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华盛顿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十三)

by 钱绛

乔治•华盛顿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十三)

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 by Emanuel Leutze(大都会博物馆馆藏)

德裔美国画家伊曼纽尔•洛伊茨(Emanuel Leutze) 1851年创作的《华盛顿穿越特拉华河》(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曾轰动大西洋两岸。这幅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 Germany)诞生的油画,栩栩如生展示了大胆的华盛顿将军与其革命战友,顶着风雪严寒、险滩激流,机智勇敢横渡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最终在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 New Jersey)赢得决战的伟大壮举。画中,洛伊茨仔细描绘了船上人物的衣服与表情特征,表现出每个人虽然出身背景不同,但却有着为争取独立而同船共渡的决心。画面上厚厚的冰块十分醒目,凸现当时渡河的艰难。虽然是在异国他乡,画家希望通过美国追求独立及共和执政这一英勇壮烈情景,能激发本国同胞们争取更加民主开放的改革行动。这幅画一经面世,便大受欢迎,成为不朽的名作;洛伊茨也因此声震画坛。1851年秋,此画被运到美国展出,无论在纽约还是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观众无不为之倾倒。《纽约明镜晚报》(New York Evening Mirror)竟敢于将其称为“有史以来美国展出过的最隆重、最雄伟、最立竿见影的画作。”

华盛顿冒险选在1776年的圣诞夜过冰冻了的德拉瓦河,不是吃饱了撑的。恰恰相反,那是被艰难困苦、进退维谷逼出来的。此乃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扭转战局的关键之举,如果没有这一步棋,独立战争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写。因为被吹的神乎其神,以下介绍一些与之相关的前后背景和风云人物: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campaign

当时,位于费城的大陆议会已经决定,把临时的都城南迁到马里兰的巴尔迪摩,以防止英军围剿。华盛顿的大陆军损失惨重,奄奄一息;华盛顿的手下,查理斯·李少将(Charles Lee )和霍雷肖·盖茨少将(Horatio Lloyd Gates),本来就对华盛顿当大陆军的头不服,现在更公开顶撞,盖茨将军甚至直接对华盛顿说,是放弃革命的时候了。愤怒的华盛顿暗想,在新年以前如果不打一次胜仗的话,独立战争就可能会彻底失败。

Horatio Lloyd Gates was a retired British soldier who served as an American general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塞缪尔·格里芬(Samuel Griffin)

华盛顿带领大陆军从纽约一路败退到宾夕法尼亚后,在德拉瓦河附近集结部队,河对面的特伦顿城则驻扎着英军最善战的黑森雇佣军。华盛顿与随同军官一直等待反击机会,随着英军陷入被动,而美国革命有所复苏,机会终于来临。华盛顿有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 County, Virginia)老乡、担任大陆军上校的塞缪尔·格里芬(Samuel Griffin),1776年9月16日在哈林高地战役(Battle of Harlem Heights)受伤后,被分配到费城部门治疗恢复。1776年12月美国军队撤退到德拉瓦河背部之后,费城的指挥将领普特南(Israel Putnam)按照华盛顿将军的指示,令格里芬上校“创造迷阵”,以分散当时在新泽西州特伦顿附近英军的注意力。

于是,格里芬率领大约900个民兵和弗吉尼亚正规军进入霍利山(Mount Holly),从那里骚扰波顿镇(Bordentown)里 的卡尔·冯·多诺普上校(Colonel Carl von Donop) ;结果,惹得多诺普上校把自己的将近2,000名黑森兵都带进霍利山,全力用来对付格里芬的铁工厂山战役(Battle of Iron Works Hill)。这样,多诺普分身乏术,再不能协助特伦顿的约翰·拉尔上校(Johann Gottlieb Rall)指挥的黑森兵部队。格里芬也出色圆满地完成了这项重大任务;当地流传,在霍利山里拖住多诺普期间,格里芬曾得到“某位医生的年轻寡妇”的援助,可是这个神秘女人至今身份不详。

Samuel Griffin (1746 – November 3, 1810) was a lawyer and politician from Virginia. He represented Virginia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2月22日,华盛顿秘书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得悉,塞缪尔·格里芬的民兵在南新泽西攻击了黑森驻军,认为机会难逢。当时里德身在费城东北面的布里斯托尔,他先向葛莱芬写信,请他引开驻守博登镇及伯灵顿的黑森与苏格兰驻军;然后再向华盛顿写信,提议大陆军渡河突袭特伦顿,否则军队一旦在年尾解散,就只能放弃革命。12月中下旬的时候,天寒地冻,德拉瓦河上结了厚冰,同时又近圣诞与新年,英军以为叛匪怎么也不会在这段时间不成全佳节之美而来惹是生非,因此放松了戒备。于是,在1776年圣诞节前夕,华盛顿打算突袭特伦顿(Trenton,现为新泽西州府),一则提升士气,二则切断普林斯顿和新布朗斯维克之间的英军联系,为夺回新泽西做好准备。

