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菜

by 单若水

单若水:“拿”菜

过年时打电话给故乡的至亲拜年,在聊天中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兴旺的媳妇,近日晨练时遇到了她,聊天时她们聊到了我。兴旺媳妇提起了五十年前一次下工时我帮她提草筐的事,当时她的筐里有几个偷拿的萝卜,上面盖着打好的猪草。我的思绪一下子被带到五十年前插队时的年代。

六八年我有幸到我的原籍、富庶的市郊小坪大队插队落户。小坪山的收入较之工分值几分钱的种粮地区高多了,较之同是蔬菜种植区、却没有什么副业收入的兰州郊区其他社队也高出一截,甚至和一些工人、干部来比,收入也不低,但农民的生活依旧过得并不富裕。作为菜农,吃着国家供应的商品粮,可成人定量每月仅三十斤,供应的食油不到市民的一半,每月仅二两,吃肉只能靠过年宰杀自己喂养的猪羊。对于整日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来说,肯定不够吃的。于是,除在巴掌大的自留地种点粮食来补充外,还要想方设法去买高达一元一斤的“高价粮”。在高价粮面前,两元多的工分、年底成百上千的分红也架不住,不过是纸老虎而已,因而多数社员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的,还要为全家人吃饱肚子而奔波。

几千年前,先贤就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日子过得不宽裕的农民,偷一些、拿一些属于生产队集体的东西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个人性的问题,人在骨子里都有一种不劳而获、顺手牵羊的贪念,只要风险不大都会贸然出手的。每年的夏秋季是蔬菜集中上市的收获季节,这也是社员们一年里施展手脚的难得时机。一般社员下地通常都会牵着自家的羊,而且在田间休息的空挡,为猪羊打些食草,为此也都会带一个装草的筐子和背篼。这个筐和背篼可不一般,上面是货真价实的草,而下面往往则大有玄机,摘茄子则会藏有茄子,拔萝卜则会匿有萝卜。无论是队长还是组长对此心知肚明,社员之间也是心照不宣,只要不是太心狠,谁发现了也不管,都睁一眼,闭一眼,那时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谁没偷过?在利益面前只有胆大胆小的差别,只有大贪小贪的差别。以往学校里学的、报纸广播上宣传的所谓“贫下中农觉悟高,爱社如家”是没有的事。不过,说“偷”毕竟太直白,有些小题大作,也不甚好听,所以在当地大家都以“拿”代之,这样似乎就可以减少道德谴责和心中的不安。甚至被捉住训斥时,队长们也都随众称其为“拿”,从不提“偷”字。



队里有个四十多快奔五十、叫子瑛的的汉子,特爱占点小便宜,而且很贪心,每次出手都狠又不谨慎,多次被队长或带队的组长破获。而且他一被逮,立马会咬出所有他看见的“作案者”,以示人人如此,造成法不治众的局面,但也犯了众怒,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干活。有一次挖蔓筋萝卜(这是一种大头菜和白萝卜杂交的品种,外观像白萝卜但不似萝卜那样细长,而是粗矮,一个就两、三斤重,口感也不似萝卜那样甜脆,有些大头菜的韧和辣,非常适合腌制咸菜。)一般人拿一、两个就很知足了,已够一家人一、两天的菜了。他却贪婪地在背篓的草下塞了七、八个,背起来都有些吃力而显形,被队长抓了个现行。可他记吃不记打,下次照犯,还是那样贪心。

子瑛有个绰号叫“尕金牙”,简称“金牙”,村里人几乎都忘了他的官名,见面人人称其“金牙”。此雅号还有些来历,据说他年轻时曾镶过一颗金牙(是否是真金的已无法考究)。一次“抢寡妇”时,几拨人同时出手,在撕打、抢夺之时,该寡妇执意不从任何一方,大声呼着要嫁那个有“尕金牙”的人。从此子瑛就以“尕金牙”出名了,至于那个寡妇是否真嫁给了他,我倒没有考证过。

