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广场》:伯恩哈德的呼喊,陆帕的细语

by 张敞

《英雄广场》中女仆赫尔塔的举动——神情茫然、不停看楼下、鞋带缠手腕、戴上教授夫人的帽子——像个谜,尤其在克里斯蒂安·陆帕的剧场版中,但是很可惜,没有人说到这一点。
  
  我在翻看《伯恩哈德传》的时候,发现她和作者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母亲是一个名字。如果要让我解读,这个写于伯恩哈德去世前半年的剧作,其实埋藏了一种深婉而不易察的感情。
  
  那个跳楼的约瑟夫·舒斯特教授就是作者自己,活着的罗伯特教授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的幻影,他活在舞台上,和当时病魔缠身的作者一样,有着身体及精神的严重病症,是他代表约瑟夫·舒斯特教授和作者伯恩哈德在舞台上控诉着一切。
  
  “我已经死了就是这样而不是正相反,身体已经毁坏而精神却日日更新,这是一种可怕的状况,清早起来我无法想象,我的双腿又可以站立起来,但是我不放弃,我不会屈服我也不会放弃。”罗伯特教授说。
  
  管家吉泰尔夫人(一译齐特尔)无疑有着伯恩哈德生平中最重要的贵人、陪他走过30年岁月的姑姑的影子,教授夫人则分享了姑姑的名字“黑德维希”。
  
尽管伯恩哈德一生中先后写过5本自传体小说,但是他剧本中的人物,仍然深深打下了他生命和记忆的烙印,甚至,就是他自己。
  
  陆帕执导《英雄广场》,其实就是在重现伯恩哈德那些生命的呼喊。我在陆帕的剧中,与其说震动我的是他的剧场艺术,不如说是“孤独”——那些站在舞台上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有声和无声的诉说出他们不可挽救的孤独感。
  
  《英雄广场》的第一幕,看过皮娜·鲍什的现代舞《穆勒咖啡馆》的人,一定会觉得陆帕版《英雄广场》开场后的三分钟似曾相识。总之我是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好的类舞蹈般的开场(不要以为舞蹈就是跑和跳)。
  
  这是一个经典的,对剧情展开的渐入。赫尔塔在舞台上的灯未曾打开时,已经推门进来,她的脸上带着一种茫茫的神情。严格来说,这不是属于仆人的神情,这也不是因为吓傻了,否则无法解释她后面一直在窗口不停地、强迫症一般地看往地面——毕竟她是唯一亲眼看到教授跳楼的人。她的这种表情非常抽离,也梦幻荒诞。
  
  在原作中,开场对赫尔塔的交代只有一句:“赫尔塔手里拿着抹布站在窗边朝下边大街上看”——是陆帕赋予了这简单的一句话以精神。
  
  赫尔塔的入场,徘徊,趋近窗户,又离开,她跪在窗边的椅子上,甚至站到上面,她极为缓慢,却具备了一种美感。她像是被约瑟夫·舒斯特教授附体一般,逡巡着看他自己熟悉的房间,和“他”跳离的窗口。
  
  陆帕把舞台上的窗户设计地非常高大,大约十个格子,赫尔塔站在那里只占到两个的高度。还记得电影《公民凯恩》的经典镜头吗?公民凯恩站在巨大的、不合比例的窗前,“暗示着他刚刚失去了巨大的权力”(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语)。视觉上的比例不协调(约瑟夫·舒斯特教授的四楼公寓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窗),制造出的是环境的迫压,我不知道陆帕是否有意创造出这样的效果,但无可否认的是,人在它的边上,显得恍惚和渺小。
  
  如果把窗外理解为荒谬的世界真实,那么在窗前瑟缩的,应该就是人类被缩小了的身影。
  
  那些窗外透进来的光,那窗上故意没有擦净的朦朦灰垢,那第二幕结尾壁立千仞的犹太人墓碑,那全剧结尾时玻璃窗被砖头和声波震碎时的迸裂四溅的玻璃光影,都全面地构成了舞台上不同的视觉和震撼效果,这真是简洁而不简单,不动声色的巧思。
  
  剧中音乐的使用非常节制,赫尔塔在向窗边走近的时候,起了全剧的第一段音乐。钢琴为底,小提琴在之上悠扬,有一种极轻微的“噔、噔、噔”的声音,立在很悱恻的调子上。此时全场静极了,谁也不知道赫尔塔的下一个动作将会怎么样,她的每个动作都似乎怕惊到别人,可是并不做作,我们的视线此时反而任性地,像电影镜头一样推上去,从全景变成中景,再到特写,我们看清她面容上的表情。如果不是这样慢,就没有这种聚焦。
  
  这一刻,就是彻底的现代舞似表达。在无声中,它使人看到伤感。
  
  我想,也正是这一段,使我对这个演员和角色,起了巨大的好感及探寻之心。这个和作者伯恩哈德的母亲一样名字的仆人,她的举动是不是别有深意?
  
