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三叠》- 第二叠 - 红尘百戏 - 第68,69章

by 独善斋主

第六十八章

(1)

1976年1月8日,农历乙卯年腊月初八。

打从上古起,这个滴水成冰的日子就被人们认作祖先和神灵的索飨之日。上至朝廷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要在这一天设香案、供三牲,籍以祭祀先亡,大醮天官,祈求延年益寿,国泰民安。随着佛教西来东渐,腊月初八又演变成释迦牟尼大澈大悟,得无上大道,成为圆满正等正觉佛陀的法宝节。为了缅怀佛祖成道,中土的庙观寺院都要在腊月初八鸣钟诵经,并效仿牧女以乳糜饲佛,将粟米、果仁等和水煮熟,供佛饭僧。久而久之,习惯成俗,如同大年三十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五月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腊月初八,亦有了一种传统美食,且独一无二地以日子冠名,腊八粥。千百年来,朝代更迭,桑田几变,而腊八之习俗依然故我,薪火相传。炭炉上那一锅软糯甘甜的粥,不仅和尚尼姑们享作伊蒲,芸芸众生也多了一份寒日里的口福。

在江南一带,腊八粥要用大米、糯米、紫米、红豆、芸豆、绿豆、花生等杂粮合煮,讲究点的人家还会加入红枣、莲子、栗子、核桃、白果、胡桃、松子、葡萄干、桂圆肉之类的各色干果。腊八之夜,阖家围坐,喝上一碗腊八粥,尺颊生香,养脾健胃,其意浓浓,其乐融融之谓也。

然而,如今的腊八不似以往,寺院颓败,钟声不再,市面萧条,食材难觅。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死叫花。这一年的冬天,非但比往年来得冷,全国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树干开裂,井水翻花,蛇蛙出洞,蚂蚁搬家,老鼠乱窜,猪狗不宁,鱼跃水面,鸡飞树梢,…。种种异象,已然搅得人心慌乱,再加上那一波波来自北京的政治寒流,更让老百姓觉得六神无主,骨栗毛竖,哪儿还有什么心思过腊八了。

晚饭时分,常家饭厅里,只坐着齐霏霏孤零零的一个人。儿子没回来,女儿没回来,就连近来按时上下班的丈夫也没回来。她摸了摸盘子上冰凉的馒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这都过了半个多小时了,元凯还不见人影,莫非又出了什么幺蛾子不成?

“叮铃铃…”客厅里传来电话铃声。

齐霏霏冲进客厅,拿起话筒:“喂,哪位?”
“我。”
“元凯,你怎么还不回来?”
“哦,有任务…,紧急任务。”
齐霏霏觉得丈夫的语调有点怪异,忙问道:“怎么,出事啦?”
“你别问了,等着听广播。”

听广播?邪门。什么紧急任务要听广播?齐霏霏呆呆地握着话筒,耳朵里只剩下单调的“嘟”声。

几乎在同一刻,于海家中的电话也响了。

“喂?”
“于主任,是我,贺延生。”
“吆,小贺,怎么还不来。你嫂子给你熬了腊八粥,我们就等你啦。”
“于主任,请转告嫂子,对不住了。出了大事,我来不了啦。”
“大事?”
“嗯,北京来电话,今天上午,周恩来病逝了。”
“啊?”于海惊讶地合不拢嘴,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这个消息目前还保密,明天会向全国公布。新华社通知,各地统一收听中央台的广播,按照中央的口径和部署举行悼念活动。”
“噢。这个…”于海定了定神,问道:“还有什么特别指示吗?”
贺延生停顿了片刻,压低声音说:“一切按部就班。但要谨防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机会干扰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
“嗯,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咱们保持联系。”
“好,我挂了。”

于海放下电话,心情沉重地走回客厅。客厅沙发上坐着他的老友,江南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徐海峰。他正翘着二郎腿,一边看报纸,一边吞云吐雾。

听到缓慢的脚步声,徐海峰放下手中的《参考消息》,抬头问道:“于书记,贺延生怎么说,不来啦?”
“来不了啦。”
“他有事?”
“他电话里说,今天上午,周总理去世了。”
“你说什么?”
“总理他老人家走了。”

惊愕之下,徐海峰指尖的香烟掉在地上。

看到徐海峰旋即而起的一脸悲哀,于海晓得,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不小。海峰的老家在淮安,总理的故乡,听说他的长辈和淮安周家还有点沾亲带故。上次,徐海峰代替自己参加了贺延生的吹风会,回来之后,情绪就一直不好。从海峰的汇报听得出,他对贺延生那天的讲话非常不满,对那种含沙射影攻击总理的做法极为反感。

