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异质文化语境下的的身体书写

by 焦敬敏


[摘 要] 通过研究严歌苓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严歌苓小说中的身体意象,深刻地挖掘身体意象所蕴含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内涵;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隔膜、文化尴尬,严歌苓对其边缘地位进行了思考,但是严歌苓为我们指出的两条出路,都是飞不到的彼岸。

[关键词] 身体意象;严歌苓;新移民作家;东西方文化差异;身体写作;

二十世纪末,文学领域中的身体书写曾一度如火如荼,但是身体写作走到今天,却渐渐陷入肉体的专制——性和欲望在身体的名义下大行其道,灵魂无有出路。在这样的雷同叙事下,只能会越来越让人厌倦。严歌苓的写作是身体在场的写作,她对身体的书写并不是纯粹的肉欲性的渲泻,而是深刻地挖掘身体意象所蕴含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内涵,是拉住了灵魂衣角的书写。严歌苓对身体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身体写作的可能出路。

一、异域文化下的生存万象

严歌苓把目光投注于在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华人生存百态,表现华人身体的在世状态、东西方文化差异,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对边缘非主流的东方文化的压迫,成为她小说的重要内容。

1 、 被凌辱的身体

从历史到今天,西方殖民话语在移民者身上的体现,是通过对移民者身体的压迫来体现的。在严歌苓的一些以中国人在异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严歌苓通过对中国人异于外邦的身体书写,表现了西方对于殖民地中国的意识形态层面的种族歧视,以及物质层面的剥削压迫。严歌苓不遗余力地书写中国劳工在大洋彼岸的非人待遇:包括男人的低廉工钱、女人货物一样地被卖,是对于殖民话语的血泪控诉。《扶桑》里面的那个老苦力,只因为偶然掉了队,就被当作对整个中国的仇恨的对象,终于被打死。中国人的身体是西方人眼中的货物,是他们仇视的对象,只因他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代表了他们的种族。

政治和权力对人们的统治往往通过身体来进行,打倒革命者彻底摧毁他们的反抗,首要的是消灭革命者的身体。在美国,主流强势群体对弱势移民群体的殖民压迫显在的表现在其身体层面。这是占据了话语权的西方强势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一种扩张。消除中国人身体上的文化表征,是西方在文化上同化中国人的一种手段。政治文化层面的种族歧视以身体上的欺凌落到实处,身体成为政治权力话语的外在形式。

《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我”为了挣那点钱答应做孩子的母体,出卖自己的子宫,为一个同性恋者完成延续后代的任务。《栗色头发》中“我”去当模特,坐在台上,强烈的感受到西方人的目光,这是一种“他者”的目光,“我”在这种他者的目光下“被看”。“他者”强调的是异族、异文化的参照,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相对于美国白人来说,是“他者”。西方人用蔑视的语调谈论中国,模仿中国人吐痰,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与文化霸权的表现,他们藉此展示西方的文化优越性,而这则加重了我这个东方模特的“被看”的感受:我作为一个生命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尊重,我在他们面前是不平等的。

在小说中,严歌苓分析了这仇恨的本质,她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性冲动,性高潮”。严歌苓从生命本源的角度去认识种族歧视与仇恨,显见她对种族歧视的深刻思考。而西方对华人种族歧视确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在美国人眼里,中国人是抢白人饭碗的外国人,因而遭到岐视与压迫,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政治上和社会上西方都没有给予华人应有的重视。严歌苓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于是她不仅从身体层面书写西方对东方移民的压迫,还把这种“仇恨”上升到人性的角度,挖掘其深层内涵,从而使其具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深广向度。

2、孤独的身体

严歌苓对孤独的挖掘根植于人类的生命意识,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失眠人的艳遇》中“缠满脖子的黑发”这个意象反复出现,是身体意象对孤独的感性呈现。黑头发这种东方人的身体表征可谓一种身体符号。在这个遥远的异乡,黑头发使“我”有别于外族人,对身体表征的敏感带来的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归属感。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与文化身份紧密相随的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显示了文化权力,权力扮演和宰制了不同文化关系,尤其是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时,文化霸权不可避免产生。《青柠檬色的鸟》中佩德罗的孤独是通过他的眼睛放射出来的,这种孤独感绝不是只属于男孩佩德罗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种族、一个阶层。

严歌苓通过对长发、黑眼睛等身体意象的描绘,向我们展示了不同人群的共有的心灵感受:孤独。“孤独作为一种存在论上的境界本体地拥有抵抗的意味。孤独的这种抵抗的意味,在更深的层面上还表明孤独是一场捍卫自由的战斗。” 《失眠人的艳遇》中“我”拒绝老美的同居邀请,《无出路咖啡馆》中“我”面对电话神秘人的关心表现出的抗拒就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保存种族的独立性,保存“自我”,具有捍卫自由的抵抗意味。