但华盛顿并没有指望背水一战,轻举妄动,铤而走险,侥幸成功;而是运筹帷幄,定睛瞄准对岸城里及周边大约1,400名孤立的黑森驻军(Hessian garrison),果断把握神机妙算。经过深思熟虑,华总毅然决定走这一步险棋,偏偏选在圣诞夜冒险渡河,想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速战速决,来振作革命劣境中每况愈下的低迷士气,并鼓励更多的人来年参加大陆军。华盛顿在即日便收到李德信件,并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各个军官都同意攻打特伦顿,并开始筹备进攻。

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Continental Army crossing the Delaware River on the evening prior to the Battle of Trenton

约翰·葛雷佛上校(Colonel John Glover)

要进攻特伦顿,就必须从西向东渡过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的界河。当时德拉瓦河已经开始结冰,约翰·葛雷佛上校( John Glover)率先请缨负责渡河,其马萨诸塞兵团主要由马布尔黑德市(Marblehead, 意译“鹅卵石头”)的渔民和水手组成。三个月前,在8月底的长岛会战后,他们成功协助大陆军安全撤走,渡河潜回曼哈顿;然后又在10月中旬的沛尔岬之战(Battle of Pell’s Point)中击伤英军,因而声名大振,成为大陆军的精锐部队。

John Glover (November 5, 1732 – January 30, 1797) was an American fisherman, merchant, and military leader from Marblehead, Massachusetts, who served as a Brigadier General in the Continental Army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早在1775年10月13日,大陆议会授权华盛顿建造和管理第一支美国海军部队 – 美国海军的前身。葛雷佛上校拥有一条以他妻子命名的哈娜号(Hannah)纵帆船,并同斯蒂芬·莫伊伦(Stephen Moylan)一道,被封为通常称作“华盛顿巡洋舰”(Washington Cruisers)的行动官,指挥组成这支原始美国海军舰队的其他船只:富兰克林号(Franklin)、汉考克号(Hancock)、哈里森号(Harrison)、李氏号(Lee)、林奇号(Lynch)、沃伦号(Warren)和华盛顿号(Washington) 。 1775年10月20日,里德上校( )给 “鹅卵石头军团”(“Marblehead Men” Regiment)的首领约翰·葛雷佛上校写了一封著名的信。里德在信中问:“您认为旗帜上以白色衬底、中间有棵树、座右铭为‘向苍天呐喊’的设计图案如何?”( What do you think of a Flag with a white Ground, a tree in the middle, the motto: “ An Appeal to Heaven”.)因此,奠定了第一海军旗(First Navy Flag)的自由常青树(Evergreen Tree of Liberty)的松树旗( flag )标志。

First Navy pine tree flag

由于冬季气温低,德拉瓦河无法直接强渡,因此华盛顿独自在上游寻找合适的渡口。终于,他在上游离特伦顿九英里处找到了一个叫迈康基(McConkey Ferry)的小渡口。渡口的主人很愿意帮助华盛顿,但他也劝华盛顿等到来年春季再开战,否则会很危险。可华盛顿认为,平安夜是个渡河的好时机,因为对面的敌人肯定会因节日放松警惕,因此他没有采纳渡口主人的提示。决定渡河之后,华盛顿在日记中表决誓言:“胜利或死亡”(victory or death)。1776年12月25日深夜,华盛顿在夜幕的掩护下,让约翰·葛雷佛上校指挥,用渡口的几只不大的船只,连夜把2,400人渡到了德拉瓦河的东岸。由于天气恶劣,直到凌晨三点所有人才都完成渡河,约翰·哈斯莱特上校(John Haslet)甚至掉进河里差点淹死。谢天谢地,特伦顿的守军毫无察觉。

渡河方案

大陆军向特伦顿行军示意图;受到浮冰及暴风雪所阻,大陆军只有华盛顿的北路军队成功渡河,而南方的尤因将军及凯威莱德上校都被迫放弃。

按照华盛顿的突袭计划,大陆军兵分三路渡河。华盛顿率领主力部队2,400人,由特伦顿北面渡河;在新泽西州起义建功的民兵准将詹姆士·尤因(Gen. James Ewing),率领700人于特伦顿对岸渡河;费城民兵约翰·凯威莱德上校(Col. John Cadwalader)与李德同行,率领1,500人于布里斯托尔渡河,以引开伯灵顿的英国驻军。当时驻守费城的以色列·普特南将军(General Israel Putnam)其实已派少数民兵渡河,但毕竟离特伦顿过于遥远,一时排不上用场。由于天气寒冷潮湿,火枪将难以运作。华盛顿特别委托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训练新成立的炮兵集团军,以确保大陆军可突破黑森防线。诺克斯不但在短时间内筹措了18门野战炮,还训练了一些没有火炮的炮兵,负责抢夺或填塞黑森部队的火炮。

