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二三事

by 侯德健

侯德健:杨宪益二三事

【前言:杨宪益去世前一个多月,小侯带着我和几个朋友去探望了这位“老顽童”。在北京后海银锭桥边胡同深处的一所住宅里,95岁的杨宪益思维敏捷,烟不离手,屋内的摆设十分简单,墙上挂着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的照片,桌上摆着当天的报纸,杨宪益告诉我们自己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每天看报纸没什么问题。杨宪益嗜酒,医生对他有禁酒令,可他却笑呵呵地说:“喝几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那天,小侯说起想给杨宪益添置一台新的DVD播放机,并向他推荐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杨宪益摆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

后来,我才知道,2006年秋天,杨宪益就已经被查出身患癌症,他自己却不怎么在乎。

杨宪益去世那天下午,我辗转得知消息,发短信给小侯,很快,小侯确认了这一消息。

小侯是搞音乐的,二十多年前从台湾来大陆,偶然认识了杨宪益,1983年,一位在北京留学的澳大利亚学生把小侯带到了杨家,从此,小侯就经常去和杨宪益聊天,有时还赖在那里直到深更半夜也不肯走。他们相差41岁,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1980年代,“混迹”于杨宪益家的还有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大使、专家,也有杨宪益的老朋友们——194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曾在重庆搞过一个“二流堂”,后来随着大时代的变迁而搬到了北京,从重庆“二流堂”到北京“二流堂”,杨宪益始终是其中一位并不怎么活跃的成员。“文革”期间,“二流堂”成了“反革命俱乐部”,堂中成员后来的命运遭际各不相同。

“文革”结束后,老朋友们又开始互相往来了,杨宪益把自己家的聚会戏称为“新‘二流堂’”。台湾来的小侯则成了“新‘二流堂’”的重要成员之一。 】

杨宪益家的新“二流堂”

我1983年一回来就认识杨老了,住在杨老家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谁愿意的话都可以住杨老家。戴乃迭是英国人,说英语的留学生经常到他家去。他们家房子比较多,外文局分的,加起来有五个房间,那时候部长也就只有三套。我从台湾过来,这边的文化官员不知道怎样跟我打交道,他们说他们的,我说我的,沟通不了。我见到宪益后,就觉得还有人说话我能听懂。

当时文艺界为欢迎我到北京开茶话会,他们请宪益来讲话。他说:“小侯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这里的事情他不一定能懂,他也不需要懂,反正他是作曲的,就只作曲吧,就像我是喝酒的,我就多喝酒。”

在1980年代,杨老是我们了解海外消息的一个重要渠道,他每天听国外的广播,像BBC之类的。有一天我们去他家,杨老和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呀,里根死了。”那时候,里根还在台上呢,大家就很惊讶,杨老乐乐呵呵地说:“嘿嘿!今天是愚人节。”

去他家的是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大使、外国专家,还有他的一些老朋友。我最常在那里碰到的是黄苗子、郁风、丁聪,民国时期,他们在重庆搞了个“二流堂”。后来的这个新“二流堂”,因为原来的堂主唐瑜搬到香港去了,而那时候我有车,也最年轻,所以,他们有什么需要都是我在跑来跑去。

新“二流堂”的这些人就说:“唐瑜不干了,小侯干了。”就这么成立了新的“二流堂”。

只要我在北京,每周我都至少去一次,在他家吃饭,我负责采买。他们家有一个老保姆,很会做饭,尤其会做金华火腿,所以那时候每隔一两个礼拜,我都会去买一只金华火腿。

有一次,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使跟他的夫人来,杨老刚从东北回来,带回了一个驴鞭,切成一节一节,拿给我和这些外国客人。那些人不讲究,杨老也不说这是什么。戴乃迭在旁边笑。后来杨老告诉他们,这就是酱过的驴鞭,把老外吓死了。

新“二流堂”就我们几个人,经常聊的就是他们在重庆“二流堂”的事,杨老当时并不是“二流堂”里特别活跃的人,但喝酒可以。有一次空袭警报宵禁时,他们把酒喝光了,酩酊大醉,也没办法出去买酒,竟然把唐瑜的老婆存的煤油误当作酒给喝了。

他说起过“文革”期间坐牢时,他在牢里面拿肥皂盒养花的事,鸟粪滴在了窗台上,里面有一粒种子长出了小嫩芽,宪益就用肥皂盒养起了这支小嫩芽。

宪益写了很多打油诗,都是即兴作,我都记不住了。往往是,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写好了,然后用小纸条写出来拿给我们看,有时候写给黄苗子或丁聪。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1990年离开北京。

你还泡妞吗

宪益是中国那种少数的特别可爱的老头,老知识分子,世界观也很豁达。

杨老说他是个花花公子:“我真的是一个Playboy,不相信我脱裤子给你看。”然后,站起来就脱裤子了。几位太太们就吓得花容失色了,而实际上,杨老只是把他的皮带翻起来给他们看,他那条裤子的品牌是Playboy。

2006年,我回北京去看他,中间我们有16年没怎么见面,杨老的第一句话就问我:“小侯你还泡妞吗?”

