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明灯

by 叶兆言

1974年夏天,记忆中两件事都与电影有关。一是我母亲单位的年轻女演员李芳芳要去拍电影,一是父亲和王文斌一起写电影剧本《江上明灯》。李芳芳人长得漂亮,导演到剧团来挑女演员,一眼就看上了,立刻选中。

王文斌家离我家不远,也可以算邻居。比我大5岁,小时候5岁差距很大,感觉比我要大得多。他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与我是同学,姐姐王武斌与我同班,弟弟朱武斌在隔壁班。因为异性双胞,两人一点都不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我们只是奇怪为什么都叫“武斌”,后来才明白一个跟母亲姓,一个跟父亲姓。他家成分不太好,父亲当过国民党反动军官,因此很穷,我们学校下乡劳动,朱武斌不肯去,理由是他哥王文斌回来探亲了,如果要去农村,带走被子铺盖,他哥没办法睡觉。

王文斌与父亲一起写电影剧本的缘由很简单,他在安徽农村插队,写了一个故事,被某电影导演看中,鼓励他写电影。那时候,除了八个样板戏,能看到的电影非常少,新拍摄的国产片更少。看来看去几部外国电影,都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颠颠倒倒。很多老干部已复出,邓小平进了政治局,四届人大正准备召开,形势一片大好。王文斌基本上不明白电影剧本怎么写,无知便胆大,粗粗写了一稿,导演看了,说,这不行,我帮你找几个人改改。于是找到了父亲。

除了父亲,还有个京剧团编剧老赵,有一段时间,经常在我家讨论电影剧本,剧本名字叫《江上明灯》,我曾经看过油印的征求意见稿,封面上几个美术字很醒目。俗套的英雄人物故事,情节很简单。有一天刮大风下暴雨,江面上的航标被吹走了,年迈的老支书为了过往航船安全,将小船划到江中间,手举航标灯为船只导航。

这样的故事要拍成电影,显然是个技术活。父亲很得意自己的编故事能力,觉得经过他加工和改造,故事变得越来越好看。首先老支书改了,改成年轻的美女书记,为什么李芳芳一下子被选中拍电影呢?还不是因为生得漂亮。其次,增加了阶级斗争元素,有好人,还必须有坏人,有了坏人才有戏剧冲突,才会好看。父亲的扬扬得意被母亲打断,她警告他不要忘乎所以,要提高警惕,1957年就是太自以为是,所以犯了错误,所以成了右派。母亲这么一说,父亲顿时不吭声。

母亲从内心深处讨厌老赵,趾高气昂地过来讨论剧本,总是在快吃中饭的时候。他倒一点不见外,该抽烟抽烟,该喝茶喝茶,饮酒吃饭,好像都是天经地义,都是应该的,不吃白不吃,不享受白不享受。谁让你们工资高,谁让你们高级知识分子,活该你们有钱,有钱就得共产主义。很快,王文斌也像老赵一样,烟酒茶样样都学会。习惯成为自然,只要是在我家讨论剧本,父亲就得乖乖地提供后勤保障。母亲背后跟父亲抱怨,说,难怪人家看不起你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一天到晚正经事干不了,就知道蹭吃蹭喝,这叫什么知识分子?有句形容词一点都不错,这叫臭知识分子,够不要脸的!

我家保姆也在背后抱怨,要临时加菜,一顿饭吃上几个小时,地上扔得到处都是烟头,浓痰吐在了痰盂边上。结论是父亲做人太窝囊,太好说话,人家明摆着拿他当冤大头,就算是57年犯过错误,就算文革又被打倒,也不应该这么被人欺负。然而父亲觉得根本不算事儿,能工作就是最美好的,一个人只要能工作,能干与写作沾边的活,就证明人生还有那么点意义。说着说着,他又有些按捺不住得意:“小王这个剧本,很单薄,非得是我给他出出主意才行。”