然而,三条不同过河路线,到最后只有一条行得通。后来军事分析家证实,原计划过于雄心勃勃,因为根据当时险恶不利的自然环境,即使训练有素、精神抖擞、衣食无忧的部队执行起来也相当困难。无论凯威莱德上校还是尤因将军,都无法按照各自的预定路线带兵跨越冰河。华盛顿与其2,400名主力虽然勉强过河,但比预期速度延误了三个多钟头。此乃军事战略部署上的大忌。

还有,华盛顿的战争计划即时被英军截获。早在12月23日,身在不伦瑞克市的新泽西英军总司令詹姆士·格兰特少将 (Major General James Grant) ,便透过奸细,得悉华盛顿即将反击。虽然格兰特接到情报后半信半疑,但还是很慎重其事地转达有关上级和军官,且立刻写信命令驻守特伦顿的约翰·拉尔上校(Col. Johann Rall at Trenton),务必提高警惕,多加防范。后来拉尔也承认,大概在华盛顿开始过河的同时,他确实收到此信。可据说,这位大爷却以典型的“黑森气概”不屑一顾,甚至脖子一挺扬言:“让他们来吧…有啥好防的?咱们会让他们领教老子刺刀的厉害。”

约翰·戈特利布·拉尔(Johann Gottlieb Rall)

约翰·戈特利布·拉尔(Johann Gottlieb Rall,1726-1776),黑森-卡塞尔公国军官,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的黑森雇佣兵上校。

长久以来,一直有传闻,指拉尔的黑森士兵疏于防范,时常大吃大喝,狂欢作乐,酩酊大醉。但事实并非如此。拉尔生于1707年前后的黑森-卡塞尔,父亲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公国之一的军官。1740年拉尔加入父亲的部队,出任见习军官,成为雇佣兵一员。后来,凭著优异的军事才能,拉尔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第二次詹姆士党人叛乱、法英七年战争(1754-1763)及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1774)中屡立战功,因而获任命为上校,指挥一支黑森集团军。拉尔的集团军本来只是黑森民兵,但在其训练之下,变成黑森雇佣兵中的精锐部队,于美国独立战争初期被派往北美,替英国镇压殖民地起义。

从一开始,拉尔就对美州革命心存厌恶,认定殖民者为叛乱份子。抵达后,他先在长岛会战(Battle of Long Island)中指挥黑森部队作战,后来又在白原战役(Battle of White Plains)及华盛顿堡攻城战(Battle of Fort Washington)担任先锋,奠定英军胜局。不过,这个反革命因为出身草根,不识贵族礼仪,与卡尔·冯·多诺普(Carl Emilius von Donop)等上级军官关系不佳;但对待下属倒一视同仁,在黑森士兵中有良好声誉。拉尔同时热衷于音乐,甚至在军队里组成乐团,由自己担任指挥。

稍后,英军进入新泽西州,拉尔被派驻特伦顿,受到新泽西州起义影响,屡受民兵侵扰,使其战斗力有所损失。尤其圣诞节前,黑森兵连遭袭击,数名伤亡。拉尔在每次攻击后都派人增强哨站防卫,未敢松懈。其实,就在接到格兰特信件的前一天,拉尔本人也已从间谍、两名过河的美国逃兵及效忠派口中,获得华盛顿即将进攻的同样消息,于是将本已严密的戒备再加以提升,下令手下三个集团军轮流半夜巡逻放哨,并要求士兵睡觉时都不可解脱军装武器。因此,黑森士兵非但没有放假或喝高,反而饱受压力,怨声不断。。。反正,1776年是划时代的美国出生风水年,注定天翻地覆凯而康,情报再及时、黑森再老辣,也帮不了大不列颠多少忙;否则,天助华盛顿的神话也没得说了。

大渡河

华盛顿的渡河决定在1776年12月23日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传达,但为了保密,并未让士兵们知道。在此之前,华将军已经悄悄准备齐全不少供渡河使用的工具,包括可以运送大炮及马匹的大型船只。多亏其远见卓识和新泽西民兵的有效行动,美国军队把所有可用的船只都集中起来,带到了德拉瓦河的南岸,从而不仅避免这些运输工具落入英国人的手中,也方便了美国人后来多次摆渡往返使用。圣诞节凌晨,华盛顿令士兵准备三天的食粮,并且带足弹药。靠着这些充分预备,华盛顿的兵马枪炮才得以克服千险万难,成功跨越德拉瓦河,谱写出一部气壮山河的光辉乐章。

另外,来自新英格兰和费城地区经验丰富的船员所提供的干练指导,是华盛顿成功挑战德拉瓦河的又一巨大有利因素。这些人大都喜爱穿戴自己的蓝色短夹克、水手裤和羊毛帽,所以很容易识别;许多费城来的船工非常熟悉这条河的水性,能够提供夜间凶恶情况下摆渡所需的体力和技巧。由于一场超级风暴带来严寒可怕的雨雪冰风,使过河犹如越天堑。当大部分士兵抵达渡口的时候,蒙蒙细雨已变成了瓢泼倾盆。河水非常冰冷,华盛顿率先登上渡船。当晚11时左右,渡河正在进行中,东北风肆虐嚎叫,雨雪交加、惊涛骇浪无情鞭笞着河上奋勇搏击的华盛顿军队,一名士兵记载,“老天吹起了完美的飓风”。