“抢寡妇”是旧时的一种民间陋习,在当时的社会,男尊女卑,女人被视为男人的财产和附属品,女人一旦丧夫成寡,就如成了无主之物品,如无夫家、娘家的有力保护,可任人抢夺、占有。法律对此粗暴践踏妇女权益的行为也是多有纵容,并不认真追究。做此勾当者多是出身贫寒、无力娶妻的男性青壮年,也不排除豪强、流氓恶霸。当其探悉某处有孤守青灯的寡妇后,即可邀一帮人伺机抢回成亲。这种明火执仗的抢掠犹如绑架,没有事先的“默契”,又是一种野蛮举动,如有叔伯辈护卫,往往酿成流血的悲剧。当然如寡妇有改嫁的意图,或夫家做主欲将其出户,就会有事先的沟通和默契,这种“抢”就是“作秀”,以给外界造成是不得以而被抢的,并非自家情愿,这就可以大幅减少对再嫁寡妇的道德谴责和对门风的辱没。这种陋习民国以后逐渐式微,只在农村或偏远贫困地域发生。

“金牙”占小便宜成性,还喜吹牛、出风头,因而常被人取笑、捉弄。一次冬季的平整农田,地旁有一块大石,形状不甚规则,少说也有三百斤重。复员军人泽先人高马大,虽无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功力,在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力士。休息时他试探着挪动此石,用尽气力,挣得脸红脖子粗,也只是将石块原地搬起离地不过两、三寸高,虽如此,大家还是为他喝彩,赞叹他的神力。此时不甘寂寞的“金牙”踱到石前,伸出双手揣摩着石块,似乎也有兴趣,见此状旁边的人们吆喝着要他也一试身手,不过是取笑他找点乐子罢了。见有人起哄,他并不上当,自嘲又自找台阶地说,老了,不行了,年轻时比这大的石块也能搬得动。人们都知他这是在吹牛,也懒得揭底,随他满嘴跑火车。

泽先喜好开玩笑,更是多次戏弄过“金牙”,此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来,在“金牙”眼前晃了晃说,你要把这块石头搬得不论高低,只要离地这钱就是你的了。正要离开的“金牙”看着那张印有炼钢工人的咖啡色五元钞票,眼睛一亮说,当真?你不会骗人吧,我搬起来你反悔怎么办?众人纷纷围上来看热闹,朝国媳妇苏慧珍(人称她苏儿)又掏出两斤粮票说,这个也加上。这一下“金牙”再也按捺不住了,往手心吐了口唾沫就要试了。那时五元钱再加两斤粮票可不是小数字,能买五、六斤猪肉(当然还要有肉票),够到西固同华楼国营食堂,叫几个好肉菜一家人美美吃一顿,当时可没有现今的豪华饭店和餐厅,只有极简陋的国营食堂。

大戏开场了,“金牙”脱了棉袄,绕石一圈,稍事踅摸便发现了一个易下手处,缓缓弯下腰去。他的手刚触到石头,又缩回来了,他有些不放心地说,要找个中人,你们把钱和粮票交给他。众人没有异议,一致推举以老好人出名的老头钱守栋为中人。钱为人处世圆滑,从不得罪任何人,而且据说耳背厉害,但也有人说他的耳背是装的,遇到他不想搭理的事时,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而与他利害相关的事,他的耳朵尖得很(“耳朵尖”是兰州方言,意即听力特别好)。这次,他倒是一下就听见了,而且爽快地接过了钱和粮票。

