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及其《欢乐颂》

by 廖奕

摘要
居高临下的征服欲、占有欲、享受欲及其对弱等阶层的怜悯、关照和消费。更重要的是,社会核心权力的密码始终掌握在那些未曾露面的大人物手上。在《欢乐颂》中,政治权力隐而不彰,却无所不在、倍显神秘。

  一切众生都从自然的
  乳房上吮吸欢乐;
  大家都尾随着她的芳踪,
  不论何人,不分善恶。
  欢乐赐给我们亲吻和葡萄
  以及刎颈之交的知己;
  连蛆虫也获得肉体的快感,
  更不用说上帝面前的天使。
  ——席勒:《欢乐颂》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许多矛盾开始抱团,呈现集中爆发的危险苗头。在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冲刷下,民众的公平感和获得感开始成为某种稀缺资源。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收效甚微,新一代对政体优越性的感知力疲软,特别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焦虑,构成了大国崛起的最大隐忧。年轻人的各种累,学习的累,生活的累,工作的累,发展的累,应酬的累,敷衍的累,真心的累,假意的累,都与看不到希望直接相关。如何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个逻辑不通的成功学命题,在当下中国已然变成一个事关国族命运的战略课题。这个问题足够接地气,也足够高大上,仿佛一个隐身于庙堂、穿行于市井、弥散于村野的幽灵,随之都在用刻意误导的眼神撩拨着饮食人间的红男绿女,勾引着五花八门的错误答案,以此反证其斯芬克斯式的傲娇。

  由此,《欢乐颂》的热播绝非偶然。看客们沉浸其中,观赏和反思的,似乎不是别人的命运,而是分裂的自己。观众们的投入,并非简单的向国产良心剧的致敬行为,而是基于深层的人生焦虑,尤其是对新阶级的向往和恐惧。

  此种矛盾心理,不仅存在于年轻一代,对于中老年亦然。只不过,年青一代的情欲结构更为单一鲜明,主线突出,对未来发展的理想化需要比任何年龄段人群都更为强大而已。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在《欢乐颂》里,五个同住在22楼的美人有其共同的关注,也有其共同的困惑:家庭、爱情和事业。编剧竭力传导这样的理念:她们的不同只是表现方式上的,而相同则是人生本质层面的。

  表面上看,安迪是孤儿,母亲是疯子,但她的父亲却是成名的经济学家外加企业老板(典型的“知本家”),外公是上海滩红极一时的画家。她的出身和命运貌似坎坷,其实最为贴合市民阶级的欲望想象。安迪在完全与家庭失散绝缘的情况下,完成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学业,成为华尔街和国内资本的多重宠儿,背后总有顶级精英男的默默支持和无条件付出。她的古怪性格、心理疾患甚至精神问题,都成为这个角色最大的亮点。人们一方面艳羡,一方面又无比同情,羡慕但绝不妒忌,即使妒忌也绝不会有一点点恨意。安迪的才干和品行、独立与成就,成为中国新市民阶层的成功学样本,引发了无数年轻人的顶礼膜拜。

  现实而论,这样的“安迪”,存在几率微乎其微。美国精英教育的体制向来强调社交能力和均衡发展,难以容忍一个孤僻古怪的天才,何况安迪的专业不是纯科学或数学,商学院的学习更多要求的是战略谋略。很难想象,像安迪那样的性格能够在商场实战,并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在30出头的年龄就到达那般的高度和境界。即使她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美国教育体制也非常多元化,对天才网开一面,再加上贵人的扶携,安迪确实有机会在事业上成功。但,她绝不可能在生活上轻易转型,迅速容纳那些叽叽喳喳的小女生,并在很短的时间的缔结坚不可摧的友谊。我只能说,这样的安迪充满了新阶级主义的欲望想象;这样的她可以让弱势的中国年轻职场女性发现学习的对象,看到未来的希望。