说心里话,如何应对贺延生的吹风,于海也感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整顿”为名,四处出击,连发重拳,整得文革派灰头鼠脸,一蹶不振。多亏主席明察秋毫,一声“打招呼”,挫败了邓小平走回头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阴谋。于海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如今的一切,全拜文革所赐,否定了文革,便否定了自己。正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贺延生代表着什么人,有多大的来头,他心知肚明。既然大家同在一条船,必须齐心合力,同舟共济,不能让船翻了。可是,有一件事让他心里犯憷,傻子都看得出,邓小平的后台是周总理啊。批“投降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实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发自内心,于海一向敬仰周总理。在省革委会工作这几年,他对全省、全国的经济状况也了解了不少。十年动荡,百业俱废,农民不种田,工人不上工,学生不读书,国家建设停滞不前,国民经济几临崩溃。若不是总理日夜操劳,拼命维持这个烂摊子,早就国将不国了。反周总理,于情于理,于海无法接受。更重要的是,千万不可低估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不可轻易玩火,那是一个威力无比的火药桶。眼前捂着脸抽泣哽咽的徐海峰,便是民心所向的一个缩影。撼山易,撼总理难啊。

念及此,于海轻声安抚道:“海峰,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非常沉痛,非常难过。”
徐海峰哭出了声:“想不到他老人家这么快就走了。”
“我听说,三年前总理就患了癌症,还强撑病体,坚持工作。能拖到今天,可见他老人家与病魔抗争的坚强毅力。唉…”于海长叹一声:“无论何人,终究还是抗不过自然规律啊。”
徐海峰抽泣了片刻,猛地抬起头:“于书记,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不知当说不当说。”
“海峰,你我二人既是革命战友,又是好兄弟,有什么不能说的。”
“那好,我说。”徐海峰抹去泪水,大声道:“离贺延生他们远点。”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句,于海也猜得到他话中的含义,便点头道:“海峰,你的意思,我懂。你放心,我有我的做人原则,也有我的政治底线。什么事能做,什么事碰都不能碰,我心中有数。”
“于书记,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徐海峰站起身:“我回去了。”
“海峰,吃了再走吧。”
“吃不下。”徐海峰哭丧着脸:“我回去找后勤,让他们安排人,明天一早采购黑纱,为总理设灵堂。”
“这个…”于海张了张嘴,想把贺延生刚才的话告诉海峰,可眼睁睁看着他走出家门,终究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2)

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于次日凌晨4时播出。而大多数国人,却是从早间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噩耗。一天之间,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低沉呜咽的哀乐,男女老少都戴上了寄托哀思的黑纱。虽然大家还像往日一样上班、工作,可都失了魂似的,情绪低迷,心情压抑,眼睛里流露出茫然与无助。人人都在默默地等待,人人都在静静地观望。总理走了,谁来主持葬礼?总理之位,何人取而代之?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11日清晨,钟昆一行到达了北京站。大串联时,钟昆来过北京。车站塔楼报时的钟声,老调重弹,依旧是那曲赞美“大救星”的陕北民歌。在钟昆的记忆里,这钟声的印象似乎很遥远、很模糊,毕竟过去快十年了。跟钟昆一起来的,还有龚家两个小姑娘,文漪和雪素。他们都穿着深色的棉衣,戴着黑纱,两个女孩的眼睛有些红肿。火车站的高音喇叭里,间插播放着哀乐以及外国元首、政要们发来的唁电。出站口处,摆放了一个半人高的大纸盒,里面装满为旅客们准备的小白花。

钟昆拿起三朵白花,分给两个女孩,将剩下的一朵别在自己胸口。今天的北京,天气阴冷,雾色迷蒙。纸折的小白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你俩跟紧我,别走散了。”
“大哥,让我和雪素走前面。”文漪拉着妹妹紧走两步,掉头对钟昆说:“我们认得汉斯哥哥。”

去年暑假,文漪和雪素来过北京,探望过她们汉斯哥哥。而这次来北京,事出有因,姐儿俩早早就买好了火车票。大学要放寒假了,汉斯是外国人,在国内旅行受限制,不能来明都陪爸爸,只得回德国看妈妈。小姐儿俩带着爸爸备下的土特产,赶来为她们的同父异母哥哥送行。说来也巧,为了准备毕业论文,董瘦竹给钟昆写了推荐信,让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查找资料。兼之钟昆也想会会汉斯,想知道在这位研究汉学的外国佬眼里,究竟怎样看文革、看中国。于是,他请了几天假,同文漪、雪素并做一道。哪知买好车票的第二天,听到了总理逝世的讣告,可他们行程已定,还给汉斯发了电报,想改也来不及了。