严歌苓从人类的生命感觉出发,感觉人类共通的心灵感受,从而使得她的“孤独”具有了文化和世界的意义。眼睛、肤色的无法改变,正是其文化身份的不可改变。苍白、落寞的身体暗喻着人类精神的孤独与无法救赎,对孤独的敏感体味与关注体现了作家关注人类精神走向的高度悲悯情怀。

二、飞不到的彼岸

就像许多移民作家一样,严歌苓也经历了对自我身份的迷惘、文化冲突的压力、价值观念的失落到重新定位自我、寻找自身价值、寻求文化沟通的再觉醒的过程。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和身份,移民作家中间有许多人便自觉不自觉地担当起消解文化对立、促进中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的重任。

严歌苓一直对异质文化的交流问题有所思考,在小说中,她为我们建构了一种“弱质生存”的理念。她所提出的出路——“东方的宽容”,是弱质文化如何在文化霸权下求得生存的一种实践。在西方的强势话语下,这种“宽容”只能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是一种飞不到的彼岸。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严歌苓的思考对异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启发意义。

1、西方男人的青眯

严歌苓的“出路”之一,就是西方男人的青眯。在严歌苓的小说里,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西方男人爱上一个东方女人。不管这个东方女人是否喜欢这个西方男人,不管她最终是否接受他的爱,但是对于西方男人的追求,东方女人也好,她身边的其他东方人也好,都是一种自得的、甚至于骄傲的态度。这种故事太多了,甚至进而演化成了“西方男人”与“东方女人”的爱情模式。

西方男人爱上东方女人,不管是爱她们的身体,还是爱她们的文化,或者两者都爱,似乎都是西方所伸出的一只友好之手,似乎藉此牵手我们可以达到真正的“全球化”,东西方文化可以平等沟通。在严歌苓的故事中,男人是俯低的,在追求女人,但是这牵手的实质是西方并没有失却它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优越性,相反,它是带着这种优越性来审视东方,这样的牵手并非真正平等的牵手,这样的“全球化”,其实只是“西方化”,严歌苓就在讲述这样的故事中失却了她的民族身份和性别身份。

《扶桑》中克里斯之爱扶桑是扶桑身上那种东方的神秘、相对于西方的异化吸引了他。这其中隐含着西方人神秘化中国的潜意识。他们的这种想像根源于一种不同种族和文化共同体之间文化理解上的“异”。“所谓‘异’与‘神秘’等等概念并不是一些单纯的范畴,‘异’不仅是关于‘不同’的判断,不光是美学性的,而同时是意识形态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它的底里常常隐含着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的运作。” “即使在普泛的情况下,关于异邦想像中的‘异’也往往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理解。” 在“神秘”的判断背后经常隐含的潜意识是文化优越感。

2、东方女人的宽容

第二条出路:东方女人的宽容。严歌苓试图以东方特有的慷慨、温顺、谦卑、包容的“地母”形象来征服西方,征服男人,达到与西方强势中心文化、与父权男性中心主义和谐共存,因而严歌苓小说中的女人便是很不一般的女人,她们的身体有了特殊的美学意味。

严歌苓的小说里经常出现“跪”的意象,跪的一般是女人,跪向男人,跪向西方。严歌苓称此为“宽容”。扶桑被仇恨中的二三十个白种男人强奸,没有救命救命地喊,没有去抓去咬,而只是咬掉他胸前的纽扣。严歌苓想以东方女性的“宽容”营造一种和谐,但是只能是客观上与西方达到“共谋”关系,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平等。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以少女小渔的身体诠释出一种“弱质生存”的理念。该理念与扶桑的“跪”异曲同工,认为以小渔为代表的弱者,其实象征着东方,只要不断地以善良宽容去包容一切,就会获得东西方的和谐。这种和谐温情是作者对西方意识的一种妥协。

东西方的差异固然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种族、阶级、经济的差异,文化的沟通能够弥合巨大的经济基础所造成的落差吗?我们不能不说严歌苓的想法太天真了。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所造成的东西方的强弱势格局,会因为文化的交流而有所改变吗?严歌苓的所谓“同”是一种漠视差异与岐视的“同”,并非真正平等的“大同”,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下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相信,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本质便是人类走向“大同”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如何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时不失掉自我是东方族裔作家值得思考与重视的问题。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对此所作的思考无疑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

发表在《时代文学》
2016-05-04 22: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