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死”与技术决定论

by 韩连庆

作家马原有个“小说已死”的理论。这个说法本来是他当年初入教职时信口开河顺嘴说的,不想后来却被媒体反复询问,为了自圆其说,他竟然琢磨出一套说辞,仿佛当初是有备而来成竹在胸。王蒙讽刺马原说,不是“小说死了”,而是你马原的小说死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断言“哲学的终结”,此后思想的任务应该留给诗歌,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讽刺说,把思想的任务留给诗歌只能证明你海德格尔的哲学失败了。

马原说,以他半个世纪的阅读和写作经验来说,无论是小说的历史还是格局还是方法论他都了如指掌。他承认韩寒郭敬明是聪明人,但他们写的却不是小说,因为他们成长于网络和读图时代。这里没有优劣之分,正如你无法分辨一株蒲公英和一台电脑的是非优劣一样。每每看到马原的这些解释,我都替马原着急,因为他只说了后果却没看到前因:小说之所以“生”是因为小说主要是印刷文化的产物。

按照美国媒介环境学家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中的说法,19世纪初以前的所有长篇叙事都结构松散,因为这些叙事都是口语文化的产物,而口语文化的叙述特征是层层包裹、大框套小框的套语模式,这与印刷文化的线性情节格格不入。现代长篇小说组织严密的情节是印刷文字的伴生物,因为印刷术造成的封闭空间的感觉远远超过文字。因此,“印刷文字产生了小说,使小说最终与松散的场景结构决裂。”印刷术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叙事的内部转向”,也就是说,古代口语文化的叙事着重表现主人公外在的丰功伟绩,而印刷文化产生的小说则重在描写主人公的内在意识,20世纪的“意识流”“荒诞派”等现代小说的手法都是这一转向的逻辑推演。

沃尔特·翁的这种观点在技术哲学中被称为“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也就是说,是技术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尽管众多哲学家都极力否认技术决定论,认为政治、文化等因素会影响甚至改变技术发展的路径,但是从目前的状态来说,技术决定论大体上是对的,现代技术真的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成了现代人的“天命”。

从这种技术(或媒介)决定论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它们源于传说、评书或戏曲等口语文化,然后由文人删改笔录成文字。由于结构松散,也就很容易从这些小说中截取片段,成功地改编成电影、戏曲或电视剧。中国真正由印刷文化催生的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应该是《金瓶梅》和《红楼梦》,因此它们也就很难成功地改编成影视剧,例如《金瓶梅》拍成电影就是“三级片”。

20世纪末,由于电脑和网络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的“网络文学”,也就是马原说的网络和读图时代的叙事,媒介环境学称之为“次生口语文化”,这是一种基于文字和印刷术之上的口语文化。沃尔特·翁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随着电话、电视、录音机等电子设备而出现的次生口语文化与古老的原生口语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尤其是两者都会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区别在于次生口语文化的群体心态是自觉的,是在按部就班的程序中产生的。我们现在把这种“群体感”称为“粉丝效应”。由于具备口语文化的特征,像《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的小说很容易改编成系列电影和电视剧,例如《九层妖塔》《寻龙诀》《老九门》等,而这些小说也成了各大影视公司极力争夺的IP(Intellectual Property)。

马原说的“小说已死”中的“小说”,指的是学术圈所说的“纯文学”。在网络和影像时代,这种小说也许会变换一种存在方式。按照高晓松的说法,经典文学都有很多闲笔,而如今的很多美剧恰恰具备这一点,把电视剧推到了文学的高度,比如美剧《罪恶之夜》(The Night Of)在调查凶杀案的主线之外,浓彩重墨勾画出一幅幅众生相。以前我有个说法,对我来说,在这个书籍和电影触手可及的年代,看一部电影和看一本书没多大差别,写文章时引用书中的一段话和引用一部电影中的情节也没多大区别,如今我更坚信这一点。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7年3月10日第7版)
2017-03-23 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