“二姐,看,汉斯哥哥在那儿呢。”雪素眼尖,立马在接站的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白皮卷毛的混血儿。
“嗨,汉斯。”文漪跳着脚,连连招手:“我们在这儿呢。”
汉斯从人群中挤过来,微笑道:“欢迎你们,我的两个美丽可爱的妹妹。”
看到汉斯张开双臂,摆出一副要拥抱的架势,文漪连忙闪身,躲到钟昆身后。众目睽睽之下,跟一个大男人搂搂抱抱,她觉得噫怪,便把钟昆推到前面:“汉斯,他是钟昆,我跟你说过的。”
汉斯见文漪躲闪,知道她不好意思,便顺势握住钟昆的手:“欢迎你,钟昆。”
“汉斯,很高兴见到你。”
“你叫我什么?”汉斯调皮地挤了挤眼:“叫错了吧。”
“叫错了?那该叫你什么?”
“哈哈,你该叫我大舅哥!”

汉斯麻溜却又带着外国腔调的北京话,差点让钟昆忍俊不住。若非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顺着汉斯的玩笑叫一声“大舅哥”也无妨,因为他和文漪的事已经铁板钉钉,爸爸和龚叔叔说好,等他毕业就办婚事。可看到周围的人都对他们翻白眼,有的甚至怒目相向,钟昆知道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便压低了声音:“汉斯,咱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
汉斯立马领会到钟昆的意思,收起笑脸,点头道:“对,换个地方。走吧,先去我的狗窝。”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四个年轻人到了汉斯的狗窝,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宿舍。

看到床上凌乱的被褥,桌上吃剩的馒头,七倒八歪的啤酒瓶,乱丢了一地的书,雪素捏着鼻子咯咯笑道:“喔呦,汉斯哥哥,狗窝都比你这儿干净呢。”
汉斯老脸皮厚地笑笑:“不好意思,你们将就将就,随便坐吧。”
“文漪,雪素,你们先歇会儿。”钟昆放下手中的旅行包:“汉斯,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下。”
“昆昆大哥,你一个人要去哪儿啊?”雪素感到不解,怎么才来就走呀。
“我想去长安街看看。”

刚才乘车的路上,途经长安街,钟昆看到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尤其是天安门一带,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听车里人议论,今天下午,总理的灵车要经长安街到八宝山,这首尾不见的人流,都是来为总理送行的。这样一个万众同悲的历史时刻,这样一个体察民意的大好机会,百年不遇,千载难逢,钟昆自然不想错过。

“大哥,我也跟你去。”文漪把挎包一扔,率先响应。
“我也要去。”雪素不甘落后。
“刚好,我也想去看看,那就一起走吧。”汉斯低头看了看手表:“现在还早,咱们先找个地方垫垫饥,下午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
“好啊,好啊。”文漪鼓掌欢呼:“我都快饿死了。”
“你们想吃什么?”
想起一年多前汉斯哥哥带她们吃过的北京小吃,雪素甜甜一笑:“卤煮火烧。”

于是,钟昆他们丢下行装,跟着汉斯在一家小饭馆里填了一肚子杂碎,又乘车折返回长安街。

长安街上,人越来越多,几乎整个北京的百姓倾城而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孩童,人人眼中饱含着泪水,人人脸上流露着悲哀。无人领导,无人组织,十里长街,百万民众。人们自发而来,抬着匆匆扎好的挽幛花圈,怀抱着黑纱镶边的总理遗像,静静地伫立在刺骨的寒风里,眺望着总理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

夜幕初临,远远地过来几辆汽车,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呜咽,总理来了,总理来了。前导车过后,一辆白底蓝边的中型客车缓缓而来,车前垂挂着黑纱,当中装饰着一朵黄瓣黑蕊的硕大花环。人们肃立着,哭泣着,脱下帽子,解下头巾,随着灵车行注目礼,谁也顾不得刺骨的寒风,谁也顾不得流淌在脸颊的泪水。灵车经过之处,有人晕倒在地,有人长跪不起。许多年轻人在人行道上追赶着灵车,希望再看上总理一眼。而腿脚业已麻木的老人们留在原地,遥望灵车远去,或以手掩面,或仰天太息…。

文漪和雪素依偎在一起,哭得泪人一般。钟昆亦觉得喉头酸楚,泪花在眼眶里打转。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难过,为了逝去的总理,还是为了这个可悲的民族?