通常会认为,摸黑过冰河已够难的了,更别说还同时携带大批沉重的军火武器。尽管费劲,华盛顿和大陆军队却想要保证,到对岸作战时,额外炮火可以产生的威力。在诺克斯上校(Col. Henry Knox*)的总指挥下,大陆军带来了充分迎战的18门不同重型大炮 ,外加牵引战车的马,以及足够的弹药。其中, 重达1,750磅的好几门6磅炮,是最难运过河的。但最终特伦顿之战证明,运输这批火炮再麻烦也值得,诺克斯将它们部署在特伦顿的制高点,用火力镇住了城中央。

不该奇怪的是,华盛顿精心策划的攻击步骤遭到严重耽误,他的人马饥寒交迫,在到达渡河点之前,就不得不在黑暗和雪地中长途跋涉,然后又顶着可怕的飓风摸黑上船;总算悄悄过了冰河之后,华盛顿沮丧地发现,比预定时间整整迟了三小时;上岸后,建立滩头阵地,根据计划,还得要大家在打滑难行的路上,再向南行约9英里(14千米)后才能到达特伦顿郊外;又因为有两个进攻团无法渡过河流,华盛顿只好带着2,400人单独发动进攻。华盛顿越想越心焦如焚,生怕他的军队会被敌军发现,被逮个正着。 该怎么办是好?大家看到华盛顿在一堆营火旁发愣。他后来在回忆这一关头时写道, “……当我确定此时往回撤不可能不被发现,而且再过河照样折腾冒险,我下定决心不顾一切继续前进。”

特伦顿的守军大约有1,500个黑森雇佣军,将领是约翰·拉尔上校(Johann Rall),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大多数来自德国黑森地区,战斗力超强。他们主要驻守在特伦顿的西南方向,介于城市南缘和德拉瓦河之间。华盛顿及其部队渡河后,已是凌晨四点,他们马上开始向南方行军,途中有一些村民自愿充当向导。在渡过雅各布溪(Jacob Creek)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很快都解决了。行进约4英里后,华盛顿把军队分成两队;他自己亲自率领一队人马向特伦顿西北方向去,另一支则由他的部下约翰·沙利文将军(General John Sullivan )率领,绕道南方包抄黑森兵的后路。临走前,沙利文告诉华盛顿,由于天气湿冷,士兵的枪支可能会有问题;华盛顿回答说,枪支不行就用长刀跟他们拼!两军约好,待天亮后,早上八点整向特伦顿城内的英军发动突袭。

Washington’s crossing of the Delaware and the fateful battles of Trenton and Princeton

特伦顿之战(Battle of Trenton)

12月26日拂晓时分,华盛顿到达本杰明·摩尔(Benjamin Moore)的庄园,受到了主人摩尔的款待。早上七点左右,华盛顿的部下荡平了特伦顿北方的一个黑森兵哨所。八点,特伦顿战斗打响。华盛顿亲自从中路南下,左翼和右翼分别由手下的将领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和纳森威尔·戈林(Nathanael Greene)负责呼应。同时,沙利文将军在南线也发起了攻击。酣睡中的黑森驻军惊醒后慌忙抵抗,多半还没反应过来,就在刺刀和大炮下丧命,剩下的疯狂逃窜,向特伦顿城里退却。

到这时,约翰·拉尔上校仍拒绝相信敌人来了,起床后一丝不苟地穿好军装,才出现在士兵当中,但发现华盛顿的北路军队已推进到了大半个特伦顿城,拉尔才感到大事不妙,立即组织残余士兵列队抵抗,然而他的手下却未能及时发动火力炮轰。毕竟是职业军人,黑森兵且战且退,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并建立起一条防线开始进行有组织的撤退。然而,美军炮兵打穿了他们的防线,抵抗也随之崩溃。

此时,南线的沙利文将军赶到,从背后进攻黑森军,而在德拉瓦河对岸,没过得了河的詹姆斯·尤因将军(James Ewing)率领1,000名增援的大陆军士兵,占领了特伦顿城外的渡口以及阿桑枰克溪(Assunpink Creek)上的桥梁,截断了黑森军的退路,大陆军士气大振。很快,战场形势就成了定局,约翰·拉尔在混战中被子弹击中倒地,黑森军溃败。不足一小时后,约翰·拉尔也伤重身亡。1,500多的黑森军,除了25人阵亡,100人强渡阿桑枰克溪逃走,其余的900多人(又有说一千多人)全部投降。而美军只付出了两人阵亡、6人受伤、五人临阵脱逃的代价,还缴获大量战利品,包括轻型武器、大炮和其他军需物资,奇袭大获全胜。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II,King of Prussia)认为,此次作战是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华盛顿立即派人把拉尔的佩剑送去给大陆议会。



