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与无为

by 吴鑫岩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此新春佳节之际我不禁思念起去年圆寂的惟觉老和尚。随手翻开收到的最新一期《中台山》杂志,拜读了老和尚讲解的《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言:“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强调修身和修心的。其实,早期的基督教也强调修行,那时也有很多修道院,教士们也整天打坐修炼。然而,随着天主教势力的扩张,教堂逐渐演变成了“客服”的场所。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修道的气氛荡然无存,认为人们死后上天堂完全是靠神的恩典。其中比较极端的加尔文教派认为,一个人一生下来其结局就已经确定了,后天的努力微不足道。

与文化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教育,因此东西方在教育理念上的分歧也很大。中国的教育强调的是“教”字,其右边的“反文”偏旁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的象形。因此,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主要是让少年儿童守规矩,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棒打出孝子”。西方的教育强调的是“育”字,因此比较尊重个人的特性,允许学生按照自身的个性来发展。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统一以后开始实施小学的义务教育,其观念来自于当时的工业生产模式,学生就像在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学校不断地加工和造就。这样的教学模式此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纳。可是,随着义务教育从小学向初中和高中延伸,西方人开始给学生越来越多的选课自由。然而,在前苏联和中国,这种毫无自由的流水线教育模式一直延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期间。如果把东西方教育做一个对比,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方的学校像流水线,西方的学校像百草园。

流水线式的东方学校可以高效率地培养实用型人才,例如工程技术人员,因此中日韩的工业可以得到迅猛发展。相对而言,百草园式的西方学校更适合天才的成长,学生可以保持自身的特色而避免被教育机器所伤害。钱学森先生晚年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十分失望,因为没有培养出多少大师级的学者。其实,西方国家对自己的教育制度更失望,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就指责美国的教育体系耗资巨大而没有给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尽管西方教育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其实改变起来并不需要巨额的资金,只需引进中国的一首民谣:“小呀么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在东方社会上学就像上班一样,大家都默认学习是艰苦的,因此学生有责任刻苦学习。然而,在西方社会中学生普遍没有这种吃苦的精神,认为学习就应该毫无压力而且兴趣盎然。所以,西方国家的大部分高中生都尽量避开数学,因为需要做大量的习题才能掌握其技巧。由于缺乏数学基础,大部分学生上了大学以后也无法学理工科,尽管很多学生对其很感兴趣。

前不久看了一篇文章,其中总结了中国在各行各业的成就,在很多方面中国都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列。西方人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感到十分不解,总认为中国靠的是各种不守规则的伎俩。其实,中国最强大就是这种“修身”的文化和迅速发展的教育体系,毕竟最核心的竞争要素还是人的素质。当然,钱学森之问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全盘否定。中国的重点中学和大学应该为天才学生提供一些特殊通道,让他(她)们可以少受常规教育体制的束缚,从而可以健康成长。此外,中国的大学也应该率先实行教研分工:也就是一部分教师侧重于教学,而另一部分教师则可以专注于科研。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普遍有一种重科研而轻教学的倾向,结果导致了很多美国的工科学生中途改行。这些学生本来就基础薄弱而缺乏吃苦的精神,再遇上敷衍了事的教授就只好知难而退了。相对而言,美国文理学院的教学质量就十分优秀,因为教授们没有多大争经费和做科研的压力,在人文和科学方面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


From cnd
2017-02-06 09:48:37

More from the 吴鑫岩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