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与罗特:一张照片后面的故事

by 江岩声


“茨威格还说服了罗特,下午破例同洛特和他一起,坐到了小酒馆(郎格街上的意大利埃蒙德餐馆)前的平地上,在海风中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洛特带着照相机,她笑着请两位朋友靠得近一点,照个合影。其实,对罗特来说,让太阳在他头上照照已经够受了,可他没兴趣反驳这个提议,尤其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所以,他有些怀疑地,几乎带点好斗劲头地望着洛特的镜头,右边眉梢还有些讥讽似的微微上扬。他不爱虚荣,额头上的头发有些凌乱稀疏,彩色条纹领结有些褶子,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那套黑西服[1]非常合身。那,手该放哪儿呢?他不太确定地将身子靠在桌边,手放到桌子上半杯白葡萄酒旁边,染着尼古丁的手指间,夹着一根快吸完的香烟。茨威格向他靠近,对他的朋友信心十足地微笑着。他的椅子较高,因而看上去比罗特高半头。茨威格穿着配有背心、领带的粗呢西装,在这个夏日显然太热。他没看镜头,而是看着罗特。通过镜头,洛特看到茨威格看着他朋友的眼神,是的,那是一种俯视,但那是一种慈父般的、长兄般的俯视,温和,友爱,带着一些担忧。他坐在那儿,带着亲切的微笑,在洛特的镜头里,他好像很想把他的胳膊搭到朋友肩上。罗特看上去却很想躲开这个保护。洛特拍完照。罗特放松下来,他们讨论起当天的工作,讨论得又多又详尽,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等情形的。他们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讨论过了。”—-摘自《奥斯坦德1936》[2, 第145-147页] 。

我一直以为,茨威格与罗特的关系,就像以上文字所描写的那样,惺惺相惜。但等我读完了《奥斯坦德1936》 ,才知道,其实相当复杂,可以说,人性有多复杂,他们之间的关系便有多复杂。

茨威格与罗特都是奥地利犹太人,并因此而流亡,死于流亡地。他们也都是文学天才。茨威格的天才,无须赘论,只要您读过其小说《象棋的故事》、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断头王后》,一定会对茨威格的写作天才,语言能力深感佩服,一定会深感惊讶:这人从哪里想出来那么多独特的话?例如以下段落:

《象棋的故事》——“我原则上从来就懂得,这种独特的天才游戏必然会产生值得尊敬的斗士,但我总还是感到很难想像,甚至几乎不能想像,一个头脑活跃的人会把自己的天地局限于一小块一小块黑白空间之上,而且能够在前后左右移动三十二颗棋子的活动中找到毕生的事业。我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是英勇的壮举,而在象棋指南的某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见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像,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种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角落里,而自己却没有发狂成为疯子。”

《断头王后》——“他们(路易十六和玛丽王后)都不过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残忍也不邪恶。相反,与大多数人一样,有着和善友好的基本品质。生于一个平凡时代,他们或许还是能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可悲的是,他们都不具备应付动荡、混乱的杰出能力,在戏剧化的历史中顽强、坚定地活着。他们注定只能不平凡地死去。”

罗特的作品,我只读过两篇,还不够资格指出他到底天才在哪里,除了曾看出《美色的胜利》里的“毒素”[3]。而且我相信,即使14亿中国人里没几人知道罗特,但他的天才也毋庸置疑。因为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毗邻的一条街上,有一块铭牌,写着“1937-1939,奥地利著名作家Joseph Roth在此居住”[3]。还因为在维也纳,有地铁站名叫Joseph Roth。巴黎是世界文化之都。维也纳也是。一个人,能在这样两个世界文化之都留下永久纪念,可想而知,必得是超级文化天才。

俗话说,文无第一,比较茨威格与罗特这两个天才孰高孰低,没有意义。但从《奥斯坦德1936》所述的一件事,似乎又可得出如下结论:罗特写小说的才能在茨威格之上。该书第141至154页写道,1936年,在比利时奥斯坦德,茨威格因自觉写不好一个犹太人流浪的故事,求助于罗特,同时给了他一些钱。罗特花了一个晚上,写了满满一页纸,第二天寄给茨威格。在茨威格后来出版的小说《埋葬的烛台》里,有这样一句话:就在这时,公墓大门处,传来锈门的咯吱声。而罗特在那页稿纸上写的是:突然,人们听到老公墓大门轻轻的、阴沉沉的吱吱声响。我读《奥斯坦德1936》时,反复打量两遍“咯吱声”(Knarren)和“吱吱声”(由德语动词klirren引出),不禁在心里笑起来:以茨威格的才气,怎会如此“下作”?