此后,在很短时间里,华盛顿再接再厉,率军三渡德拉瓦河,与前来增援的英军周旋,在普林斯顿再次速战速决,取得胜利,迫使英军放弃新泽西中西部的大量据点和撤走所有军队,退回北部。陷入低潮中的美国革命战争重新获得活力,大大激发了北美人民的革命热情。独立战争的局势从此扭转。

后话

还有更稀奇的,是跟华盛顿将军横渡德拉瓦河的一名叫康拉德·海耶(Conrad Heyer)的士兵,不仅活成长寿老公公来见证当年大渡河的惊险,100岁上下时还摊上了照相技术的发明,有幸做了个最早的摄影模特。

Conrad Heyer

另外,在华盛顿军队的渡口处,德拉瓦河不到300码(268米)宽;上岸后美军花了约4个钟头从渡口行军到特伦顿郊外;渡河时温度在华氏29度到33度之间,刮着刺骨的东北风;后来的第五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President James Monroe)随同美军参与了这次大渡河,并在特伦顿战役(Battle of Trenton)中负伤;横跨德拉瓦河时,乔治·华盛顿是44岁。而华盛顿夜渡冰河突袭英军的战役,也被认为是军事史上卓越的典范之一。

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

按照不少史学家的论证,当时华盛顿身边,绝对藏有至今尚未暴露的内奸,而且此人无疑熟知华盛顿的战争委员会初期审议内情,并准确无误地通报给了英军司令格兰特,警告他华盛顿正在预谋进攻德拉瓦河北。华盛顿的副官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便是重大嫌疑之一。1775年,里德开始担任大陆军的副总军官(Adjutant-General ),常以最受华盛顿青睐的随从自居。1776年12月某日,里德不在司令部时,来了一封查尔斯·李将军(General Charles Lee)致里德的信件。华盛顿以为是公函,又急于想了解李将军部队的所在和情况,没多想就拆信看了。哪知道,信中原来是两人往来已久的私话,充满他俩对华司令能力的质疑,主要内容则是数落元帅的糟糕之处。这使华盛顿极为不安,毕竟里德是自己最信赖的军官之一。后来,华盛顿把信转交给里德时,附上便条仅说明自己开信的原因,别的啥也没讲。从此,心中有数的华盛顿和里德保持距离,关系越来越冷淡。而里德继续留在大陆军中免薪效劳,直到战争结束。奇怪的是,虽然他多次投入东北战场,里德却从未受过伤。

Joseph Reed (August 27, 1741 – March 5, 1785) was a lawyer, military officer and statesman of the Revolutionary Era who lived the majority of his life in Pennsylvania. He served as a delegate to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while in Congress, signed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Pennsylvania’s Supreme Executive Council, a position analogous to the modern office of Governor.

尽管聪慧过人、能言善辩、坦言直率,里德却有个毛病,反唇相讥与人犯冲,哪怕对他最亲近的朋友和同事。最终他离开了华盛顿办公室,以不同官方身份担任其他职务;但无论干什么、在哪里,他总是焦虑不安、总是最自以为是和当场最会判断的人,正如一位新英格兰牧师写信给华盛顿时说的,这人“生来多为分裂而非统一。” 1777年,里德拒绝了准将(brigadier general)和宾夕法尼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Pennsylvania)两个职位机会,于1778年当选为大陆议会议员,同时,也在宾夕法尼亚州担任相当于州长的第一把手职务。虽然史上对里德的阳奉阴违多有争议,其诚信却在当时爱国偏激的气候之下,得到政治正确、刚正不阿的承认和赞许。尤其是他在革命报刊上公开张扬,英国提出给他£10,000英镑和殖民地价值最高的职务作为贿赂,请他促进殖民地与英皇和解事业时,里德的回答是:“我不值得被收买;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大不列颠帝国之王哪能买得起!” (I am not worth purchasing; but, such as I a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not rich enough to do it!)

内部斗争

说到里德,不能不在此提前介绍他稍后发动的党内整肃运动,以及与他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革命战争早期,阿诺德在魁北克(Quebec)、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 和萨拉托加(Saratoga)等战役中的英勇行为,为他赢得了许多当之无愧的战场荣誉,还有华盛顿将军的赞赏。1778年九月,英国人撤离革命首都费城,华盛顿想找点事情填补在家静养左大腿战伤的阿诺德的空闲,就任命他来当该市的军事都督。由于阿诺德至此已把以往可观的私人财富倾囊贡献给了革命事业,就想乘这养精蓄锐的当口,好好恢复一下物质经济元气,于是起劲秘密展开一系列私下交易,企图重振巨贾雄风。这期间,他不仅攒财聚富,还去亲近市内靠边站的破落贵族,丧妻三年半的鳏夫爱上了效忠份子家庭的小姐,开始火热地追求18岁的佩姬•希本(Peggy Shippen)。必须指出的是,阿诺德的那些动机、做派和方式,在当时的大陆军军官中,算不得稀奇少见。



