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介到逻辑——评吉乔奥·阿甘本《语言的圣礼》

by 张添翼

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思辨过多的涉入现实政治,思想家们在构筑起抽象政治理想的同时,也丧失了对人类本初行动能力的关切。随着“单数的人”的意志逐渐凌驾于“复数的人”的思维之上,激进的民族主义意志开始裹挟未经反思的理性隆隆向前,最终演绎出犹太人大屠杀的悲剧。“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阿甘本显然理解阿多诺的悲切与愤懑,他认为,理性精神已经误入歧途,它使人类生存变成了纯粹的、赤裸的生命延续,这种“赤裸生命”隔绝了神迹与恩示,屏蔽了教化和劝诫,在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的威压之下,将随时面临被戕害乃至被剥夺的命运。

1995年,阿甘本从罗马法系中演绎出“homo sacer”(神圣人)概念,在《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王国与荣耀》(II 2)等书中,homo sacer被推演出政治世界的多重维度,如荣耀、制度、义务......。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即不是社会生命,也不是自然生命,它代表着一种完全被抛弃的、任人摆布的生命样态。在罗马法律中,“受谴之辈”代表着被法律所判处极刑的人,这类人不仅在尘世中声名扫地,更不能献祭给诸神,他处于人法与神法的双重例外之中。人的生命意义的丧失,有着比奥斯维辛中的犹太罹难者更为宽泛而深远的意义。阿甘本在“神圣人”系列中,用一本书的篇幅专门探索了语言对人类生命意义构建的意义,即《语言的圣礼》(II 3)。
在这些知识考古学的众多范畴之中,只有誓言是以语言形态存在的,换言之,赤裸生命期待有意义的生活,而意义奠基于语言。在历史中展开回顾,人类其实依赖一种元语言——誓言才得以确立政治秩序,通过誓言,人类身处于这样的境遇之中:“宗教和法律之间的起源关系的问题必须要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来重新考察”。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誓言充当着赤裸生命与政治世界的中介。

归根溯源,在人类语言与宗教/政治的关系中,存在着一重不容回避的原罪——谎言。在认知层面,谎言蒙蔽了人面对世界时本该有的真诚态度,使“纯粹的显现”赤裸生命丧失意义;在行为层面,谎言消弭了宗教与政治仪式的神圣性,增加了推行善政的成本。因此为了避免谎言对誓言的消解,人们需要确信、并确保神的在场,神的全知能够确保誓言的有效,神的全能也可以惩罚违背誓言的罪行,这种神学政治思路并不孤立,它在东方文化中亦有所彰显,“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政治世界完成了民神异业的分化后,将名义性的统摄力量托付给天地神明,当人间政治秩序已经内嵌到宗教文化之中,寻找二者的交集便显得尤为重要了。阿甘本认为,誓言作为政治/宗教的始基,包括人的证言、神的见证、违誓的诅咒这三重要素,他援引《约翰福音》中的“太初有道”,把上帝的语言等价为logos逻各斯,言说行为的潜在逻辑——词与物的统一,即人法与神法在誓言中结合。

在《语言的圣礼》一书中,阿甘本反复申明誓言在巫术——宗教研究领域内的先行地位,总体而言,人们应该经由誓言解读宗教的生成,而非相反。基督教作为人法与神法的结合,其实就是集成了“大逻各斯的宗教化和神圣化”的誓言,从誓言出发,可以解释信仰体制的述行方式。

誓言承担着赤裸生命的bios,它一方面联结着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关涉到信仰的超验价值。阿甘本清醒地意识到,上帝并不是因为誓言而可信,而是因为上帝确保了誓言,同理可知,人的誓言如果相适于神的模式,就要尽可能地让其可信。阿甘本在“誓言之前”与“誓言之后”之间,划上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条界限即权力关系。誓言正好表达了这个槛,通过这道槛,语言进入到法律和宗教领域。(阿甘本,2016,第64页)誓言使宗教、政治等权力关系确立起来,换言之,作为起誓者,他要保证权力关系的长存,作为誓言本身,它要为权力关系平添神圣性的内容。