  此后还有一段音乐,也出现在第一幕,大概是吉泰尔夫人捧着一大束百合花(原作中是“剑兰”)出去的时刻,我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都要仔细地辨听才听得到。那构成了一种舒缓、沉郁,略带忧伤的音乐底色,像是波澜不兴的大海,缓缓地托起铅灰色的船只。
  
  这一幕,几乎全是靠管家吉泰尔夫人的独白撑起来的。文章里有大量的独白,且循环往复如巴赫的复调音乐一般,正是伯恩哈德作品的特色。这样的独白对演员是个极大的考验。她经常要面临一句话或一个意思说好几遍。比如在第一幕中关于衬衣的熨烫法,吉泰尔夫人说着说着就会提到一次。
  
  无序又有序,这是伯恩哈德的独特语言编织法。当这种编织法遇上陆帕的舞台风格,那种“重话轻说”,认真对待每一句话的若有所思,间歇和停顿的使用,就好像满篇的中国古文,忽然加上了句读。他赋予文本一种直观的解释,也让观众沉迷和思考在每一个环节中。
  
  如果用中国戏曲的概念,陆帕执导他的每一幕都是“慢板”。在“慢板“之中,偶有“散板”和“原板”,却极少有“快板”和“摇板”。陆帕的克制表现在他不喜欢一个事情被过快讲述。这形成了他舞台上冷峻思辨的舞台风格。他的丰富变化表现在舞美,那也是一种丰沛却简洁的舞美,当我们看到《英雄广场》第一幕的教授投影,第二幕如油画般的阴冷清晨投影中云的飘动、人走过的影子以及飘扬的小旗子,第三幕灯光逐步暗下来,声音全熄掉,只留下教授太太煞白的脸和英雄广场上声音的呼啸,我们就永远难忘这些场景了。
  
  它每一处都这样有力,却又这样像是随手拈来、云淡风轻,我们简直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表达。
  
  这样的“慢板”和丰沛最考验演员,演员也必须定得住。“立陶宛国家剧院”扮演吉泰尔夫人的演员埃格尔·加布雷纳特完成得很好,虽然稍显强悍。可也不失可信。按照剧情分析,和一个极端挑剔与敏感的教授在一起,并且能获得他的信赖,不强悍一点恐怕也不行。正如剧本中所言,她才是这个公寓里真正的女主人。
  
  她的存在,和死去的约瑟夫·舒斯特教授构成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后两幕里的罗伯特教授接棒了这个设定(演员瓦伦蒂纳·马萨拉基斯的表演同样堪称完美)。也就是说,在这个剧中,看上去约瑟夫·舒斯特教授已经死了,其实他靠这两个人的实体在活过来。在吉泰尔夫人身上,他活成一个“并不完美的人”和“一个完美的、保持了质疑的、不惜用自杀来反抗的知识分子”,在弟弟罗伯特那里,他活得更加彻底,他的思想和精神与罗伯特教授同在。
  
  这样的设定很容易令我们想到《伐木》。开头乔安娜的死,一直代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逝去,她与满台“妥协于这个世界的伪艺术家”形成了清洁和驳杂的对比。在《伐木》中,我们看到乔安娜的游魂以人的实体回到众人之中,这一次,我相信是女仆赫尔塔。
  
  吉泰尔夫人和罗伯特教授是显性的约瑟夫·舒斯特教授,而赫尔塔是隐性的,她仿佛是约瑟夫·舒斯特教授回来了——比如在最后一场,她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戴上教授太太的帽子。
  
  陆帕的这个构思并不存在于剧本的原著中。就像第一场中的影像使用,与其说那是一种直观的表现手段,毋宁说那是约瑟夫·舒斯特教授并未离开的例证。这真是一个神来之笔。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不记得是在《英雄广场》第一幕的哪一刻,我突然想起若干年前读过的一本小书——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就像是有一个开关“啪”地打开,随后这几个字冒出来。这是它开篇的第一句话。
  
  陆帕作为一个剧场艺术家,了不起的导演,像哲学家一样,也在不停地回答着“生还是死”的哲学命题,这与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的终极一问没有差别。
  这是陆帕第三次带来自杀的主角。第三次在“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用天津大剧院容纳1600人的歌剧厅,带来这样一个终于“自杀”的人。
  