待灵车不见踪影,汉斯附在钟昆耳边悄声道:“看到今天这种场面,我感到非常震撼,也让我看清楚一件事。”
此刻人群尚未散尽,钟昆不敢大声说话,轻轻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民心所向!周恩来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图腾。”

钟昆默默地看了汉斯一眼,缓缓地摇了摇头。

汉斯的话,钟昆并不完全认同,因为他只看到“民心所向”的表面现象,至于“图腾”一说,不过是他对表象的一种误读。

的确,今天的场面,亘古未闻,举世罕见。汉斯亲眼目睹到人民群众对总理的爱戴,亲身感受到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大气场,得出那样的结论也并非没有道理。但他毕竟是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尚浅,看不到在这种肆意宣泄的“爱”的背面,还隐藏着饮泣吞声的“恨”。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人的图腾,是那条臆想中张牙舞爪的龙。他们自诩为“龙的传人”,千秋万代,血脉相承。可实际上,所谓龙的传人,不过是一种自慰般的意淫。龙的化身,从来不是黎民百姓,而是坐在金銮殿龙椅上的君王。《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才是真正的龙种,君权神授,膺期天命,与日月同光。而黎民百姓呢,不过是哀哀黔首、区区蝼蚁罢了。

古往今来,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忠孝节义”。首当其冲者,忠君也。凭了“忠君”二字,臣民们拜倒在“真龙天子”的图腾下,三跪九叩,顶礼膜拜,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对升斗小民而言,龙之善恶,他们无从选择,更没有制约的权力。百姓们只能在梦中祈盼,龙椅上的天子是个善待子民的好皇帝,朝廷百官皆是为民做主的大忠臣。可悲的是,梦虽美,却往往青甆黄粱,皇帝多为无道昏君,群臣多为贪官污吏。当君王荒淫、宵小横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时,百姓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或聚啸山林,或举旗造反。其结局呢,无非两者。要么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高喊着“掉了脑袋碗大的疤,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要么换一个天子坐龙庭,堕入又一次“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历史轮回。

而更多的时候,老百姓只会忍辱偷生,如一潭死水。哪怕活得猪狗一般,他们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他们惧畏头顶上那个生死予夺的“图腾”,更为“忠君”二字所困,生怕担上个“忤逆谋反”的罪名。历史形成的奴性让他们学会了自己骗自己,坏事都是奸臣们干的,皇上只不过受了坏人的蒙蔽。于是,他们往往会在朝廷里寻一个事君爱民的大忠臣,扬起“爱”的软刀子,用百倍千倍对忠臣的爱,来发泄心底里对昏君的怨、对奸臣的恨。

今日之十里长街送总理,恰如传说中楚国百姓祭屈原。屈原一生忠事君王,却因楚王信谗,奸佞当道,屡遭排挤,数被流放,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虽“忍而不能舍也”,最终还是断了念想,抱着石头投了汨罗江。国之将亡,百姓无望。汨罗江上的渔舟,投入江水里的粽子,便是楚人以“爱”示“恨”,以彰显香草美人之“与日月争辉”,来鞭挞朝廷里的逆臣贼子,来恶心那个昏庸无道的楚王。至于美人的桂冠是否“斯论似过其真”,善良的老百姓并不深究,而做出了选择性的原谅和遗忘…。

看到钟昆只摇头,不说话,汉斯问道:“你为什么摇头?我说错了吗?”
“唉,一时半会儿的,跟你说不清楚。”
“没关系,我有时间。”汉斯附在钟昆身边耳语道:“我的狗窝里还藏着两瓶二锅头。咱们回去,哥儿俩慢慢喝,慢慢说。”

(3)

数日后,月圆之夜,全国实施净空令。

广袤无际的苍穹,只有一架曾用来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如失群的孤雁,在茫茫夜幕中哀鸣。未几时,电波里传来悲痛的声音:“按照周总理的生前遗愿,已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尘归尘,土归土。周恩来以“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的最后绝唱,为自己位极人臣却又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休止符。

人,走了。灵车,送了。追悼会,开了。骨灰,撒了。可奇怪的是,尘埃并未落定。冬去春来,天渐渐变暖。而围绕“悼念总理”出现的咄咄怪事,却像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阴霾,挥之不去,愈来愈浓。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死者为大,为死者讳。即便逝者生前多有不是,人死了,也就该翻篇了。《礼记》明申,临丧不笑,适墓不歌。对于逝者的不敬与亵渎,有违中国人自古传承的礼仪和道德。对一般往生者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周总理了。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座高不可及的丰碑。为人,他风度翩翩,魅力超群;为公,他无私无欲,任劳任怨;为国,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为民,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人民的好总理,是震古烁今的完人。对总理的不敬与亵渎,无疑是刺向国人心头的刀。