父亲最得意之处,原来故事中的阶级敌人乘小船去破坏航标,改成悄悄将拴木筏的铁链解开,让木筏顺流而下,把航标灯给撞走了。这样一改,坏人的故意破坏,也有个故意破坏的样子,感觉上要真实和自然。没想到恰恰是这改动,让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江上明灯》一度接近拍摄,剧本一层层送审,有位领导无意中看出问题,说航标灯不是普通玩意儿,它象征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象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航标没了,江上明灯没有了,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潜台词藏在里面?航标作为指路明灯被木筏带走了,木筏是木头捆在一起,很容易引起联想,双木成林,这木筏会不会与林彪有关?眼下正在批林批孔,这电影很可能会是一株为林彪翻案的大毒草。

一时间,大家变得有些恐慌,老赵赶紧撇清这情节与自己毫无关系,当初他就觉得不妥,隐隐地觉得不太好,曾提出过疑义,是父亲坚持认为这细节巧妙,认为这细节更真实。母亲又紧张又生气,他这一撇清,等于把父亲推到了风口浪尖。王文斌很委屈,说,这不是明摆着不讲道理吗?母亲说,你小伙子年轻,不知道阶级斗争的复杂,不知道写东西有多危险,很多事都是不讲道理的,只要一上纲上线,问题就不得了,就会很严重,就犯错误。

父亲无话可说,眼睛瞪得老大,憋了半天,一开口便结巴:“我们还、还可以再改。”

“改什么呀?”母亲不耐烦地说,“算了,别改了。”

父亲不甘心,说:“蛮好的一个电影剧本,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这事说过去也就过去,毕竟不是文革刚开始,四人帮还在台上,邓小平是主持工作的副总理,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搞整顿。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中的整顿,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反正电影是不拍了,王文斌又开始写小说,仍然还叫《江上明灯》,将原来的剧本改成长篇小说。

王文斌有个女朋友叫阿玉,第一次见到阿玉,是他将她带来我们家。说起来很荒唐,这位女朋友,其实是别人的未婚妻。阿玉与王文斌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早已是名花有主,已经和当地大队书记的儿子订婚。因为都是南京知青,她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看外国小说,听说我们家有很多藏书,一定要让王文斌带她过来。

阿玉是个很漂亮的女孩,真的很漂亮,个子不高,人很白,小巧玲珑,头发有点棕黄,长得像外国人,大家给她起的一个绰号叫小洋人。我母亲对王文斌说,你这位女朋友很漂亮。王文斌乐呵呵不说话,阿玉十分大方地纠正,说,我不是他的那种女朋友,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她这么一说,王文斌立刻很尴尬,想笑,笑不出来,最后还是笑了。

阿玉说:“你笑什么,我本来就是有男朋友嘛。”

王文斌说:“我又没说你没有。”

父亲让王文斌抽烟,他连连摇手,说不抽烟不抽烟。父亲十分奇怪,说,怎么戒烟了?王文斌说他原来就不抽烟,过去要抽,也是学着玩玩。然后就瞎聊天,一起吃饭,打开书橱借书。父亲不在乎别人来吃饭,就怕别人跟他借书。很长一段时间,文革轰轰烈烈,他的书概不外借,理由很简单,借口很充分,这些书都是大毒草,都是封资修的黑货。到了文革后期,大家悄悄地开始读书了,有点上进心的年轻人到处找书看,父亲虽然心痛,找不到好的理由拒绝。

母亲便说我们家这位最怕别人借书,这是用刀子在割他的肉,有些话他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来帮他说。你小王今天带了女朋友过来,我们要给你这个面子,但不能多借,借两本,顶多三本,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王文斌看了看阿玉,阿玉说,好吧,我们只借三本,看完了再过来换。