  说到自杀,鉴于《英雄广场》的气质,是这样一个先属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而可以令祖国震惊、政客慌乱、大众有所悟的重要话剧,那么为了更正确的理解剧中的约瑟夫·舒斯特教授,我想我有必要在评析话剧的时候,抽身解码一下托马斯·伯恩哈德。因为这也许是必要的,是靠近作品精神和陆帕的导演精神的最佳途径。
  
  2016年的今年,距离德国吞并奥地利事件78年,距离托马斯·伯恩哈德去世27年。托马斯·伯恩哈德,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他是一个从小被父亲抛弃,母亲将他到处托付,成长中经历纳粹和天主教双重的极端教育压迫,又屡屡因为肺结核命垂一线,后半生一直在和病魔及汹涌的社会批判斗争的人。
  
  王国维曾言:“天以百凶成就一个诗人”。在他的生命中,他不停地用文字求生,以证明自己活着并清醒,一方面,他又以始终以他人物的死去来表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嘲笑和不妥协。
  
  伯恩哈德的作品钟爱“自杀”,他会让他的人物替他绝望(比如《历代大师》中的雷格尔),替他自杀(《伐木》中的乔安娜、《英雄广场》中的约瑟夫·舒斯特教授等)。他写过一个很短的短篇《制帽匠》,里面的主角因为一点“小事”,最后也自杀了。
  
  瑞士的分析心理学大师荣格曾在他的书里,通过毕加索和乔伊斯的作品,分析他们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伯恩哈德在《英雄广场》中通过吉泰尔夫人的嘴巴说:“这一家人每个人都曾住过施泰因精神病院,教授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在那里待过,所谓比较优秀的维也纳人,都至少到那里去过一次,哪怕只是一次门诊。”。
  
  当我看伯恩哈德的作品的时候,我也深深感到他是一个有着严重的精神疾患的人。
  
  正如他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中的一段话:“他是一个心神不定的、神经质的人,他是一个经常精神失控的人,他是一个冥思苦想的人,一个不停地作哲学思考的人,不停地进行指责的人。既然他是一位观察者,他的观察极其肆无忌惮,同时难以置信的训练有素,而且逐渐地将观察变成一种观察艺术。”
  
  这段话正可以来说他自己。这也是他的伟大所在。
  
  伯恩哈德的一生,虽然没有自杀,却也是一直行走在精神自杀的途中。他的后半生,从1954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开始(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1954年,主要描绘家乡的诗情画意),可谓一直在积聚新纳粹主义者和愚众的风暴,直到风暴大到把敏感的他吞没。
  
  最后的一次风暴就是《英雄广场》的首演。
  
  1988年11月4日,在他去世前三个月,《英雄广场》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城堡剧院首演,该剧由克劳斯·派曼执导。这是一个阴晦的冬日,就像陆帕执导的第二幕一样,湿气四面席卷而来,天空墨蓝色,似乎可以拧得出水。
  
  因为一份未经授权发表的剧本样本,在未演之前,整个奥地利已经被伯恩哈德的斥责激怒了。总统在报纸上抨击伯恩哈德说他在侮辱奥地利人民;各大报纸做出民意测验,有71.5%的人要求《英雄广场》的导演离任剧院经理;200个警察必须保卫着剧院以免受到冲击;数十个新纳粹分子在演出中不断叫嚣……
  
  首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演完了。首演结束回家后不久,伯恩哈德出现了心脏衰竭,呼吸困难,三个月后,1989年2月12日,伯恩哈德去世。去世前两天,他到萨尔斯堡的公证人处修改了他的遗嘱,根据他的遗嘱,在他死后的75年内,他的剧作不得在奥地利上演。怀着深深的悲痛和失望,他不想和奥地利再有任何关系。
  
  陆帕在天津公演后也说:“《英雄广场》演出后引起的舆论和讨论批评几乎杀了伯恩哈德这个人……,这个程度是非常恶劣和凶恶的,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早死。”
  
  鲁道夫·布伦德勒可以为陆帕的这种说法提供一个旁证。“他(伯恩哈德)又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任何一种对他的抨击和负面的评论,都会令他深受伤害。”他在《托马斯·伯恩哈德——一种回忆》中说。
  
  死是不是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自杀是不是一个问题?伯恩哈德的一生就是“生之痛楚和矛盾”的一生。虽然自杀的方式不同,但无疑《英雄广场》中的约瑟夫·舒斯特就是他自己。
  
  这样的一个作家,不仅在奥地利仅此一个,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我们中国的问题,百倍于《英雄广场》中的现实,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五十周年的今天,我们的生活中、网络中,那些语言暴力、人格暴力、道德沦丧、素质低下的人,何止千万百万,想一想都令人不寒而栗。而我们耳中的呼啸,还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这样直接地去触及过。
  
  当我最初在阅读剧本时,看到那些直戳心脏的怨骂和抨击,身上一阵阵发紧。这样的作家如果在中国,怕已经死了或在监狱里吧?
  