“金牙”开始发力,看来他是志在必得的。不料折腾了近一分钟,涨红了脸,大冷天的,汗也唰唰地从两颊上流了下来,再看那石头却是纹丝不动。他不甘心地松了手,似乎要认输。泽先适时地凑过去,一本正经地拍着他的肩宽容地说,不要紧,一次不行,缓一会儿再试。于是“金牙”又花了十几分钟,前后试了三、四次人都快累瘫了,终于没有成功,这才极不情愿地嚥着吐沫,眼睁睁地看着钱守栋手中的钱和粮票又回到泽先和苏儿手中。其实还没有出手,他就知道自己没戏,他自己有多大的力道心里还是清楚的,也知道泽先和众人把他当猴耍。可他不在乎,那钱和粮票的诱惑实在太大,试一下也许侥幸能赢,尽管可能性几乎是零,如不试,事后他会懊悔地几天睡不着觉的。当然泽先和苏儿,包括所有在场的人也都知道他根本没戏,也深知他的秉性,这才有了这场猴戏。

午休时间到了,大家都找暖和的阳洼处吃带来的干粮,“金牙”酸困的手臂还有些颤抖,不听话的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包干粮的手帕。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馒头从手帕中滑落向底处滚去。没赢到钱和粮票还在沮丧的“金牙”大怒,一边起身去追馒头,一边嘴里骂骂咧咧地嘟囔着,我让你跑,让你跑,我看你跑到他妈的X里去。坐在我旁边的泽先捅捅我,指着“金牙”朝我坏笑了一下,待他把追回来的馒头塞进嘴时,泽先笑着、大声叫着,哇,还真的跑到他妈的X里去了,引来一阵哄笑。“金牙”没恼怒,也咧着嘴笑起来,他这个人有个好处,无论别人怎么捉弄,他也只是憨憨地一笑,从不翻脸。



也有不太“拿”的人,我们队里的子泊就是如此。他时年大概三十岁左右,乳名渣子,此“渣”并非现今“人渣”、“渣滓”之意,却是取其原意“碎屑”。兰州人常给老幺特别是老年所得取此名,意为“细微、珍稀”,犹如南方人的“细伢子”、“细崽”的意思。此人生得五大三粗,平日里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好像从来没有修、刮过胡子,一副李逵的扮相。其兄子湖,兄弟俩名号合起来就是“湖泊”,有些书卷气,这在乡下有些稀罕。一般像他这个年纪的壮汉子,都会被队里派去兰州炼油厂干装卸沥青辊、或赶马车搞运输的副业,挣高工分,最不济也会在队里的石灰窑上干些技术活,不知他为何“沦落”到妇女、老弱的行列里,整天“烂”在农活里。

他在队里没有任何职务,却什么事都爱管,行事莽撞,口无遮拦,谁都敢骂、敢得罪。在地里干活,他老是盯着别人,生怕有人偷拿队里的东西,很遭人嫉恨,也得罪了不少人,背地里人称他为“混子”。这个“混”子不同于现流行的“混混”之意,在当地方言中是指“脑筋混乱”即“精神不正常”之意。其实从我和他的接触和观察来看,他倒是个耿直之人,干活不惜力,心里不存事,当众将人家藏在草筐底的菜倒出来,也就到此为止,并不去往上报告,事后也再不会提及。好像他的这些举止没有任何功利和目的,只是一种爱好而已。大队长戴文元是他的姐夫,可他从来也不仗势欺人,也算难能可贵。子泊也算个有故事的人,特别喜欢混在女人堆里说些不荤不素的笑话,不时地动手动脚,占点女人们的便宜,吃吃豆腐。为此也不止一次地被女人们修理、捉弄,有时还很狼狈,他的一件趣事虽已过了半个世纪却至今难忘。
在地里干活,水火急了哪有什么现成的厕所,都是就近解决了。皮厚的男人们,走上三、五步转过身就在那里毫不顾忌地方便了,女人们尤其是年轻姑娘、小媳妇们多少有些羞耻之心,往往会三、五成群地结伴走出老远避背的地方,方肯安心解决。记得我刚到队里时一次去摘辣椒,几个女人们跑到堤坝后面去方便,少顷子泊便坏笑着跟了过去。只见他站在坝上居高临下突然一声大喝,接着手里的土块就像炮弹一样射了过去。几个女人借着方便之际也想着多歇一会,正光着屁股蹲在那里聊得火热,被子泊的土块惊得提起裤子慌忙躲藏,得手的子泊得意忘形地站在那里狂笑不止。

