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随想

by 陈幼民

冼星海是我最喜欢的中国音乐家之一,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也不管别人把他归于哪一类,我始终对他抱有深深地敬意。虽然我最初见到他,只是一幅高高挂在小学音乐教室墙上的肖像,可我从没有把他当作神来看待,因为他注视我们的目光,含着一丝温润,让人感到亲切。更由于他写的歌很动听,从《酸枣刺》《只怕不抵抗》《做棉衣》到《黄河大合唱》,总是让我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

我小的时候喜欢唱歌,一直是学校合唱队的领唱,至于学画,则是年龄再大一些的事。记得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派我们合唱队的几名成员去北京少年宫参加活动。去了之后才知道,那是一场纪念聂耳和冼星海的音乐会。会上许多音乐家演唱和演奏了两位大师的代表作,还放映了电影版的《黄河大合唱》。之所以对这次活动印象如此之深,是因为我第一次完整地欣赏到了这部作品。当年的音乐老师也许不会想到,她偶然的安排,竟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一生。

我很想了解,冼星海的音乐所展示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旋律给了我黄河峡谷最初的畅想,竟对那个未曾谋面的荒凉高原产生了莫名的好感。这种情结,甚至影响到我日后对插队地方的选择。我不是音乐学子,但在内心中,却一直把冼星海当作我艺术的领路人。在延安,在桥儿沟,在杨家岭,在黄河边,凡是和星海有关的地方,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去寻找,探访他的足迹,找寻他音乐灵感产生的触点。

当我自己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总能想起他的目光,觉得他就像一位老师站在身后,笑眯眯地看着你,仿佛随时会过来指点几句。大凡艺术家都有个性,有的表现在行为举止上,有的则体现在作品中。我想星海应该是这样的人,他的作品极具风格化的特点,而为人却是平和谦逊的,就像我接触过的一些真正的学者,他们智慧的光辉,并不体现在发型和衣着上。

这样去描述星海,似乎太过个人化,或者说是起点不高,但对于他的全面评价,早有专家们的著作问世,“人民音乐家”的称号,已赋予他崇高的地位,这一切用不着我来学舌,也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我不成系统的随想,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通的人对大师的感激和怀念。

多年前,我曾计划创作一套有关冼星海的组画,为此,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和走访一些业内人士。同学谌战战的父亲谌亚选在延安鲁艺时,曾和冼星海一起工作过,也是《黄河大合唱》首演的乐队成员之一,他的话让我有一些吃惊,当我问到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历时,他说,冼星海根本就没有到过黄河。

怎么可能呢,迄今为止,我认为,表现黄河最传神的音乐作品,就是《黄河大合唱》。说这样的话,我还是有些底气的。我曾多次游荡在山陕峡谷,所遭遇的一切,已成为宝贵的青春记忆。当我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九曲黄河的时候;当我立在船头,和船夫们一起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时候;当我流连在两岸村庄,随着秧歌队闹社火的时候,耳边响起的,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似乎没有别的更符合我当时的感受。我一直以为,脚下的河滩,曾留下冼星海深深的脚印;奔流的河水,曾撞击过他渡河的船舷;黄河的雄伟气势,给予音乐家激情与想象的空间,要不然怎么解释,这音乐能把黄河的浪花,打进人们的心里。我还见过有的绘画和影视作品,把冼星海放到黄河的渡船上,让他凝神静听船夫们的号子。

这难道都是不存在的吗,该如何解释,没有到过黄河的人却写出了最好的黄河。

文艺创作是不拒绝想象的,可那些想象冼星海站在黄河渡船上的作品要说明什么呢,是告诉人们创作时亲临现场的必要性,而非想象吗,这似乎有一点悖论。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详尽地探讨《黄河大合唱》成功的原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当我们查阅了历史资料后才发觉,原来创作的过程却是出乎意料的简单。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冼星海听到了光未然的诗朗诵,从三月二十六日到三十一日谱曲完成,只用了短短的六天时间,而且没有经过任何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查,四月初就进行了首场演出。虽然日后冼星海还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但其总体效果却是在那六天里定型的。

我说简单,是相对现在要创作一个大型作品的程序而言的。比如说,首先要成立一个班子,讨论作品的形式内容主题思想与时代的契合点等等,然后申报,争取列入重点工程项目。立项后,组织人员深入生活,体验角色,培养感情。写出一稿二稿三稿,交付审查,再修改若干次,最后定稿,组织排练。其间,要开多少次会,听大大小小的领导讲话,领会精神,提高认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其实,这种程序也没有错,所产生的作品甚至也可以轰动一时,但随着历史任务的完成,它在我们的记忆中能存留多少呢。而《黄河大合唱》这样近乎于即兴式的创作,却能跨越时代,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直到今天,仍在激荡我们的心灵。