他对我的印象就是泡妞。

我说:“还泡。”
他说:“那就好。”

之后他写了一副对联给我看:“我给陈水扁对了一个对子,陈水扁对赖汤圆,陈对赖,水对汤,扁对圆。”

他从不发怒或者流泪,脾气好得不行,不那么冲动,对节日也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有一个儿子,还那样子没了。因为我跟他儿子年龄差不多,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好像是看到他儿子一样。

所有去他们家的人都提醒我不要跟他提他儿子的事情,他不想让人提。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一直到几个月前我们去他家,杨老才主动跟我讲儿子的事情,他说,他这个儿子,当时非常优秀,后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妈妈、爸爸都被关进去这个事实,把矛头指向自己,跟自己怄气,精神上完全受不了了。乃迭已经走了,我想乃迭在的话,杨老绝对不会提的。

他非常关心我,关心我精神状况好不好,物质状况他知道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我比大部分人日子过得好,我也很开心,就是水土不服,睡得不好。

有领导专门为我的事情去过杨老家,希望由宪益帮助我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会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世界。我想有几个可能,一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可能他认为,一个人如果遇到问题,不是自己认识到问题所在,然后自己解决,任何人给意见也没用。

宪益从来不灌输式地告诉我任何东西,其实我有什么想法都会跟他讲。1980年代,我对兰陵王的故事很感兴趣,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拍成电影,当然没有像后来《指环王》那样的规模。杨老跟我说了很多他知道的故事,其中一个是一个叫妇好的人的故事,很精彩:她是商朝国母,商朝是母性时代,杨老说,妇好武功很好,她觉得老天也能打,就琢磨自己怎么能证明把老天打下来呢?她就让人把羊皮缝起来,把血灌进去,然后用弹弓弹到天上,然后她拿着箭把它射穿了,血就从天上洒下来了,她就说我把老天爷也打死了。

他在翻译这件事上没什么成就感

他经常说,人只要活着,脑子就得不停地想,总得做点事,要不然活得更难受。

他对翻译这个工作是兢兢业业的,这个事情不是你语文好就可以的,而且还要有很多常识,还要有历史性的修养。

翻译这件事可以耗掉一个人很多时间,但是要说宪益在里面有什么成就感,我觉得没有。对这些东西,他看得很淡。翻译界的一些名望,他完全不在乎。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搭档是非常合适的,好的翻译家,应该是把别的文字翻译成你的母语,英文不是宪益的母语,可英文是乃迭的母语,她的中文并不好,平时说汉语也并不是太好。但是,他们俩的搭档却解决了翻译中的母语问题。

杨老的国学功底非常好,看古书完全没有困难,尤其是《尚书》、《春秋》、《国策》之类,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过道家的书,《易经》从没说过,《老子》很少提,《庄子》偶尔会提。你要归类的话,宪益应该是觉得《老子》太严肃。如果我们说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拥有了一个身体,然后每一辈子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次杨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最接近庄子的角色。

拨乱反正之后,杨老的反应和吴祖光不一样,吴祖光他们好像还很有激情,积极地去碰撞,杨老不想去跟现实有什么碰撞。我觉得他有一种无力感,也已经没有力气去做任何表达。

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人,或者说任何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有几种不同的反应程序,假设一个人到山里去熬夜,没想到碰到一头大熊,他可以攻击它,也可以逃跑,当这两种方法不奏效的时候,还有第三种方法——装死。熊会觉得不好玩了,就不会去理他了,这样,就可以度过危险。这样的假死状态,在他们那代人中,有很多人就是这么度过余生的。这么讲,可能有点冷冰冰,但在我的理解确实是这样的。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在重要的时候做出一些反应。

前些年,有一家台湾很有名的杂志找到我,希望采访杨老,杨老破例说请他们来吧。当时,他们问了一些年轻人会问的问题,杨老没有正面地回答,因为他不想趟那滩浑水,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的问题,说假设1949年以后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治理中国,你觉得会不会不一样。杨老就讲了一句说,国民党当时的腐败很不堪了,已经很难了,它已经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了。虽然他经过这么多政治运动,都是在被攻击、被打压的角色,但他并没有一种想法,要是国民党没走多好。

我看到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他晚年对物质生活没有要求。但是酒不能少,他什么酒都喝,我们希望他能喝一点好酒,不要喝乱七八糟的酒,所以老想办法多送一点真酒给他。

这两年回北京,我常去看他,觉得他的电视机太旧了,想给他换,他不要。我有时候拿一些音乐给他听,他居然找不出一个可以放音乐的设备。

我记得那时候乃迭经常骂他,说这个老头子太不像话了。当年在伦敦时,有一个晚上乃迭肚子疼叫宪益去买药,竟然三个小时都没回来,回来之后,乃迭问他干什么了,他说去看了《007》电影,就把买药的事忘了。说这件事的时候,宪益就傻笑:“是的,我看到了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他的身体一直很不错,有一次《时代》周刊的记者问他养生之道是什么。他说:“喝酒、抽烟、不运动。”他烟抽得凶,一会儿一根,酒一天喝半瓶多威士忌是很平常的。

每次开玩笑时他都说:“我的追悼会得赶快开,人说好话的时候都是在追悼会上说,人已经死了才去说。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早点开。”他还说:“我死了以后,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骨灰倒到抽水马桶里面一冲,这样最干净。”

我们为什么怀念杨老这一批人,因为他们活在精神世界里面,而不是物质世界里面。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很幽默,完全在追求精神,是如今比较少见的。当然,现在很多人念书是为了去上好学校,是为了能够拿高薪,或者升官,这个我觉得正常。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还能够保持很优雅的姿态,这一些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身形和姿态特别潇洒和优美。


南方周末
2018-03-24 10:5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