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类型学

by 韩连庆

作家余华在随笔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的一开篇回答了一位印度作家向他提出的问题:“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评论家们已经写了无数的学术文章,从各个角度阐释一个作品中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余华是如何转型成一个温情和充满爱意的余华。余华说,所有这些评论都言之成理,即便是与他的写作愿望大相径庭的评论也是正确的,因为这就是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美妙之处。

大概是因为形诸文字的缘故,余华说话比较客气。记得多年前听过余华的一次讲座,讲了没多一会儿余华就不讲了,说自己不擅长演讲,擅长回答问题。这时台下一位仁兄站起来,用了一套诸如“现代”“后现代”之类的“黑话术语”解释了一番余华小说的主旨,随后请教余华的看法。余华说道:“我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台湾导演侯孝贤在《侯孝贤电影讲座》中说过,他很少看评论自己电影的文章,因为感觉都写得不中,不过写不中也很有趣,可以借此比较一下创造者和评论者的不同道理。但这通常是个陷阱,因为当你弄清楚自己是因为什么道理而创作的时候,你也就不会拍电影了,所以创作无关理论。

对于自己写作的转型,余华的“正版”回答是,他的父母都是医生,自己从小在医院里长大,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血淋淋的手术和遍地沾满血迹的纱布。他求学时适逢“文化大革命”,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批斗、武斗和公开枪毙犯人。这些早年的经历导致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几年下来他被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终于在一次噩梦之后放弃了写作血腥和暴力的故事。

余华摒弃了“血腥和暴力”,转向了“温情和爱意”,而导演贾樟柯在他的第八部长片《天注定》中却聚焦于暴力,以四个真实故事为原型,展示了蛰伏于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有评论者惊呼:“谁能相信温和的贾樟柯能这么暴力?谁会相信他会这样毫不掩饰地表现出自己对将暴力搬上银幕乐在其中?”贾樟柯说,伴随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许多中国人都面临人格危机,为了表现这样一种现代中国,他选择描写暴力。《天注定》的剪辑指导林旭东说,虽然片中不乏怵目的暴力场景,但暴力并不构成这部影片的叙述动力,贾樟柯的镜头探询了暴力在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生成,“真正恐怖的不仅仅在于暴力的血腥,还在于它带着人类的正常体温。”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提出了一种“暴力类型学”(typology of violence)。他区分了“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和“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或“系统暴力”(systemic violence),前者指的是由具体的行动者实施的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和国际纠纷,后者指的是无形的、内在于事态的“正常”状态的暴力,例如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传统文化、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的冲击。系统暴力是主观暴力的主要成因之一。由于对可见可即的主观暴力的过度关注和过度恐惧,我们往往会忽视系统暴力。面对系统暴力,温和的人群会试图借助传统文化应对冲击,而激进的人群会采取恐怖手段,试图阻止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入侵。齐泽克认为,真正的哲学家不是做个“热心肠的好人”,谴责施暴者和同情受害者,而是要对暴力“斜目而视”,忽视创伤性的冲击,对暴力进行冷静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分析。

从齐泽克的“暴力类型学”来看,当余华说“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当他在《兄弟》的后记中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时,他依然在书写“暴力”,只不过从描写主观暴力转向了描写系统暴力;当贾樟柯说,将来可以按照《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的次序重放他的电影,或者重新剪辑成一部九小时的电影时,这部电影描写的恰好就是余华说的“中国人用四十年的时间所经历的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6年11月11日第7版)
2016-11-12 21: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