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九三九年,冼星海三十四岁,光未然二十六岁。要按现在的标准,两个人还未到挑大梁的时间。可那时谁不年轻呢,冼星海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创作了《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只怕不抵抗》《在太行山上》等一百多首歌曲,还和张曙等人在武汉参与组织了有十万群众参加的火炬大游行,是夜,熊熊的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雄壮嘹亮的抗日救亡歌曲响彻了武汉的上空。成千上万人在唱着冼星海的歌,虽然在游行队伍中,人们不见得都认识这个瘦小的南方人,但正是他的音乐,激发起民众的情绪,形成万众一心的共鸣。我想,此刻音乐家心里的激动不亚于那滚滚东去的长江水。

而光未然呢,他已经东渡黄河,经历了壶口瀑布那滔天巨浪的洗礼,正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行进在吕梁山的崎岖小路上。他是一个诗人,有着敏锐的目光和悲悯的情怀。河西的万仞山岗,河东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鬼子的残忍,民众的哀声,战士的热血,枪上的红缨,无不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一行行的诗句,时时冲撞上他的心头。当他在抗敌的阵地上洒下泪水的同时,也收获了动人的诗篇。

于是,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两个青年聚在了一起,和路人的邂逅不同,一个激情的诗人和一个同样激情的音乐家的碰撞,必将产生出耀眼的火花。

那是一次非组织安排的文艺青年的聚会,有点像今天说的沙龙,只不过是在延安窑洞的土炕上,就着昏黄的灯光,后方与前方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听光未然朗诵他的黄河组诗,大家掌声未落,诗稿就被冼星海一把抓去了,他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我十分着迷这样的聚会,青年们能够抒发个性自由地交流,比起布置任务的会议室,这里才是产生艺术的地方。尽管在抗战的背景下,社会有着统一的救亡主题,但如何实现这一主题,更多的则要靠艺术家们的激情和自发地投入,像冼星海这样的艺术家,其实并不需要别人来为他指派“规定动作”,“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早已成为他的自觉行动。

我一向以为,在一个社会中,最具活力最为宝贵的就是青年人的激情,和红卫兵在文革中的狂热不同,抗战中的青年,将他们的激情,发挥到了最适合的地方。在太行山,在平型关,在台儿庄,在长沙会战的阵地,在滇缅公路,无数次的激战中,他们用身躯和鲜血,保卫着母亲的土地。你若翻看抗战时的老照片就会发现,那被硝烟渍黑的帽檐下,都是一张张年轻稚气的脸。飞行员高锦纲牺牲时年仅十六岁,就连那些带兵的将领,比如左权将军,牺牲时也不过三十六岁。

在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时候,青年们获得了崇高与神圣。不需要抬高,不需要加封,当他们走向抗战的任何一个角落,发出每一颗子弹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这份殊荣。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具有这样的品质。

现在的人们谈起崇高和神圣,多半会发出敬而远之的哂笑,因为这种品质,已被有的人拿到殿堂上去供奉了,用来使普通人保持自惭形秽的感觉。而另一种倾向则是如有些艺术家所说,我们现在都自觉放弃了通向崇高的道路,而拥抱了低俗。然而崇高作为人性中宝贵的品质,从来也不曾消失,或许在某一时间段我们会麻木,会忘记曾经的感动,但当我们重新走近黄河的时候,应该回忆起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

我们可以质疑某些大人物的道貌岸然,可以戏谑我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对于抗战时期普普通通中国人所做出的奋斗与牺牲,我们却只能感叹和敬仰。当我知道有八百个陕西的娃娃兵,在中条山战役的最后阶段被日军围困,弹尽粮绝,誓死不降,纵身跃入黄河的时候,除了崇高和神圣,我找不出还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们。

星海是这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中的一个,只不过,他的武器不是枪,而是音乐。祖国的青山,埋葬了烈士的忠骨,星海的作品,则向世界传颂着他们的精神。

也许星海已经寻找很久了,找他情感的喷发口,一首首的单曲,已不能容纳心中的千言万语,像黄河百转千回,到了壶口这个地方,就形成了壮丽的瀑布。

我想艺术家们是荣幸的,他们找到了黄河,找到了承载着中华民族所有辉煌和苦难的代表,找到了母亲的象征,找到了最适于感情抒发的图腾,尽管星海没有到过黄河岸边,但他对黄河会是陌生的吗。诚然,光未然为他描述了渡河时的惊险,邬析零为他哼唱过黄河的小曲,但这并不足以使人产生一条河流完整的印象。