似乎是在有意跟统治费城的廉洁朴素的爱国者们作对,阿诺德买了部招人现眼的华丽马车,在其新官邸,也就是之前英国司令威廉·豪(William Howe)的住宅,频频召开舞会,纸醉金迷,奢侈狂欢;还常泡戏院,完全无视大陆议会向各州下达的禁令通知:禁止诸如“产生无所事事,损耗及一般性堕落不良”等娱乐活动。更过分的是,他还给想去纽约市探亲访友的保皇嫌疑份子大开通行证,甚至穿着猩红色的反动制服,在社交场合上神气活现,引起一位父亲因里通外国而被捕的年轻女士的欢呼,“灿烂辉煌的日子,我看到某些动物披上了狮子的皮。”

阿诺德的不检点,自然被艰苦环境下的贫下中农和普通士兵看不惯,更不怪品德路线一向端正的约瑟夫·里德(Joseph Reed)。在明显的一次挑衅行为中,阿诺德举办了一场政治极不正确的“公共娱乐”,不仅接待保守党(Tory){或叫忠臣份子(loyalist)}的贵妇人们,而且还以相当大的数字,请来了遭到本州禁令制裁的坏人的老婆和女儿。” 里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如此吐沫横飞。让他憎恨的还有,就是他和太太刚刚搬到阿诺德隔壁,却没得到参加晚会的邀请。

不管多不可能,里德这时已变成宾夕法尼亚激进爱国主义运动的头目。他曾在伦敦学法律、娶了英国老婆,革命前名列费城最佳也是呼声最高的律师排行榜,名噪一时。但里德夫妇并没能顺心如意地融和到费城的上层梯队,虔诚信教的里德太太曾抱怨:有个希本家的亲戚告她狡猾虚伪,并口口声声教育她,宗教常是一条用来遮挡不良行为的披风。

作为大陆会议的代表,里德掀起对阿诺德举止的调查,拿这位得宠于华盛顿的红人、新国家官员的典型、宾夕法尼亚富豪的朋友开刀,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也是里德趁机耀武扬威、亮相大权在握的借口。接着,里德莫名其妙地揪住阿诺德的小辫子不放,指控其生活作风为腐朽的反革命不法行为,把华盛顿封的革命根据地指挥官,划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明显指桑骂槐。1778年秋,里德从宾夕法尼亚议会代表的位置上下来后,协助该州总检察长,起诉涉嫌叛国的23名保皇嫌疑犯。他败诉了其中的21宗案件,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好让他大做文章的。但经这么一折腾,他反倒成了费城最狂热的爱国领军人物。那年11月,两个被定罪的富有贵格会信徒(Quakers)被处以绞刑。

至年底,里德已是宾州“最高执行委员会” (Supreme Executive Council) 主席,一跃成为全国几个强权州之一的最有权势的头号人物。他一上台就明言宣布:保守爱国份子是阶级敌人,大陆议会 (Continental Congress) 和大陆军 (Continental Army) 也一样,统为一丘之貉。作为委员长,他坚持宾夕法尼亚在与国家政府的任何以及所有争议中,都绝对正确,不管什么是对美国国家整体最有益的。这样,宾州被推上了日益严重的内部派别针锋相对的风口浪尖,斗争几乎涉及到所有与创建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共和国有关的开创性问题;这些顽疾,直到1787年宪章会议(Constitution Convention) 时,才开始得到解决,而合众国初期扑朔迷离的庐山真面目,至今也没大白。

1779年的一月下旬,阿诺德准备离开是非之地。他在纽约州声誉很高,那边的官员们怂恿他考虑一个当大地主的良机,就是不列颠保皇党头目菲利普·斯金(Philip Skene)在尚普兰湖南端的巨大田产被州政府没收了。阿诺德这段时间在宾夕法尼亚私下里进行的金融交易未能产生预期回报,若是当上个纽约土地老爷,也许是获得他素来向往的财富和威望的一条出路,更何况,那也是佩姬及其家人希冀的。

至二月初,他已决定出发去纽约,并打算顺路看望在新泽西大本营的华盛顿。里德生怕阿诺德会在宾夕法尼亚定其罪前逃走,使他鞭长莫及,便匆忙凑齐一列蛮横指控,其中大部分基于流言蜚语和不足挂齿的鸡毛蒜皮(包括对民兵礼貌不周;厚保皇派薄爱国者等),倒显得里德是在痞子骂街,而不是依法审讯。即使是比较实质性的指控(如到费城后非法购买物资),也改变不了里德缺乏证据作出可信起诉的事实。阿诺德乘拜访之际,向华盛顿及司令部的军官们倾述苦水。