哪知这几个巾帼也非饶爷的孙子,系好裤带后气势汹汹一窝蜂地扑了上来,有拽胳膊的,有抱腿的,当即将他放倒在坝上。有人掐,有人揪,有人满身乱挠,她们一边上下其手教训他,一边咬牙切齿地数落着,你不就是从这个缝子里出来的,你没有见过吗?叫你再坏!子泊哪有还手的机会,只有求饶的份。折腾了一会大概气还没出够,不知那个姑奶奶一声吆喝,几个人一起下手竟将他的外裤连内裤一起扒了下来扔到了几丈外的堤坝下。更奇的是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媳妇适时地递上了一个大辣椒,众英雌们相视一笑,麻溜地套在子泊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上,辣得他像杀猪一样嚎叫起来,众人这才一哄而散放了他。幸亏当日所摘的是不甚辣的灯笼辣椒,若是辣得让人流泪的羊角椒,那他的命根子大概要肿几天的。



还有一个不太“拿”的就是仓先的二儿媳刘玉清,人们都唤她“换娃子”,她的男人在兰炼当工人,人很机灵,表面上对人和和气气,不太和人争执、纠纷。但不少人都说她经常告黑状、打小报告,不仅和队长关系不错,而且和大队革委会的几个人也是熟络得很。因而和她一起下地干活时,都会多一点心眼,尤其是“顺手牵羊”时更要避着她。若被她看见,当面她什么也不会说,但只要她看见的,不到一天队长也就“看见”了。其实她也不免俗,我就看见过几次她将茄子、黄瓜塞在草筐底下,也许她知道我不会说出去,也就不避我。天长日久才知道她之所以这样目的很明确,想要入党,又在觊觎队里妇女队长的职位,当时的妇女队长是子德的媳妇陈桂英,已四十多岁了,能力和魄力都快磨完了,也不想再继续当下去了,队里一直在酝酿新的人选。那时要“进步”、要“靠拢组织”,至少不能有“偷”集体财产这样的不良行为,至少在表面上要“干净”,而且要勇于和不良现象做斗争。一般生产队除队长、副队长和会计兼记工员外,另设一名妇女队长,妇女队长虽不能和前三者一样享受全勤补助待遇,但好歹也是队里的干部,有较多的话语权,经济上也好处多多。

不过也还真有一些从来都不“拿”的“好人”,那就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确实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你借他们十个胆,他们也不敢拿队里的一草一木。这些人有一个固定的身份“阶级敌人”,又有许多随时在变的身份:批“刘邓”,他们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批林彪,他们成了林彪反党夺权的爪牙;批孔夫子,他们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批四人帮,他们又成了四人帮的帮凶,到最后,他们自己都糊涂了自己究竟是谁。虽大多数乡亲们并不歧视、欺负他们,仍按着族里的辈分,长幼有序地友好相处着,但他们自知是在“另册”里的“罪人”,低人岂止一等,而且有人还不时地盯着他们,即便规规矩矩,也会随着每次运动的到来和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不时地被揪上台去“斗倒斗臭”,哪敢再去造次,这无异于找死,用兰州方言来说就是“癞蛤蟆跳进姜窝子(用来舂盐的石钵)找着挨锤子”。

贫穷和饥饿把良民都变成了贼。虽说如此,毕竟做贼于理于法都是见不得人的,如果队长、组长想要整治你,这就是最好的由头。因而偷也要有眼窍,不能不管不顾,更不可光明正大,互相之间总要隐讳的。你如果当着队长的面明火执杖,他不想处理你都不行,谁让你不长眼呢。