我以为,黄河早就在星海的心里了。

就像大提琴奏出的雄浑低沉的曲调,这条古老的河流,携带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亚洲的原野上流淌,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和着黄河水形成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都荡漾着黄河的波涛。星海从民众沉重的喘息声中,从流传的民间曲调中早就认识了黄河。从珠江、扬子江、嘉陵江的波涛中也倾听到了黄河。特别是抗战以来发生在黄河流域的一系列激战,以从未有过的惨烈和悲壮,昭示出中华民族不屈的性格和敢于牺牲的精神。这里有古老和现代的冲撞,侵略与抗争的交响,善良与邪恶的搏斗,黄河的历史就此增添了新的篇章。

这一切,构成了星海对黄河的想象。

我想黄河也是欣慰的,她的儿女不仅用血肉保护她的身躯,还为她唱出了庄严的颂歌。

也许有的人到过黄河,但心里是干枯的;也许他们的作品描述过黄河,但止于表象。之所以缺乏星海作品的震撼力,在于他们心中无河,体会不到黄河的伟大精神。

冼星海的那六天是怎样度过的,如果创作一套组画,这一幅恐怕是最难画的。我们知道,那时的延安没有钢琴,星海简陋的窑洞里,只有一个炕桌,一摞粉连纸。陪伴他的,还有一盏油灯。我想钱韵玲会悄悄地送去烤山药蛋和用黄豆粉自制的“咖啡”,不同的是,桌上还有一包粗砂糖,那是光未然为他借来的。星海是南方人,喜食甜,动脑子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抓起一把丢到嘴里,这可能就是当时唯一的奢侈品了。

我看过《黄河大合唱》创作手稿的图片,那略微颤抖的线条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寒冷,初春的陕北夜晚依然寒气逼人,星海的灰棉布大衣却时时脱落在炕上,那滚烫的八张诗稿让他无法平静下来。音乐家一旦进入创作状态,思维的河流里就只有旋律和音符,他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沉思不语,谁也不知道,此刻延安的那个小窑洞里,正在发生一场音乐语汇的风云际会。

诚然,没有钢琴对于作曲家来说是遗憾的,冼星海只能用嘴来哼唱心中的旋律,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困难。因为在中国传统音乐里,缺少可供借鉴的合唱形式与颂歌旋律。所幸,星海对此早有准备,自打回国以后,他就一直在考虑建立中国新兴音乐的问题,他提出“创作者可利用欧洲曲体来创作中国新兴音乐,但要有新的和声,旋律性与调性方面是要中国的民众的,通俗的。”星海不仅是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

有一幅油画我非常喜欢,就是于长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冼星海在陕北》,他描述了星海在乡间收集民歌时的场景,画画得好自不待说,这情节也不是虚构的,因为我知道,此时冼星海已经收集了一千多首民歌,并发表了多篇论民歌研究的文章。

我猜想,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澳门、新加坡,又在巴黎音乐学院毕业的南国游子,当他听到从北方高山草原传来的民歌的时候,会有一种怎样的激动,他从川江号子中听到了激昂奋进,从牧歌中听到了英勇雄亮,从山陕民歌中听到了苍凉悠远……他觉得,中国民歌的旋律是最丰富热情的,研究它是建立新音乐必不可少的基础。同时他也认识到,中国民歌存在着单调平面的缺陷。所以他提出,吸收最进步的技巧,将民歌旋律加以完整的和声伴奏,用对位的方法,采用独唱、合唱、对唱等多种方式,打破过去的主调主义。

这一切想法,都运用到《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实践中去了。

我十分醉心于星海作品中浓郁的民歌风,如《黄水谣》等,和有些音乐家把民间音乐的旋律直接拿来加以变奏和引申不同,从星海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北方崇山峻岭的雄伟,嗅到田野里传来的油菜花香,看到黄河两岸人民生活的悲情与欢乐,可是,你很难说他的乐曲直接套用了哪首民歌的素材,我曾在黄河的渡船上亲耳听过艄公们吼出的“船工号子”,却没有感觉出与《黄河船夫曲》相似的地方,我只能说,那些动听的旋律是他吸取了民间音乐的精华,领会了其独特的风格和韵味,在此基础上自己创造的。

