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纪录片

by 韩连庆

第三届波兰电影展最近在北京、成都和杭州举办,新片旧片总共展出了十部。作为波兰电影的代表人物,基耶斯洛夫斯的作品每次都是电影展的必备片目。记得上次在大银幕上看他的作品还是两年前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看的《杀人短片》。这次的影展又放映了他的《两生花》和“蓝红白”三部曲的《白》。有意思的是,这次影展在这两部剧情片之前,分别放映了他早年的两部纪录片《守夜人的观点》和《医院》。就像有的影迷说的,这次主要是冲着他的纪录片来的。

基耶斯洛夫斯早期的作品都是纪录片。在谈到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区别时,他认为拍摄剧情片时可以知道影片的结局如何,但是拍纪录片时却不知道,这是纪录片让他兴奋的地方,“对我来说,纪录片是一种比剧情片更伟大的艺术形式,因为我觉得,生活本就比我更聪明。它创造的东西比我所能想出来的更要有趣。”

鉴于当时波兰银幕上的虚假形象与大部分普通波兰人的日常生活大相径庭,基耶斯洛夫斯的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医院》拍摄于1976年,片长21分钟,记录的是华沙一所医院的外科大夫连续32个小时工作的状况。这些医生在缺水断电、设施匮乏的状态下依然努力工作,但整部电影却显得又滑稽又恐怖,医生治疗病人跟工人修理机器、农民看管牲口无异。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回忆说,“《医院》代表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真实的波兰,人们想对现状做出改进,但却束手无策,因为整个系统实在太糟糕了。”

《守夜人的观点》拍摄于1977年,片长17分钟,讲述了一个工人看门人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比如他信奉“规则比人更重要”,支持死刑,认为应该公开吊死罪犯以儆效尤。基耶斯洛夫斯认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个坏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头脑有点简单,就像他后来拍摄的电视短片系列《十诫》中的人物一样,不太清楚该怎么生活,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苦苦寻觅这些最基本问题的答案。这部纪录片在一个电影节上获了奖,但后来电视台准备播出的时候,基耶斯洛夫斯基却坚决反对,认为在电视上播放这部影片会使这位看门人受到伤害,沦为亲戚朋友的笑柄。

对于基耶斯洛夫斯从拍摄纪录片转到拍摄剧情片,斯洛文尼亚哲学齐泽克在《真实眼泪之怖》(The Fright of Real Tears)中提供了一种哲学解释。1998年,齐泽克受英国电影协会的邀请,在伦敦的国家影剧院举办了系列讲座,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英国电影协会之所以邀请一名哲学家来讲电影,是为了克服英国学院派电影研究的贫弱和褊狭,使电影思想回归智性主流。《真实眼泪之可怖》即是由这次讲座的讲稿汇编而成。

齐泽克认为,基耶斯洛夫斯之所以放弃纪录片而改拍剧情片,是因为他在拍摄纪录片时遇到了内在的障碍。纪录片不仅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更重要的是,当镜头中的人物陷入困境伤心哭泣时,他从中感受到了“真实眼泪之可怖”,仿佛承受不起过于真实的东西。在拍摄剧情片时,由于知道演员的眼泪是假的,也就能心无芥蒂地坦然接受,仿佛真实只有通过虚构才能接近。齐泽克把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这种转变视为一种伦理行为。

按照一般的形式逻辑,“电影”作为普遍性或者共相,是属概念,可以划分为纪录片、剧情片等一系列的种概念。但是这样的普遍性只有形式而没有内容,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本身成了一种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这就很难避免“白马非马”的悖论。

齐泽克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角度来理解普遍性,认为普遍性不是一种容纳特殊内容的中性的框架,而是包含特殊内容,而这一特殊内容又会为普遍性“着色”,从而使得每种特殊性都形成了自己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也就成了“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例如,并不是说电影可以划分为纪录片和剧情片,而是说纪录片和剧情片对“何为电影”这一普遍性的问题各有不同的理解和标准。因此,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只有一种“具体的电影”,他之所以从纪录片转到剧情片,是为了解决纪录片的内在僵局,而具体的普遍性就体现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8年12月7日第7版)
2018-12-11 00: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