  陆帕,也一直是思想性的。相比这次的《英雄广场》,他此前的作品《Factory2》,据说“一种安迪?沃霍尔式的幻想持续了八个小时”,显然更加极端。在这样的一种题材选择上,可见他是执拗的——这也是他的热爱。
  
  自1992年,陆帕执导伯恩哈德的《石灰工厂》(Das Kaikwerk)起,他已经陆续执导了《群山之上》、《灭绝》、《伐木》、《英雄广场》。除了伯恩哈德本身具备思想性魅力,令陆帕倾倒以外,我想更大的原因来自伯恩哈德的散文化写作方式,也和陆帕的剧场审美不谋而合。
  
  在伯恩哈德的小说及剧本中,大量的人物独白方式,散文化而不是故事化的叙事,都为读者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对于优秀的导演和演员,更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挑战性的文本。
  
  伯恩哈德在纪录片《三天》中曾说:“我是一个破坏故事的人,我是一个典型的故事摧毁者。当我写作的时候,如果我感觉到什么地方一个故事正在形成,或者我仅仅隐约发现,在构成散文的大量材料后面,一个故事的雏形正在出现,我会立刻将这些蛛丝马迹彻底摧毁。就是在结构句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甚至很有兴趣的在一个句子以可能的形式出现之前,就将它消灭掉。”
  
  在《英雄广场》中,伯恩哈德选择的三幕,几乎都是别的作家不会选择的。第一场是等待宴会来人,管家和女仆碎语闲谈;第二幕是葬礼结束,叔侄就要不要签字引出一些观点和态度;第三幕是等教授夫人到来,然后吃饭。
  
  这像是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于平淡新奇的选材处见精神。我看陆帕的《英雄广场》的时候,也经常想到英格玛·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或塔尔科夫斯基的《牺牲》。那一种压抑和平缓的流动,不在表面,却时刻勾着人看下去。
  
  有人可能想问,是什么让陆帕的剧场可以保证人在这样散淡的情景下而不走神?我的回答是,一切。陆帕所用的一切。
  
  从舞美到灯光,从剧情到节奏,从演员的使用到道具的用心,从眼前的各个实体到散发出的话剧气质,这所有的一切。
  
  以《英雄广场》为例,他用“人物的静止”写“剧场节奏”,用“细语”写“呼喊”,用“灯光的使用”写“幻影一般的剧场”,用“第二幕的人物走入观众席撤离”写“现实与我们的关系”。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话剧中中场休息两次,只是为了让导演换景。这该有多强大的自信和多么偏执的完美要求,才能做到这样?
  
  陆帕的话剧,就是可以让你愿意为它做一切,只要他继续演,你等多久都感觉是在等一个和他共同造梦的时刻。
  
  毕竟那美妙的空间艺术,也在等一个懂的人。
  
  我想,历史并不在冷静的客观描述和政治家的嘴巴里,而只在艺术家的呈现中。只有像托马斯·伯恩哈德和克里斯蒂安·陆帕这样的人,才能赋予干巴巴的历史于以血肉。
  
  观完剧后,在一个著名的旅行网站,我找到一段关于“英雄广场”的描述:“英雄广场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广场。在此曾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最著名的是1938年希特勒在此宣告德奥合并。漫步广场,可见抵御外敌的卡尔大公爵与欧根亲王雕像矗立两端。”
  
  英雄广场——这个托马斯·伯恩哈德《英雄广场》中主人公约瑟夫·舒斯特教授跳楼自杀的所在,这个引起教授夫人黑德维希幻听的肇始点,此时不过沉寂为一个普通的景点。
  
  多少人类血迹斑斑的史迹都是靠这样残酷的遗忘和麻木不仁来传递下去的,不遗忘和不饶恕的人遂成为其中最不正常的一群。固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能让全部人都怀抱一种想法,无时无刻不去反思那曾在广场上响起的,此起彼伏、山呼海啸的愚众欢呼声,可是还是会有人不甘。
  
  我们应该记住《英雄广场》第三幕的结尾,那个25万奥地利群众聚集在英雄广场,欢呼德奥合并的越来越强的声音,那个教授夫人紧张的、静穆的一刻,那个灯光照着的她惨白的脸。
  
  那张脸是有智识的人类之脸。
  
  “教授夫人向前一头栽到餐桌上,在场的人全都惊骇不已。”《英雄广场》的结尾这样写道。


张敞
剧评人,影评人,专栏作者
香港大学整合营销传播研究生,文艺评论人,剧评人,影评人,专栏作者
2016-05-19 21:3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