在费城的左右之间,华盛顿虽然拒绝表示支持哪一边,但很清楚里德根本不是像他自称的所谓坚定爱国者;即使想帮自己器重的亲密战友一把,却碍于里德的权势,连他也自身难保,爱莫能助。1779年2月8日,阿诺德从新泽西州的中溪(Middlebrook)军队总部写信给佩姬,“我受到华盛顿将军及军官们的最大礼遇,” 他安慰她说,并声称总部一致认为,他应当不必理睬那些无聊指控,只顾去纽约。尽管这样,他决心还是回去费城,不仅因为要洗清罪名,证明自己是光明正大的男子汉,而且,他实在太想佩姬了。

回到费城后,阿诺德马上遭到以里德为首的最高执行委员会几乎无休止的攻击。但由于该组织不愿提供所要求的证据–主要因为它根本没有–大陆议会派来审理此案的工作组只好作出阿诺德无罪的结论。对此,执委会气急败坏,扬言威胁要扣住本州民兵武装力量以及华盛顿军队非常依赖的本州拥有的大批货运马车。无奈之下,议会只好把工作组的汇报提交给华盛顿,将此案改用军事法庭处置。正是这类德性,导致阿诺德怀疑起自己奉献出那么多的崇高爱国事业。

事情闹到这一步,很多议员实在看不过去,开始站出来强烈质问里德;不少人私下嘀咕:这个张狂小人兴风作浪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同是费城人的议会秘书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本来把里德当同志,现在对他敬而远之。里德除了拒绝出示任何合理证据外,还不断攻击大陆议会的权威性和道德水准,使汤姆森禁不住怀疑这位自己从前看走了眼的弟兄,莫非矛头所指的,乃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机构?难道,里德其实是个窝藏的内奸?

阿诺德被里德迫害,又负债累累,怕是忧郁症要发作了。幸亏老丈人网开一面,终于允许他们小两口4月8日在希本家缔结良缘。不出几星期,阿诺德就感到难以把自己像鸵鸟那样一昧埋进卿卿我我的香被窝里了。里德不仅逼他上军事法庭,而且还试图拖延审判,以便能够收集更多证据。更厉害的是,他已找到华盛顿一位从前的助理答应出庭作证,阿诺德没一点数究竟那证人知道些啥。这下,蜜月情郎开始意识到,情况真的很严重。祸不单行,阿诺德腿伤恢复的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快,而且右腿也因痛风不好使唤,整个人几乎无法行走,连喝口水都呛。阿诺德以前倒过霉,但总能做些什么,使自己奇迹般的缓过来……可是现在,他有啥可做?

如果过去的九个月教给他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把一切献给了这个国家,到头来这个国家却让他身败名裂,危在旦夕,如履薄冰。国家政府徒有虚名,议会变得只做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幕后的13个州各顾各的,什么对自己最有利就做什么。也许,讲里德这时的影响力比整个议会加起来都更强并不言过其实。

在种种矛盾尖锐之际,里德唯恐天下不乱的整肃斗争,尤其他对大陆军队的敌意,无非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很明显,他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越来越多的美国老百姓看不惯阿诺德之流,认为他们是听从黑森佣兵和英国佬的可耻危险哈巴狗,而把当地民兵视为爱国的理想。其实,很多那些被革命浪漫理想化了的正直朴素民兵,充其量只不过是地方官员雇用的恶棍打手,以施行仇富暴民恐吓,威慑被怀疑的保守嫌犯。在这个日益毒气弥漫的环境里,阶级矛盾已把原本纯洁高尚的对国家独立的集体追求,变成了一场龌龊阴险、自我毁灭的内部战争。

到1779年春季,阿诺德开始相信美国独立实验失败了,而且就他看来,英国人对他军事才能的欣赏程度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国家。当约翰•伯戈因 (Gen. John Burgoyne) 在伦敦为自己战败辩解时,对着整个议会声称,若不是因为阿诺德,他的军队本该取得萨拉托加战役 (Battle of Saratoga) 胜利的。那年二月,“皇家公报” (Royal Gazette) 就其费城遭遇的困境深表同情:“一直被标榜成汉尼拔的阿诺德将军,在为大陆政府效劳时失去了一条腿,其主子以为他从此不中用了,便任其陷入宾夕法尼亚执委会残酷无情的张牙舞爪而袖手旁观,置之不理。” 也许,另择效忠对象的时候到了。

在其五月五日的奋笔急书中,阿诺德给了华盛顿一个中肯警告:“鉴于我牺牲了自己的每一分财产和血汗,又在效忠国家的战斗中受伤身残,我万万没想到会受到如今自己同胞们的无情无义的回报!但既然政府目前附和认同这种不仁义之举,把盖了忘恩负义的铜板回执给我,那我也只能收下了。但我真心希望大人您付出的长久巨大的劳苦高功,日后不至于受到同样小钱的回报。” 也就是说,阿诺德已心灰意冷,很容易铤而走险,牺牲自己的名节,根本不把另寻出路看作是跟他一向神圣信仰背道而驰的叛国投敌,而是当作把他摇摇欲坠的国家从败家子威胁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方式。

在接下来如坐针毡的几个月里,阿诺德绝处逢生,居然从一拖再拖的军事法庭审判中无恙幸存。华盛顿对他一顿痛斥后,让他官复原职,于1780年7月,授予他西点指挥权。但阿诺德之前派使者接洽英国人所踏出的试探性第一步,导致了1780年夏秋打算把西点城堡作为叛变资本与英国讨价还价的阴谋企图,成全了里德没把阿诺德看错的最过瘾的满足。阿诺德一走了之,留下的,哪个还敢再去碰里德的半根毫毛!

