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五)

by 钱绛

反抗宗主统治压迫,揭竿起义独立革命

巧取豪夺造就了美洲殖民地新权贵,让血统论、世袭制、裙带关系、资本积累、效忠皇室等抽象概念,通过先父们在弗吉尼亚等革命摇篮的发迹过程变得栩栩如生。毕竟天高皇帝远,地广任鹰飞。一旦羽翼丰满,豪绅们就不满足自己被统治的地位,开始野心勃勃,摩拳擦掌,闹起了与宗主国决裂的自治革命。然后,雄鹰们又合计出一个平分秋色、轮番坐庄的共和政体,以独立、自由、民主标榜点缀,雅名“美利坚合众国”,外号“山姆大叔”。

1603-1733年,英国陆续在北美大西洋沿岸至阿帕拉契亚山脉之间,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居民是来自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移民,大都属于下层劳动群众,且多为新教徒。由于早期移民多数来自英国,他们不仅带来了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具有萌芽的民主意识。这些为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软实力条件。

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北部4个殖民地合称新英格兰(马萨诸塞、罗德岛、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中部4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和特拉华)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有“面包殖民地”之称,半封建的租佃制在这里广泛存在;南部5个殖民地(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盛行种植园奴隶制,从非洲输入了大量的黑人奴隶。种植园奴隶制实质上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的孪生物。英属北美三类殖民地的经济各有特点,但各地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都有较高程度的发展,这就为正在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英属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紧密。许多居民都有共同生存和发展的愿望,他们一般都不固守其原来民族的习俗,彼此自由通婚融洽聚居,逐渐融为一体。各地之间互动商品贸易,文化交流频繁,驿站通邮、报纸传递已成常事,而且共同使用英语。这样,在13个没有隶属关系的殖民地之间,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市场,滋生出了许多一致的心态与常识。这种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加上后来遭受英国殖民压迫剥削的处境,使得北美殖民地内部的民族凝聚力日益加强。一个崭新的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这是后来殖民地人民追求独立的根基。

与此同时,英国一直把北美殖民地作为其主要商品市场、原料供应地和税收的来源之一。为此,它颁布多项条例对殖民地的工业实行严格限制,不允许殖民地形成与宗主国竞争的能力。经过“七年战争”,英国排除了在北美的主要对手法国后,接着更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1763年,英国政府明令禁止13个殖民地的百姓向阿帕拉契亚山以西移民和开垦土地。作为一个富有的地主,华盛顿与大批美洲殖民地的有产阶层,自然就与皇家对他们实施的苛捐杂税等剥削性高压经济政策产生严重抵触,尤其是《印花税法》(Stamp Act)之类的贸易限制及商业压迫规定。

Stamp Act

1756年,为了给“法兰西与印第安战争”(French and Indian War aka 7-Year-War)后驻留北美的英国军队支付薪水,英国议会(British Parliament)通过了《印花税法》,直接向美洲殖民地纳税以榨取收入。此法案要求美殖民地的印刷品,包括报刊和法律商业文书等,使用伦敦特制的带有浮雕印花税票的印花纸,进而上交印花纸的税费。像华盛顿这样的刚刚为宗主国抛头颅洒热血、豁出去打了好几年仗的殖民地自愿民兵,非但没得到趾高气扬的皇家半点慰问犒劳,到头来连安居乐业的喘息机会也被不仁不义剥夺,这窝囊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可以再忍气吞声听之任之的了。随着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和抗税运动,《印花税法案》进一步激化了大不列颠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违抗王室的自治革命。这项不得人心的关税最终于1766年3月被迫撤销,但已经引发了接踵而至的轰轰烈烈、势如破竹、翻天覆地的美国独立革命。


但老奸巨猾的宗主国是不肯轻易罢休的,更何况对付成不了气候的区区殖民土帮。《印花税条例》废除后,根据财务大臣唐森德的提议,英国议会又于1767年下半年通过四项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总称《唐森德法》(Townshend Acts),规定自英国输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叶等,均一律征收进口税,殖民地必须缴纳特别税以供养殖民地英军开支,还允许英国关税税吏依法有权闯入殖民地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物品和走私货物。

Townshend Acts

《唐森德税法》公布后,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怒抗议,强烈要求废除。马萨诸塞议会再次向各殖民地议会发出巡回信件,重申“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享有“革命笔杆子”( Penman of the Revolution )声名的宾夕法尼亚律师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以农民名义发表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农民的12封信》(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影响最大。他否认英国有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利,号召殖民地人民起来,用当年抵制《印花税条例》的那种革命精神去反对《唐森德税法》,因为他坚信,那些对殖民地人民要求征税条例及其他无理法律,直接影响到殖民地民生,并侵犯了他们作为英国臣民“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指的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并没有直接代表,这就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继而也无义务交税,否则就等于违背了宪法。