这以后,过几天阿玉就会来换书看,刚开始与王文斌一起来,再后来,常常独自一个人就来了,来了也简单,只是认认真真找书看。渐渐熟悉了,会跟母亲聊天,跟父亲谈谈看过的小说,跟我却没什么话说,大约觉得一个毛孩子,跟他没什么好说的。那年头,很多知青回家探亲,都会赖在家里不回去,阿玉家经济条件好,有哥哥有弟弟,就她一个宝贝女儿,能在家里多住一天是一天。

我们开始知道阿玉的未婚夫在部队里当兵,是工程兵,已经入党了,很快要复员,一复员就准备结婚。知道王文斌曾经追过她,事实上直到现在,仍然还没死心,还在死皮赖脸地追求。知道阿玉对王文斌也动过心,她其实挺喜欢他的。知道阿玉母亲嫌王文斌家成分不好,嫌他家太穷。还知道王文斌第一次是怎么去阿玉家的,这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有一年他们相约一起回南京过春节,在途中,王文斌嬉皮笑脸,说,新年里我能不能去你们家拜个年,见见你父母?阿玉很大方,说,你要来只管来,我们欢迎。不过我们家人不好客,很夹生的,他们要是对你不客气,我也没办法。当时是在长江的轮船上,从安徽回南京,都是坐船。图便宜,睡大统舱,人很多,船舱角落里有个痰盂,是有机玻璃的,看上去很脏,不过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很新的款式。王文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痰盂,说,我去你们家,总不能空着手吧。阿玉笑了,当然是空着手,我跟你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你去我们家玩,干吗还要带东西呢?

两人聊着天,说东说西,王文斌突然起身,当着阿玉的面,径直走过去,将那痰盂端起来,看了看,拿到盥洗室,很认真地将上面痰渍洗掉。恰好水池边上有一小块用剩下的肥皂,反反复复一遍遍洗干净,然后众目睽睽之下,又将痰盂拿回船舱,放回原处。阿玉很吃惊,说,怎么成了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王文斌笑而不语,若无其事,不光阿玉吃惊,一船舱的人都觉得奇怪,都看着他。中国人有随地吐痰的坏习惯,在公共场所,谁也不会认认真真地往痰盂里吐痰。现在洗干净了,看上去像是一个没使用过的新痰盂,更没人往里吐。快下船,王文斌从旅行包里拿出几张旧报纸,很细心地将痰盂一层层包上,包裹严实了,又腾出一个网线袋,将包装好的痰盂放进去,然后像拎着一个篮球那样,大大方方大模大样地下船了。

更为精彩的部分还在后面,正月初二那天,王文斌到阿玉家做客,所带的见面礼物,竟然就是这个痰盂。我们听了目瞪口呆,不敢想象,阿玉说她也觉得难以想象,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就这么肆无忌惮将公家财物据为己有?

“这玩意儿我们家现在还用着呢,我妈挺喜欢这个痰盂,”阿玉重提此事,仍然哭笑不得,“其实他完全可以空着手来,我妈又不明白怎么回事,我也不能把实话说出来。”

母亲觉得很好笑:“想不到老实巴交的小王,竟敢做出这种事来。”

阿玉说:“我也批评过他,你们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人穷志短,没钱又要想讨好你们家人,迫不得已,只能出此下策了。”

父亲说:“这话不对,人可以穷,不应该志短。”

母亲倒是愿意理解,说:“也不容易,这说明小王为了你,什么事都敢去做。”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不是为了他穷,也不在乎他家庭成分不好,说老实话,我们家人也不是真在乎,主要是不赞成他写东西。”阿玉突然脸蛋通红,叹起气来,十分无奈地说,“我爸我妈都觉得写东西太危险,都觉得这行当不好,不安全,而且他写的那些东西,一点都不好看。”

阿玉这番话,母亲深表赞同,意味深长地看了父亲一眼,父亲被她看得很不好意思,信心全无,觉得这话是在说自己,简直就是冲着他去的。

……

全文刊载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6年10期
2016-10-12 13:2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