一次收工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起出工的臧文英牵着羊、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草筐,显得有些吃力。她就是兴旺的媳妇,年龄比我稍大一些,论辈分我得喊她嫂子。她的公公宗贤文革前任职大队长多年,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老要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难免会伤害一些人。作为农村的当家人,天高皇帝远,平日里作威作福的事大概也不会少。加之宗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因而文革一起来,就被队里的造反派作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关在“牛棚”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完没了地批斗着。其实就一介识不了几个字、管着一个村的农民而已,也算什么“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这就是当时文革的模式,但凡带个“长”字,哪怕比芝麻还小,统统都是“走资派”,都要揪出来打倒,都要批倒批臭。我下乡时,革委会早已成立,可他还和十几个“五类分子”被关在大队的牛棚里,时不时地被批斗。惧于正在掌权的造反派的淫威,加之有些人以前受过宗贤的伤害、有过节,免不了幸灾乐祸,而多数人又都少不了是势力眼,于是都有意无意地疏远她们家,拉开距离。

我是文革派斗结束、革委会成立后才下的乡,与队里的所有人没有任何恩怨,利害和感情上没有负担。在族亲们的提携和指导下,逐渐适应了农村繁重的农活,生活趋于正常,尤其是有了宣传队的一段经历,对全大队的头面人物和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和其中的一些人多少有了联系。因着族亲们在队里的良好口碑和广结的善缘,特别是宗泰叔几十年在大队干部任上积累的人脉,这些“原始股”为我的立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过文化革命的磨难,对那个党国、对这个社会、对人与人的关系有了清醒的认识,书生气、骄气、戾气有所收敛,棱角已被磨得近乎圆滑。与文革前的我相比判若两人,知道了自己的分量,放下了学生身段,与所有人交好,不论干部、普通社员,不论贫下中农还是“阶级敌人”,也不论男女老少。从来到小坪山的第一天起,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不参与任何派系争斗,不得罪任何人,不管任何“闲事”,不怕吃亏,帮所有可以帮助的人。于是虽只有半年的时间,却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人际关系和谐、顺畅。因而尽管每天劳动很累,心情却很好。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到一个女人家如此,我一个空手的小伙子岂能袖手无动于衷。于是我有意放慢脚步,等她走到我身旁时,要帮她提筐,不料她有些紧张,连声拒绝,又下意识地紧扣筐梁,好像怕我夺去她的筐。我以为她是客气,于是不由分说地硬从她手中接过来。提到手里时筐的分量告诉我这绝不仅是一筐草,当天我们在挖绿萝卜,以我的经验至少有四、五个萝卜“卧槽”筐底。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不愿我帮她,她有些紧张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反而镇定下来,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和她“谝着闲传”(兰州方言“闲聊”的意思),一直帮她提到她家门口。过后我早已忘了此事,没想到五十年后她竟还记忆犹新,也算奇事一件。

以后我又不时地遇到这类情况,帮过他人,才知这是通行多年的“潜规则”。那时候兴时一首歌,头一句就是“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上面也口口声声地要大家“爱社如家”。既然公社是“藤”,社员是“瓜”,“社”就是自己的家,那么瓜吸藤的营养,拿点自家的东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老人家有句名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套用到种菜的农人身上大概也不会错吧。

记不清在下工的路上帮多少人提过筐,背过背篼,渐渐大家都知道我憨厚好帮人,口风又紧从不多嘴多舌,也就不甚避讳我,有时还会要我“观敌掠阵”。有不少人自己拿时,也撺掇着我顺手牵羊,难得人家这样信任我,盛情难却。可因刚到队里不久,“不拿集体一针一线”的观念还很深,胆子又小,很难从命。后来我意识到每个人都拿,就你独慎,这显然对他人是一种威胁,在人家眼里你就是异己,就是隐患,也就只得随手意思意思,作为“投名状”吧。一般如西红柿、萝卜这样的张口货,吃一个、衣兜揣一个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心里老是扑通扑通的不踏实,生怕被队长看见,总觉得过不了“偷”这个坎。好在半年多后,我就被调到大队农具厂去打铁,离开了生产队,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再纠结这个“偷”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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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27 15: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