John Dickinson

在迪金森的激情呼吁下,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抵制英货运动,并用武力反抗英国税吏的搜查与骚扰。结果,英国对北美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英国政府以解散纽约、马萨诸塞两州议会要挟,反而遭到殖民地人民更大的反抗。英国因此向殖民地地区派遣了大量的军队,但由于军纪不严,严重滋扰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致使英国士兵与城市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1770年3月5日,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以保护执行关税条例的英国官员为由,向进行抗议的一群当地民众开枪,结果打死四人,伤六人,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波士顿大屠杀” (Boston Massacre)。 英国遂被迫废除《唐森德税法》,然而,为了表明英国有对殖民地的征税权利,仍保留茶叶税。这即成为1773年爆发“波士顿茶党事件” (Boston Tea Party)的导火线。

Boston Massacre

在这干柴烈火风口浪尖上,华盛顿很是为难,自己毕竟属于得益于宗主国的有产上层阶级,不是说想翻脸就马上可以翻脸的。经过好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于1769年下定决心,加入“弗吉尼亚议会”(Virginia Assembly),并主持了要求成立“大陆议会”(Continental Congress)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反抗《印花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自由之子” (Sons of Liberty)和“自由之女” (Daughters of Liberty)等民间革命团体,“波士顿惨案”发生后,殖民地人民有组织的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1773年,“通讯委员会”成立,它在各殖民地之间互通情况,协调抗英斗争,表现出了一种联合的趋势,不少地方开始组建民兵,把反英斗争推向高潮。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自由之子”领导了震惊海内外的“波士顿茶党事件“。示威者们乔装成印第安人的模样潜入商船,将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一整船茶叶倾入波士顿湾(Boston Harbor),以此反抗英国议会于1773年颁布的《茶税法》。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英国政府于1774年起陆续颁布五条《强制法令》(Coercive Acts),又称《不可容忍法令》(Intolerable Acts),强行关闭波士顿港,直到波士顿居民付清被约翰·亚当斯称为“波士顿茶叶大摧毁”的损失为止。

波士顿倾茶事件

为了对抗英军的倒行逆施,“弗吉尼亚议会”在杰斐逊倡议下,呼吁美洲十三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建议召开由各殖民地代表参加的联合会议,共同“商讨各殖民地之不幸现状”。1774年9月5日到10月26日,在费城举行了史称“第一届大陆会议”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的划时代性大会,除佐治亚因总督阻挠缺席外,其他12个殖民地的55 名代表均来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首次美国革命的群英会,代表多为富商、银行家、种植园奴隶主。马萨诸塞的代表有塞缪尔·亚当斯 (Samuel Adams) 及其堂弟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美国第二任总统)、铜匠保罗·列维尔 (Paul Revere) 、代表团长约翰·汉考克 (John Hancock) 等人。弗吉尼亚则派出了乔治·华盛顿、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理查德·亨利·李 (Richard Henry Lee) 、和代表团长佩顿·伦道夫 (Peyton Randolph) 。佩顿·伦道夫当选为会议主席,约翰·亚当斯在会上最活跃,是会议的灵魂人物。

大陆会议召开

会议期间,北美各地人民到处举行集会,通过决议,表明对时局的态度,并向英国王室请愿,希望其能够撤销强行法令,并调解殖民地对法令及英国政府的抵抗。“大陆会议”围绕民族独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主鹰派主张殖民地完全与宗主国决裂和立即开始军事行动,保守鸽派则主张与英国永久合平共处相互依存发展;最后通过了《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要求英国政府取消对殖民地的各种经济限制措施和5项高压法令;重申不经殖民地人民同意不得向殖民地征税;殖民地实行自治,撤走英国驻军。如果英国不接受这些要求,北美殖民地将于12月1日起抵制英货,同时禁止将任何商品输往英国。在闭会之前,代表们一致同意,假如问题得不到充分解决的话,他们将在明年春天再来开“第二届大陆会议”。

尽管这次会议没有明确提出独立问题,成员们还向英王呈递了《和平请愿书》,表示殖民地仍对英王“效忠”,有不成熟和妥协的一面,但它却体现出了殖民地形成自己政权的首创精神,是北美人民有组织地携手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标志,并为后来在统一旗帜下进行的独立战争奠定了基础。至此,自由钟声已敲响,殖民地与英国发动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自由钟