可周总理尸骨未寒,偏偏就有这样一些卑鄙无耻的小人,践踏礼仪道德,强奸民心民意,在“悼念总理”上玩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他们先发出紧急通知,在总理治丧期间,所有新闻报道一律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各单位不得自行组稿,文艺节目不能停播。他们还下达了“四个不准”,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组织吊唁活动,不准发表怀念总理的诗词与文章,籍此打压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了一篇关于“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道。该文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诋毁全国人民深切缅怀总理的真情实感。紧接着,他们又用电话传达“中央精神”,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濒临丙辰清明,小动作变本加厉。原本高层运作的“反周”向下蔓延,羞羞答答的“不准、警惕”撕去了面纱,露出杀气腾腾的青面獠牙。2月6日,专为中共高干订阅的《大参考》上转载了香港《万人杂志》的一篇文章,再次提及“伍豪等脱离共党”的陈年往事,将一顶“叛徒”的大帽子扣在周恩来头上。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转载新华社一篇纪念雷锋的文章时,刻意删掉了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文中竟然有一句拗口却又赤裸裸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众所周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门为邓小平定制的帽子。那么,把邓小平扶上台的“那个走资派”又指的是谁?与此同时,上海街头有人贴出大标语,“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黑后台、总根子、总代表”,“邓小平是卢俊义”,“揪黑后台的黑后台” …。

所有这一切,人们看在眼里,怒在心头。十年浩劫,血雨腥风,国无宁日,民心丧尽。老百姓迫切希冀改变现状,却又别无选择。庙堂之外,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和当政者分庭抗礼。而红墙之内,似乎只有周总理,只有他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还能给频临崩溃的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给迷失彷徨的国人带来一丝慰藉。可总理刚刚离去,那些靠文革起家的丑类竟然如此迫不及待,一而再、再而三地射出冷枪暗箭,将老百姓的最后一点希望置之死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人积压在心头的悲痛和愤怒,如地表下的火山熔岩,突突翻滚,喷薄欲出。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三江大学南园一间学生宿舍里,挤满了面红耳赤的年轻人。数日之前,他们曾就上海《文汇报》删去周总理为雷锋题词一事,联名写信质问《文汇报》报社。信中道,看了你报全段砍去总理的原话,我们不禁要问:你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谁指使你们砍去的?你们代表了谁的利益?这不是你们一时疏忽,而是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企图抹杀总理的功绩…。

就在刚才,政治系学员哈大虎从系传达室拿到了《文汇报》编辑部的回信。

“哈胡子,你把《文汇报》的回信再给我们念一遍。”一个女生高声道。
“还有什么好念的。狗日的耍花枪,说他们删去总理的题词,是编辑不当心,工作粗枝大叶。”
“狗屁!”一位身穿海军军装的男生怒骂道:“什么粗枝大叶,我看他们是别有用心。”
“就是。狐鼠伎俩,欲盖弥彰。”
“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反总理,不敢明着来,玩含沙射影的把戏。”
“他们胆敢反总理,无疑是自掘坟墓。”
“妈的,老子要有一挺机枪,把那几个王八蛋全他妈的嘟嘟了。”

寝室里人人义愤填膺,个个怒不可遏,七嘴八舌,骂声不绝。

“砰砰”,有人敲门。

哈大虎警觉性高,立马 “嘘”了一声,将食指立在唇边,向同学们做出了噤声的手势。待屋内静下来,他转身拉开房门。

“吆,朱抗美。”
“哈胡子,这么半天才开门,你们躲在宿舍里干什么呢?”
“嘿嘿,能干什么,唠嗑呗。”哈大虎打了个哈哈:“怎么,你有事吗?”
“我来找顾建国。”朱抗美踮起脚尖,向宿舍里张望。
“他不在。系总支召集各班党支部书记开紧急会议,他开会去了。”
“哦。”