正是有了东西方的两个角度,具备了全面的西洋音乐修养和现代音乐作曲技巧的冼星海,似乎更能把握住民族音乐的灵魂。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歌的收集整理,使他的创新有了雄厚的基础,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在他的笔下产生,做到了他所追求的由单纯向复杂,由民族性向国际性的转变。

星海的作品极具民族的风格,但和本土成长起来的音乐家相比,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使我想到了有的西方音乐家,他们没有到过东方或者中国,但他们创作的音乐,却对异域的文化进行了准确的演绎,比如阿尔伯特•凯特尔贝的《中国寺庙花园》,克莱斯勒的《中国花鼓》,格里格的有些乐曲,还有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的配乐,这些音乐虽然借鉴了东方的因素,但又与本土音乐有着明显的差别,它们往往超出了我们的听觉经验,让人感受到一个全新的东方形象。我想,这些音乐的成功,在于作曲家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也许并不了解东方文化的所有细节,但这种缺憾,却从另一方面给了他们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他们没有试图去用音乐说明一些具体的事物,更多的是追求一种韵味和感觉。中国的诗人曾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由于角度的不同,才使我们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有评论说,星海在创作中“悬置”了个性,突出了民族性、人民性,我对这种说法颇不认同,我不认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是可以缺乏个性的,如果时代性与民族性就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和单一的标准,那评论家们就省事多了。

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星海作品的灵魂,这话绝对没错,但放在抗战时的许多艺术家身上也说得通,那么,星海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呢。我以为,星海的作品也强烈地表现出他的个性,洋溢着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这不仅是他作品的主题在讴歌民族的解放,憧憬祖国的未来,还在于创作过程本身也体现着这种精神。

星海大胆地采用中国从未有过的演唱形式,音乐元素是中国的,而作曲的技巧与和声,又是很欧洲的,比如说对“康塔塔(cantata)形式”的使用。也许当时关于民族性还没有那么多的定义,也没人来得及对抗战歌曲规范制式和定型,所以他能够自由地选择所需要的元素和体裁,这一点,对于创作者来说尤为重要。斗争的残酷和实际的需要,并没有阻碍星海丰富的想象力,所以《黄河大合唱》既反映了现实,又做到了对现实的超越。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曾有过与西方的思想文化艺术全面接轨的短暂时期,最新潮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手法影响了当时的一代艺术家,比如鲁迅先生介绍到中国来的德国女画家柯勒惠支,就是一位表现主义的版画大师。这种接触,促使中国的艺术形式开始出现多元的面貌,像新兴版画运动从一诞生就染上了表现主义的浓厚色彩,也有外国评论说,《黄河大合唱》是印象派音乐的成功,且不论这种认识确切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河大合唱》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碰撞产生出的灿烂火花,冼星海无疑是在音乐领域里融会东西的佼佼者。

星海出国之后,根据地就很少出现这种带有西化色彩的中国风的作品了。

有很多艺术家在谈创作体会时,千言万语,最后总是归结成一句话:作品的成功,说明了深入生活的必要性。这话不能说不对,可我总怀疑他们把话藏了一半没说。因为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虽然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却也不能相互替代。认识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但不是创作本身,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对于艺术家来说,一旦进入创作阶段,就必须用艺术的本体语言去思考。立场和态度是创作成功的前提,而激情与才华,却决定了作品水平的高低。星海是革命者,更是一个艺术大师,他深厚的艺术功力,娴熟的技巧,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在驾驭这样的大型作品时显得游刃有余,我敢说,《黄河大合唱》如果换了一个人谱曲,未必能流传到今天。

按今天的标准划分,冼星海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算作是表现主旋律,然而,如果我们和今天人们创作的有些主旋律作品相比,就能感觉到巨大的差距。那些动辄“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的空洞说教,配合社会主题的生硬直白,主人公高大全的举止,表现手法老套的作品,常常使我们敬而远之。当我看到有的歌手在台上动情地唱着并不感人的歌曲的时候,会联想到影视演员用悲怆的语调朗诵菜谱来显示功力,我不知道这些创作者在表现的时候是否真的心存感动,或者只是在用职业的技能来应付一切。

冼星海曾对音乐青年们说:“伟大的思想应该有的,同时要有伟大的实行。做一个真伟大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像伟大的人。所以学音乐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还要实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似乎只要贴上了某类社会主题的标签,作品就很容易一路顺风地被演出、被播放、被吹捧、被获奖,急功近利的商业原则取代了真诚的创作原则,致使我们身边堆砌了许多“像伟大”的作品,或许这也体现了某种社会需要,但与民众却渐行渐远。

对比冼星海,我们今天又缺了什么呢。
2017-02-02 23: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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