1775年3月, 华盛顿与杰斐逊、理查德·亨利·李、 派屈克·亨利等好些革命同乡,避开殖民地总督府威廉斯堡 (Williamsburg) 的官方耳目,秘密聚集到里士满的亨利郡教区教堂 (Henrico Parish Church) ,现称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 in Richmond),召开了点燃革命星星之火的“第二届弗吉尼亚大会”(Second Virginia Convention) 。

本次会议因为关系到与母国关系的剑拔弩张,又涉及1774年10月结束的弗吉尼亚志愿军和俄亥俄河谷地的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冲突–后来被称为“邓莫尔战争” ( Dunmore’s War*),不仅出席率非常高,而且密切关注时局的代表们见解分歧巨大,出发点严重不同,以至于群情激愤,众口不一,争论不休,从1775年3月20日整整持续到一周后的27号。会议的第一天有95名代表出席,接下来的日子里与会者来来往往,参加人数增至120。

在一大堆耳熟能详的美国革命先驱者中,华盛顿像绝大多数代表一样,摇摆不定、左右为难,直到宁死不屈的派屈克·亨利一锤定音。脍炙人口的“若为自由故,生命尽可抛”的演讲使本来四分五裂的与会代表,终于坚定并暂时统一了叛逆的革命思想。从此,这里士满的老教堂也成为呼声最高的革命源地。

Patrick Henry gave his now-famous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speech.

“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英王变本加厉地对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1775年3月30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新英格兰约束法》(New England Restraining Act),禁止北美殖民地与除了大不列颠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还严禁新英格兰地区的渔民进入纽芬兰和诺娃斯科舍(Newfoundland and Nova Scotia)附近海域。1775年4月19日,英国军队得到消息说,马萨诸塞民兵在康科德(Concord)私藏军火和武器,便向此处进发。保罗·列维尔 (Paul Revere) 和威廉·道斯 (William Dawes) ,策马跑遍乡间,向殖民地居民发出警报。那天,列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发出了响彻世界的枪声。

Paul Revere’s Ride

在人民反英武装斗争和高涨的革命情绪推动下,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如期在费城召开。与会代表66人,新代表中有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已经颇有名气的秀才托马斯·杰斐逊,波士顿富船商约翰·汉考克被选为会议主席。在反英革命战争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大陆议会”在性质上来说,已发展为国家政权组织,开始起着常设的中央政府作用。

1775年 6月15日,“大陆议会”通过了组织“大陆军”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10月,开始组建一支海军,并于11月建立海军陆战队;12月,在大陆海军“阿尔弗雷德”号舰艇上第一次升起一面用13条横道-标志13个殖民地联合的旗帜,这是美国国旗“老光荣”的雏形。1776年7月4日,通过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肯定人民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并正式宣布北美13个殖民地断绝与英国的隶属关系,成立“美利坚合众国”,从此脱离英国独立。后来费城为了纪念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在此签订宣布,不仅大敲“自由钟”,使之经久不息,还把当地的一支篮球队起名为 “费城76人队”。

签署《独立宣言》

在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后尚未正式设立中央政府期间,“大陆议会”起到了临时政权的领导作用。1777年11月15日“大陆议会”通过《邦联条例》(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全称为《邦联和永久联合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nd Perpetual Union),1781年3月1日获各州批准,开始生效。 据此成立的“邦联国会” ( Confederation Congress) 代替“大陆议会”,在邦联宪法的基础上,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成为直到1789年3月为止的美国立法机构。

–未完待续–

注释:

Lord Dunmore’s War — or Dunmore’s War — was a 1774 conflict between the Colony of Virginia and the Shawnee and Mingo American Indian nations.

The Governor of Virginia during the conflict was John Murray, 4th Earl of Dunmore — Lord Dunmore. He asked the Virginia House of Burgesses to declare a state of war with the hostile Indian nations and order up an elite volunteer militia force for the campaign.

The conflict resulted from escalating violence between British colonists, who in accordance with previous treaties were exploring and moving into land south of the Ohio River (modern West Virginia, Southwestern Pennsylvania and Kentucky), and American Indians, who held treaty rights to hunt there. As a result of successive attacks by Indian hunting and war bands upon the settlers, war was declared “to pacify the hostile Indian war bands.” The war ended soon after Virginia’s victory in the Battle of Point Pleasant on October 10, 1774.

As a result of this victory, the Indians lost the right to hunt in the area and agreed to recognize the Ohio River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Indian lands and the British colonies.

Although the Indian national chieftains signed the treaty, conflict within the Indian nations soon broke out. Some tribesmen felt the treaty sold out their claims and opposed it, and others believed that another war would mean only further losses of territory to the more powerful British colonists.

When war broke out between the colonials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1776, the war parties of the Indian nations quickly gained power. They mobilized the various Indian nations to attack the colonists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2017-04-09 14:4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