看到哈大虎身后一屋子熟识的面孔,有同班的、哲学系的、中文系的,还有历史系的,朱抗美顿时意识到,他们关着门聚在一起,一定在商量什么大事,怕被外人听见。上次他们联名给《文汇报》写信,她就是事后才得知,没签上自己的名字,令她懊恼不已。她也晓得,同学们背着她和顾建国,并非彼此之间有嫌隙、有矛盾,而是担心建国向系总支汇报,因为他毕竟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头上有道紧箍咒呢。可是,朱抗美没有这个顾虑,更不想因为她和建国的关系,而被大家视为外人。看到有人反总理,她和同学们一样怒火中烧,恨之入骨,希望和大家站在一道,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哈胡子,我能进去吗?”朱抗美露出渴求的眼神。
“进来吧。”哈大虎侧过身,把她让进宿舍。
朱抗美随手将房门关上,转身道:“哈胡子,刚才我从校门口经过,看到数学、天文、物理系学生会联名贴出的海报,要到梅岭烈士陵园,举办缅怀周总理的追思会。他们邀请全校师生参加,明天上午9点在校门口集合。”
“什么?明天上午?”哈大虎一脸诧异:“不对呀,我听物理系的哥们说,他们准备清明节那天搞活动呀。”
“情况变了。”朱抗美苦笑道:“昨晚我回家,看到我爸爸办公桌上有一份省委文件。文件上说,清明节期间,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我没猜错,顾建国去开的那个会,就是传达省委文件呢。”
“啪”,哈大虎一掌击向桌子,扯着喉咙骂道:“奶奶的。清明扫墓,祭奠先人,是中国老百姓上千年的传统。这也要禁止,还有没有天理啦?”

宿舍里顿时响起一片嘈杂的谩骂声。

“同学们,大家都冷静一下。” 宿舍角落里传出一个浑厚的声音:“同学们,当前的局势极为严峻,也非常复杂,我们要沉着冷静,不可意气用事。按朱抗美提供的消息,省委已经下发文件。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遵守组织纪律,不能明知故犯,否则…”
“ 钟昆,你什么意思?”哈大虎铁青着脸,愤然打断道:“那我们就只能当缩头乌龟啦?”
“哈胡子,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钟昆从角落里现身出来,不急不缓地说:“昨天,有两个家伙跑到我们系学生宿舍,上蹿下跳,召集同学开会,追查我们文科几个系联名给《文汇报》写信的经过。他们还威胁大伙,不要轻信谣言,不要站错了队。这两个家伙一个名叫贺延生,一个叫孟庆元。大家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我知道。”朱抗美抢先回应:“孟庆元是造反组织红色暴动队的头头,贺延生是新华社派来的记者。我听顾建国说过,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屋里猛地响起窃窃笑声,朱抗美立马意识到,“鸟”这个字含义暧昧,不该出自女孩之口,便羞红了脸,急嘴急舌道:“你们别笑,他们盯上你们,肯定没安好心。”
钟昆点头道:“不错,抗美说得对,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一定要格外警惕。我认为,数学系同学们的做法很聪明,很有策略。他们把缅怀总理的追思会提前到明天举行,就是为了避过清明节这个敏感的日子,既和省委文件不冲突,让那些反总理的坏蛋抓不到把柄,也可以达到展现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辱的目的。因此我建议,明天,我们文科各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去,加入他们的悼念活动,为他们壮声势。哈胡子,你去找一下数学、物理系的同学,告诉他们,最好把活动搞成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好主意。”
“对,我们一起去。”
“我也赞同钟昆的提议。”同学们纷纷响应。
哈大虎似乎心有不甘,大声道:“同学们,《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阴险用心,已经昭然若揭,我们绝不能听之任之。要我说,除了参加明天的游行,我们还要做出进一步反击,贴大标语,写大字报,把《文汇报》的罪恶行径公布于众。”
“我同意,咱们说干就干。”那位身穿海军军装的男生铺开一张纸:“哈胡子,你说,我写。”
“我一个人不行,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我先拟一条大标语,文汇报向何处去。”
另一位同学接着道:“我加上一条,用毛主席的话,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咱们把写给《文汇报》的信和他们的回信都抄成大字报,题目就叫‘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好不好?”
“好。这个标题一目了然,一针见血。”
“我认为,大标语一定要旗帜鲜明。我说一条,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
“再加一条,也是毛主席语录,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这条标语最好改两个字,把‘各级’改成‘最高’,把那几个家伙的狼子野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改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我也想了一条,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个腼腆的女生轻声发问。
“没关系,你尽管说。”哈大虎鼓励道。
“我们怀念杨开慧。”
“好,非常好。立意鲜明,绵里藏针。”钟昆击掌称赞:“同学们,斗争要讲策略,要有技巧。我们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万万不可授人以柄。总之一句话,他们含沙射影,我们也不点名道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赞同钟昆的意见。我们最好串联各系,统一大字报和大标语的口径,以防被疯狗反咬一口。”
“我还有一个建议,…”