以上所述的求助和给钱这两件事可能没有关系。此前茨威格也经常给罗特钱,但并没因此经常“剽窃”罗特。1936年夏天,罗特到奥斯坦德小住,也是茨威格邀请,并给他寄了旅费。在罗特眼中,茨威格是百万富翁,而自己是个穷光蛋,茨威格愿意给钱便拿着,心安理得。罗特确实也需要钱,确实也经常为付不出旅馆钱,没钱买酒而发愁。而罗特靠酒精的刺激才能写出东西来,正像李白写诗。

然而,茨威格不是恩格斯。前者是作家,靠爬格子挣钱,后者是资本家,以钱生钱。因此,恩格斯可以长期资助马克思一大家子人(马克思,燕妮,六个子女,数个佣人),而茨威格以一人之力,不可能养着罗特。特别是,在茨威格眼里,罗特不是从来就没有钱,他曾挣过巨额稿费,却不屑理财,成天出入高级酒店,花天酒地,寅吃卯粮,都给糟蹋光了[4]。茨威格对罗特这样的生活方式意见很大,他甚至因此写信给罗特的一个出版商说,罗特的书的质量会下降。这个出版商不久(1936年秋)终止了与罗特的合同[2, 第179页],令罗特陷入更深的经济困境。三年后,1939年5月27日,罗特贫病交加,死于巴黎。四个月后,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6月,德军进入巴黎,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罗特死得其时,没有见证人类现代史上这一最黑暗的时刻,也无需继续逃亡,像茨威格那样。在那个黑暗年代,一再流亡的茨威格,只比罗特多活了不到三年,于1942年2月22日,与妻子洛特双双自杀于巴西Petropolis。自杀当天上午,在写给前妻的绝笔信结尾,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小时内,茨威格写到罗特:“(请你)不要因我悲伤——想想罗特和里格,他们应感到幸运,没有经历(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考验”[5]。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此时的茨威格,想到罗特,或许有些内疚,为三年前给那个出版商写的那封信。他和罗特的书,自1933年起,在德国就被纳粹禁止出版和阅读。流亡的他们,只能靠屈指可数的几个海外德文出版商,面向德奥之外的德语读者,出版他们的书,获取极有限的稿费,就如同今天流亡海外的中文作家或政论家。茨威格写那封信,无异于落井下石,置朋友于死地。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茨威格经常慷慨解囊,资助罗特,又为何绝人家极有限的财路?在人家极其困难的时候?

一个解释是,嫉妒。谁都会嫉妒。茨威格并非圣人,他对罗特,应该多少有些既生瑜何生亮的情结,即爱且妒,所谓文人相轻。但这并不妨碍他真诚地想帮助罗特,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当他不讨厌“这个可怕的酒鬼”时[2] 。也不妨碍罗特真诚地感谢茨威格,即使他对他要钱的信保持沉默,正如他于1936年9月21日给茨威格的信中说的:“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离开(奥斯坦德)了。我想见您,可是空等了一场。我拥抱您。”

茨威格在伦敦得知罗特死讯时,正在给罗曼-罗兰写信。关于罗特,他写道:我爱他像爱兄弟一样[2]。而此前一些时,罗特曾因在流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而致信茨威格,说不会为茨威格写类似的文章,因为“您对我不光在思想上很接近,身体上也很近。那是脐带式的友谊:这样的友谊是有的。我与您之间没有距离,而距离是写悼念文章的前提条件。” [2, 第185页] 。

周腓力在《洋饭二吃》里曾断言,“只有两种朋友。一种是有钱而不肯借,另一种是肯借而没有钱。” 周腓力早已仙逝,看不到我这篇文章,不知道茨威格与罗特的友谊。那是他所概括的世上两类朋友之外的朋友关系,是脐带式的,割不断的,正像兄弟,血脉相连。这样的朋友之间,可以借给钱,也可以不借给钱: 借给钱,是朋友;不借给钱,还是朋友,生死相念。

文献索引:

1. 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和三个法国人谈论茨威格,江岩声,2017 年 09 月 08 日
2. 《奥斯坦德1936》,Volker Weidermann[德],郭力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
3. 谈谈约瑟夫·罗特及其小说《美色的胜利》,江岩声,2017 年 09 月 08 日
4. Joseph Roth,《Hommes et Destins》,第61-75页,Stefan Zweig,Biblio,2016
5. A Friderike Maria Zweig, Petrópolis, Correspondance 1932-1942, 第502页, Stefan Zweig, Biblio roman, 2010 印刷。

鸣谢:本文写作当中,得到《奥斯坦德1936》中文译者郭力女士的帮助。
2018-03-31 13: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