当然,一个好端端的正直热血赤子,不得已出卖自己的国家,因素错综复杂,不能全怪在里德相逼的头上。但是,大陆军军官中确实有这样的谣传: 1776年年底,里德对革命战争局势如此悲观绝望,以至于当华盛顿突袭特伦顿(Trenton)时,他却在黑森佣兵占领下的出生地特伦顿城里的老窝里悠哉舒服,准备好一旦美国人败了,他就马上投奔英国人去。冲这点,他对贵格会友和其他保守派的无情迫害和居高临下显得极其虚伪。这些,或多或少,都有可能刮进华盛顿的耳朵里;但华盛顿也是识时务之人,同样可能见风使舵,对阿诺德落井下石,在伤口上撒盐;不管怎样,看里德在最高执行委员会权位的份上,华盛顿也得对他格外客气,倍加小心。

–未完待续—

注释:

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1750年7月25日-1806年10月25日),美国书商、军官、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任炮兵总司令,是乔治·华盛顿的亲密顾问。曾开创西点军校,继华盛顿之后的大陆军元帅,和美利坚首任战争部长(1789年-1794年)。

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768年加入民兵组织,1771年因猎枪爆炸损失左手两根手指,1775年在马萨诸塞州剑桥镇加入大陆军,6月17日随阿蒂马斯·沃德参加邦克山战役,11月17日为大陆军上校炮兵团长,奉华盛顿将军之命前往纽约州泰孔德罗家堡垒提取缴获的军械,组织牛马和人力在冰雪中跋涉500公里,将60门大炮(和炮弹共重65吨)运抵波士顿,遂解该城之围。并由此奠定美国革命炮兵的基础。他的炮兵团参加了长岛战役,并掩护了从纽约和新泽西的撤退,战后晋升准将,特伦顿战役和普林斯顿战役的胜利,他的大炮功不可没。1778年1-5月冬季休整期间,他在马萨诸塞和新泽西的莫里斯顿分别建立了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和炮兵学院,即西点军校(West Point)的前身。他在当年9月的布兰瓦恩之战中作战出色,但在10月的日耳曼敦战役中却受到指责。在费城战役、1778年在新泽西蒙茅斯、1781年在弗吉尼亚的约克敦战役指挥炮兵作战,屡建奇功,由准将升为少将,成为大陆军最年青的少将。独立战争结束后担任西点军校的校长,1783年继华盛任陆军司令,1784年离职。1785年在《邦联条例》生效时任陆军部长,1789年转入华盛顿第一任政府继续任职,因此事美国首任战争部长(United States Secretary of War)。他主张建立强大的海军。1795年归隐于缅因州的托马斯顿庄园。1798年于法国冲突期间重新任命为少将。1806年诺克斯逝世,诺克斯堡 以他命名,以示对他的纪念。诺克斯身高体壮,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胖。他是一位天资聪明的指挥官和行政官员,尽管开始对炮兵不大了解,但他学的很快,并将其发展成为有威力的战斗兵种,他深受士兵的喜爱和华盛顿的尊重,无疑也是西点军校的奠基者。

在美国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斯维尔市西南约50公里处,有一大片由起伏丘陵和茂密丛林环绕的地方,名为诺克斯堡(Fort Knox)。这个只有3.6万人的小镇,占地面积却高达440平方公里。自从1940年美国陆军装甲兵司令部 (US Armor Center),搬到这里以后,诺克斯堡成为美国装甲力量最重要的军事训练基地,美联储的金库也设在这里。高度戒备的诺克斯堡是美国国库黄金存放处,有7道电网围护,全副武装的保安,一道重达24吨的安全门,据估计诺克斯堡有大约4570吨的黄金条,以及其他大量未知的国家宝藏。



这块与美国总统“空军一号”专机一起号称全美最安全的地方几乎从不对外开放,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拨款160万美元,在路易斯维尔附近购买了约160平方公里的土地,设立了一个炮兵训练营地,并以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炮兵总司令亨利·诺克斯的名字命名。此后,美国第一机械化骑兵团和美国装甲步兵师先后入驻诺克斯堡,基地规模逐步扩大,成为继纽约州的西点军校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军事训练基地和陆军装甲作战技术的研发基地。

诺克斯堡
2018-04-19 08: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