就这样,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三江大学,在一间小小的学生宿舍里,一帮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年轻人,终于打破了迷信的藩篱和思想的禁锢,做出了石破天惊的抉择,点燃了烧向红朝庙堂的第一把大火。尽管这种抉择还带着年轻人的冲动,还带着时代的烙印,还带着历史的局限,但它毕竟是火,一团来自炼狱的戾火,一团桀骜不驯的野火…。

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实证明,这句话才是真理,颠簸不破。

(4)

接下来的日子里,校园燃烧了,明都燃烧了,北京燃烧了,全国燃烧了…。

十年一梦,大觉方醒。睁开惺忪的双眼,中国人恍然发现,他们被造梦者愚弄了,欺骗了。梦中的仙山琼阁,到头来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梦中的圣旨纶音,到头来不过是狂悖无知的痴言呓语。梦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到头来不过是触犯逆鳞而引发的龙颜大怒。梦中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无产者,到头来居然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他们自己。

丙辰清明,从梦中醒来的中国人终于发飙了。

长城内外,风起云涌,大江南北,电闪雷鸣。宽阔平坦的大街上,行进着络绎不绝的游行队伍。钢铁制作的巨大花圈,如金戈铁甲,排山倒海。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涂写着声讨国贼的大标语。沥青写就的漆黑大字,如刀光剑影,龙吟虎啸。天安门前的汉白玉纪念碑上,贴满了怀念总理的诗词。血泪凝成的诔书檄文,如霹雳惊雷,振聋发聩。

中国老百姓发扬了千古传承的聪明才智,以各种各样直接的、隐晦的、狡猾的、巧妙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哀思,宣示人民的意志,展现人民的力量,吼出了真正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声音。

别人从睡梦中醒来,可眼眶发黑的常乐天却很想睡觉,最好大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做个踏踏实实的梦。遗憾的是,他没时间做梦,甚至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安稳。根据公安部的秘密电话通知,省公安局下达了紧急任务,全体干警都要出动,换上便衣,走街窜巷,哪儿热闹往哪儿钻。有蹲守的,有照相的,有盯梢的,有整材料的,只要能喘气就得上阵,没日没夜地轮轴转。虽然上级没说行动的目的,当警察的也都心知肚明,下一步,要带铐子抓人了。

此刻,乐天站在当年有人散发“反动传单”的中国银行大厦楼顶上,手持一架技侦科用来勘验犯罪现场的海鸥135相机,俯视着脚下东方红广场上蚂蚁般的人头,时不时地卷一圈胶卷,按一下快门。

“操,这么远,你照个鸟啊。”

乐天身旁,站着他的狐朋狗友彭晓光。这小子刚从北京出差归来,家没回,单位大门也没进,直奔了乐天的宿舍。乐天正要出外勤,没空陪他扯闲篇,便拿着警察工作证,声称执行秘密任务,带着他一同爬到银行大厦楼顶。空荡荡的平台上,就他们两人,既安静,又安全,想说什么说什么。

听到彭晓光的风凉话,乐天翻了他一个白眼:“废话,这我还不懂。老子这碗饭又不是白吃的。”
“那你还浪费胶卷?”
“不浪费怎么办,上级交代的任务,总得照几张应付差事吧。”
“像你这样照法,有个屁用。交上去,就不怕挨剋?”
“不怕。这样干的又不止老子一个,法不治众吗。”
“嘿,有种。”彭晓光竖起大拇哥,接着问道:“这么干,是你们底下商量好的?”
“那倒不是。”乐天咧嘴笑道:“前两天,我们技侦科有个傻哥们儿在人群里拍照,被老百姓发现,按在地上一通狠揍。打的鼻青脸肿不说,还让人把一台进口照相机砸了。我们头儿在会上说,同志们工作要做,但要当心,别偷鸡不成蚀把米,划不来。”
“哈哈哈,你们头儿还真逗。合着你们当警察的都成了贼,忙着偷鸡呢。”
“嘿嘿。”常乐天也跟着打了个哈哈:“所以呀,老子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改吃素,不偷鸡了。”

说笑归说笑,其实,看到明都老百姓闹翻了天,乐天心里偷着乐还来不及,才不会理睬上面的狗屁命令呢。而且他也知道,从机关到基层,大多数干警和他一样,打心底里同情、支持明都人民的自发斗争,打心底里厌恶、痛恨那些反总理的跳梁小丑。要不是纪律约束着,保不定他们也和老百姓一道,走向街头,出几口恶气,放几把火呢。