  曲筱绡,所谓“白富美”的典型,据说有人还找到了这一角色的现实原型。在当下中国,抽象的富二代总是让升斗市民们咬牙切齿,但具体化为小曲那样的敢爱敢恨、敢闹敢拼、生机无限、自由活泼,多数人却都会或多或少感觉到自己的偏见,并不由自主萌生出些许道歉。曲家的白手起家、勤劳致富,也增进了人们对纯洁资本的正义认同。剧中的曲连杰,作为反面样本,不断强化着此种新阶级的正义观叙事:资本本身并不罪恶,罪恶的是人们获得它、使用它的态度和方式。但很可惜,资本总是在特定条件背景下产生,曲筱绡的生意经里最重要的也是“人脉”。这样的生产方式总是具有天然的剥夺性,职场上的交易本性和最大化收益逻辑很难不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友情交往,或者说,商场中人的所有情感本质上就是交换性的。读过亚当·斯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知识小青年都知道:经济人假设和道德人理念最终能够统一的基石,仍系于现实的利益平台。说人话就是:做好事、当好人也是因为有好感、有好报。《欢乐颂》中的友情,换一种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为稀释资本罪恶和缓解交易紧张的心理慰藉。好人、好姐妹、好朋友其实都是暂时的,但又不可或缺,因为资本的高冷必须伴有情感的温度。

  至于合租在2202的三美,她们都来自于中小城市的普通家庭,总是在面临基本生存的强大压力。有人质疑这样的室友关系,在现实的大城市合租中根本找不到。即使真有这般情投意合的患难姐妹,我们也无法对其友谊的长期性抱以希望。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共同体会随着她们各自理想的实现而分崩瓦解。欢乐颂的未来,只能是不断的矛盾纠结。这样的虐心剧情,非常符合年轻朋友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迷惘徘徊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转型中国新阶级形成中的心理焦虑。

  当樊胜美的家事成为众姐妹兄弟共同解决的头等大事时,欢乐颂这一想象的生活共同体达到了凝聚力的最高潮。在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安迪无疑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通过她的关系,事情彻底被摆平。其次,曲筱绡起到了重要的参谋决策作用,扯下了樊胜美最后的伪装,用高度理性的法制化方式杜绝了隐患。其他姐妹主要是打气、鼓劲和后方支援的作用。力量大小强弱,连同背后的阶级分野,让观众唏嘘感慨。

  用“新阶级”这样的半生不熟的可疑术语分析这部剧,实非我愿,但我实在找不到可替代的主词。在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向权力多元分散的市民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总会有一段漫长的过渡时期,权力、金钱、资本、文化、情感的总体性动员都会寄托在某些独特的人或阶层身上。在欢乐颂中,这样的希望和欲望本体是由安迪和曲筱绡这样的能人负责建构的,而关关、小樊、小蚯蚓这样的后备军则分别代表高端资本、中端理财和末端服务,随时准备为新时代的新阶级出心出力、掏心掏肺。剧中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个不争的事实,但男性话语和文化的支配却仍然坚固。嫁得好重要,还是干得好重要?这样的老问题依然是22楼姐妹的心头隐痛。无论是找一个好男人嫁了,抑或是独立奋斗自力更生,都无法改变男性成功学思维的既定模式,换句话说,就是居高临下的征服欲、占有欲、享受欲及其对弱等阶层的怜悯、关照和消费。更重要的是,社会核心权力的密码始终掌握在那些未曾露面的大人物手上。在《欢乐颂》中,政治权力隐而不彰,却无所不在、倍显神秘。例如,老谭表现出的那种独特的家父主义风范,彰显了经济世俗大潮中的准星罗盘。至于奇点,不过是安迪注定要放弃的底层奋斗者,虽然颇有身家,自觉洞悉人心,却不过是一个无有可无的棋子和唾点。他的自以为是,说到底是因为没有强大神秘的背景,误将汴州作杭州。

  新阶级不是分化的,不是可以让人一眼直观就能体察出内里实质的;它是行程中的曲线,多重背景架构起来的魔方拼贴,它从不期望永恒,一切都得看情况……

来源:共识网 作者:廖奕
2016-05-16 15:3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