国语》有“鸢肩而牛腹”,《史记》有“蜂准长目挚鸟膺”,《旧唐书》有“龙章凤姿”,等等。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在用“尖嘴猴腮”、“獐头鼠目”和“虎背熊腰”之类话语来形容人的长相。这到底是为什么?

  意在透露人格特征

  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到,亲子间外貌的相似让初民产生灵魂在代际间转移的思想,这种转移也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在研究蒙昧人中关于灵魂迁移的学说的细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动物在性格上跟那些灵魂仿佛转移到它们身上去的人的本性显然相似。”他的意思是,初民相信那些生前像狮子一样的人,死后灵魂会进到狮子体内,而那些狐狸般的人死后也将在狐狸身上获得复活。泰勒的观察角度基于人类学,但得出的认识却具有文学上的意义:“动物是众所周知的人的特性的真正体现;那些被用来作为形容词的名称,例如,狮子、熊、狐狸、枭、鹦鹉、毒蛇、蛆虫,在一个词中就集合了整个人的生活特征。”这也就是说,狮子与狐狸等本来仅仅是名词,因灵魂信仰而具有形容词的功能,对动物有仔细观察的初民不但以其区别彼此,而且将其作为概括人物特点的个性标签。时至今日,印第安人还在使用这类动物名字,如“站着的熊”、“黑麋鹿”、“白鹤”、“飞鹰”和“斑点马”等。

  泰勒对灵魂信仰的讨论,不经意间拈出了人与动物间的内在联系,让人看到叙事中的外貌描写不只是为了方便读者辨识人物。将人物的长相与动物挂钩,除了凸显和强化某种外貌特征以利于识别之外,更有透露其人格特征的用意。人物是故事中行动的主体,在故事被讲述的过程中,人物的面目轮廓和人格特征也在逐渐“生成”,讲故事的一大目的是“讲”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三国演义》中,关羽的丹凤眼和卧蚕眉,在多次强调后成了忠义品格的形象标志;张飞的豹头环眼、燕颌虎须也成了火爆脾气的代表。

  揭示社会本能与动物本能间的冲突

  在真实世界中,人们一般不会简单到以貌取人:堂堂仪表者未必是君子,长相猥琐者未必是小人;然而在叙事投射出的虚构世界中,长着鹰钩鼻的人阴险,有着水蛇腰的人风流,尖嘴猴腮者行为猥琐,獐头鼠目者心术不正,否则作者不会透露诸如此类的外貌信息。这种诱导有时候又是非常微妙的。《红楼梦》中,晴雯在病中被王夫人用暴力驱出大观园,起因在于王夫人注意到了她的“水蛇腰”,由于王夫人又对凤姐提到其“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我们得以了解宝玉母亲对黛玉的真正印象,有心的读者能从看似轻描淡写的这一细节,判断出“木石前盟”被粉碎乃是一种必然。《水浒传》中,宋江怒杀阎婆惜的举动,缘于其为书吏身份所遮蔽的血性与胆气,小说在其登场亮相时便有“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等描述,可能有不少读者尚未留意到这一暗示。

  显而易见,叙述者这里使用的“虎相”与“狼形”并非贬语,以虎狼为喻与梁山好汉故事的叙述语境正相契合。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说:“尽管人类和高等动物之间的心理差异是巨大的,然而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非种类上的。”“由于不时可以看到在低于人类的动物的各种本能之间进行着一种斗争,所以在人类的社会本能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美德和他的低级的、虽然暂时比较强烈冲动和欲望之间也应该有一种斗争,就不足为奇了。”叙事中人物外貌的动物特征,似可理解为某种动物本能的外显标志——宋江因阎婆惜一再挑衅而按捺不住,终于让层层设防的虎狼本性冲破牢笼。达尔文还“遗憾地”指出:“人类的身体构造上依然打上了永远擦不掉的起源于低等生物的标记”,这不啻是用进化论来支持叙事中的以动物喻人,让读者无须为书中人物长得像动物而大惊小怪。如此看来,人类身上与生俱来的“低等生物的标记”,在某些叙事中已经成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能指,其功能在于揭示人物心中社会本能与动物本能之间的冲突。

  文学传统影响叙事

  文学来自生活又影响生活,动物一旦被当做形容词来使用,它们在人们心目中便日益“固化”为特定性格的标签,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基思·托马斯在《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中说:“人们自古就倾向于从每一个物种身上看到与社会中的人有关的特性,因为人们总期望动物能够给他们描述自我提供类型。各种畜牲有固定的特点,往往基于文学传统的原型,而非源自观察;来自希腊、罗马与中世纪的汇编,而非源自对田野与森林中生命的仔细详察。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狐狸狡猾、山羊淫荡、蚂蚁节俭。在戈德史密斯的作品以及十八世纪其他通俗作品中,猪永远是肮脏的、‘令人厌恶’,虎‘残忍’,蛇‘奸诈’,而鼬鼠‘残忍、贪吃且怯懦’。”托马斯道出了动物语义学的形成原因,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某种动物标签时,应当意识到这主要是受到文学传统的驱使,虎豹豺狼其实并不比人类更为“残忍”。

  波德莱尔称宇宙为“一座象征的森林”,这是因为人的眼睛在四面八方寻找象征。回到本文开头的以佛喻人上来,佛书描述的释迦牟尼外貌也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季羡林所说的“大人物”“三十二相”中,经查有“狮躯”、“鹿腿”、“牛睫”等动物类比喻,而“八十种好”中,更有与大象、狮子、公牛、天鹅相关的许多表述。“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之类的描述可能会使一部分读者难以理解:这究竟是人,还是某种四肢着地的大耳动物?如果将“八十种好”中的“臂形如象鼻”(第二十种)与“耳长如莲瓣”(第四十八种)考虑进来,我们的困惑就会迎刃而解——大象和莲花毕竟是最具佛教色彩的象征符号。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9日
2015-12-16 02: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