从“元语言”誓言的角度着眼,词、句、概念、判断、推理都是专名叠加的语言经验。阿甘本认为,以往哲学家通过纯粹实存——名称的实存——实存的本体论意义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倒因为果。纯粹实存的确定性并不依赖逻辑演绎,同理,逻辑演绎也不能诠释纯粹实存的确定性,“它是不可能被意指,只能被发誓”,如果说信仰的确定性来自于耶和华,即上帝姓名的确定性,那么为了杜绝违背誓言、渎神等行为的出现,人们势必要以神的诅咒作为誓言的保障,《旧约》中摩西之所以能率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根本原因并非虔敬的神明信仰,而是耶和华对埃及的狂怒诅咒。誓言与违背誓言的诅咒,构成神明与人类社会的独特中介,通过誓言,人们构筑了尘世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通过诅咒,人们强化了法律乃至政治秩序的超越性,这种持续进行的验证活动,人类通过述行的方式让“自己与自己所肯定的真理相关联,构筑了自身”,真理与誓言因此合二为一。

在语言经验中,人被构造为一个言说的存在物,具体到誓言层面,人被塑造成一个政治的参与者。信仰的真理一旦被破坏,人们会竖立起新神用来崇拜,而政治的真理一旦被破坏,它就会被转化成一个灵验的诅咒。阿甘本无意进行神学考证,他在誓言中考察的神明,本质上是词与物关联在一起的语言事件,神明用诫命与诅咒,捍卫着其真理的真实性,捍卫已经实现了的名称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誓言中的神的名称、充当了这种语言力量的政治封印,简言之,誓言构筑了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并非因为神明的在场,誓言才具备了政治效用,这个结论应该完全颠倒:为了确保誓言的政治效应,人类才“创造”了能够实施诅咒的神明。

人类的本质已经被建构为裸体,“它总已经是赤裸的肉体性存在”(Giorgio Agamben,2011a, P.64),摆脱赤裸生命状态的唯一方式是承担恩典,它是神明的恩典,亦或是权力的恩典,恩典的实现方式,只能通过誓言与守誓行为。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人类政治世界蕴含着誓言所引发的矛盾,要调和这种排斥与分裂,势必要对“违誓者”的命运加以深切的怜悯,因为他们的bios已经被完全剥夺,成为原初意义上的赤裸生命。

对于现代社会的神学政治问题,阿甘本有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空空的王座,这种出现在早期基督教和拜占庭巴西利卡王廷的拱门和后殿弧顶上的空王座,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就是权力最重要的象征。”(Giorgio Agamben,2011b,p.74)由于神在政治事务中的统而不治,誓言以政治诅咒的专门形式,完成为对赤裸生命的献祭仪式,即所谓“权力的圣礼”。卡尔·施米特曾经判定,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本质上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那么,全能的上帝变成了全能的立法者,神明/统治者的在场成为赤裸生命的保障,即便在宗教改革之后神明隐退,“权力的圣礼”仍然内嵌在人类的政治结构之中,这实在不能不说是西方人精神世界中的一个悖论。

启蒙精神开启了理性与科学的黄金时代,它试图让人们认定,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不需要神性恩典的世俗时代,然而,阿甘本从誓言的角度,挖掘出政治生活中隐而不现的神学维度。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性奠基于神权与政权的持续对抗,在历史中审慎回溯,会发现被誓言加冕了的权力所激发了重重矛盾:神学仅仅试图保留神明的神圣性,而全然排斥了被诅咒者、被谴责者的神圣性,随着理性精神的深入与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亵渎上帝、亵渎权力演绎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逻辑——“我们亵渎的就是上帝的名字,因为上帝所拥有的就是这个名字”(阿甘本,2016,第89页)。阿甘本认定,政治传统只担负着一种所谓安济(oikonomia)的使命,即空洞言辞对赤裸生命进行治理的形式,那么,如果对这种形式进行冷静察觉与审慎思辨,便可能在一些抵抗和变革的迹象之中,为赤裸生命的解放寻求出路。

诚如书中所言,誓言消逝的年代也就是渎神的年代。(阿甘本,2016,第155-156页)


参考文献:

《国语.楚语下》
吉乔奥·阿甘本.(2016).语言的圣礼.重庆大学出版社.
Giorgio Agamben(2011a).Nudi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iorgio Agamben.(2011b). 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来源:哲学书评
2016-12-13 19: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