虽说常乐天将上级的命令置之脑后,可在执行任务的日子里,他的相机也没闲着,偷拍下了不少可以当作“反革命罪证”的底片。有几张底片上,记录了5311厂的大游行。上万工人师傅身穿工作服,排成十路纵队,在明都最繁华的市区昂首阔步。他们抬着总理的巨幅遗像,举着横贯马路的巨大挽幛,占据了南来北往的双向车道。雪白的挽幛上,写着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光辉永照后来人”,挽幛之后,尾随着象征总理革命生涯的七十二个大花圈。走在队伍前面高举挽幛的壮汉里,乐天居然看到一个熟人,许久未见的顾家老大顾建军。乐天给他偷拍了一个特写,倒也显得虎背熊腰,威风凛凛。有几张底片上,拍下了汽轮机厂的工人师傅贴标语的精彩一幕。乐天记得,一位师傅才写好“打到反革命阴谋家张春桥”,围观的群众便齐声喊道,把那个“张”字倒过来,在上面打叉叉。贴标语的师傅立马照办,看标语的人们连声叫好。还有几张底片,摄于傍晚时分的东方红广场。那个外号叫“大炮”的三江大学张老师站在板车上,像一个五四青年,手握铁皮话筒,挥舞着拳头发表演说。听众围得水泄不通,却能鸦雀无声,让那大炮的轰鸣传到广场的每一处角落。张老师有一句颇具文采的话,乐天记得一字不差。“周总理苦撑危局,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他心里装着全国老百姓,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句话讲完,广场上呼声四起,掌声雷动。

然而,这卷“罪证”,乐天已经放回家中,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天花板缝隙里。

走到平台护栏边,乐天又胡乱拍了几张,总算把相机里的胶卷用光了。他席地而坐,一边往外卸胶卷,一边信口问道:“晓光,还没听你说呢,这两天北京闹腾得怎么样?”
“怎么样?比明都还厉害,捅破天了。”彭晓光一屁股坐到乐天身旁。
“操,你小子就会夸大其辞。”
“你不信?那好,老子拿点证据让你瞧瞧。”说罢,彭晓光从书包里掏出几页纸:“喏,这是我北京的朋友从天安门广场上抄来的。”

乐天撂下手中的相机,接过那几页纸。展开一看,入眼一首五言诗。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酒祭豪杰,
扬眉剑出鞘。

掀过一页,又是一首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再下面一首,“向周总理请示”,写得像顺口溜,朗朗上口。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看到这些锋芒毕露的文字,常乐天感到震惊,解气,过瘾,同时也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诗中的含义,和当年这座大楼顶上撒下的传单何其相似。尤其那首“江桥摇”,幽默犀利,剑锋直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令人拍案叫绝。然而,凭着乐天一个警察的直觉,有了这些铁板钉钉的“反革命罪证”,屠刀就要见血了。

他默默地掏出香烟,递给彭晓光一根儿,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手中的纸。

“你干什么?”彭晓光惊呼。
“帮你销毁罪证。”乐天借着突突火苗,点燃了香烟:“你小子不想找死吧。”

彭晓光是个聪明人,乐天的意思,他焉能不知。借着乐天手中的火,他也点燃了香烟,嘴里忍不住骂骂咧咧:“妈的,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先死了。”
“你打住吧。”乐天瞪了彭晓光一眼:“别他妈的说顺了嘴,赔上自己的小命不说,连你老爸都搭进去。”
彭晓光略显恐慌:“你说,他们真的会镇压吗?”
“这还用问。看动静,也就在这一两天了。”乐天喷出一口浊气:“妈的,作吧。不作死就不会死,老天爷看着呢。”
“那,咱们现在能干点什么?”
“干什么?你也想作死啊。”常乐天挖苦道:“你又不是老天爷,这些事还轮不着你操心。咱该吃吃,该喝喝。妈的,反正有人会死在咱们前头。”
“操,你小子,越来越滑头。”彭晓光苦笑,继而恨声道:“哼,这事儿没完。有句老话说得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第六十九章

(1)

彭晓光口中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是一句江湖混混们常说的老话。听上去鼓舌斗狠,却道出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不服?不屑?无计?无奈?

那头骑在胯下的小毛驴,一步一笃不紧不慢,好似光阴徐徐流逝。而那拿在手里的唱本,无词无曲空空如也,恰如前程吉凶难卜。

走着瞧?瞧什么?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不仅当警察的常乐天猜得到,更多熟知中国历史的上了年纪的人也猜得到,犯上作乱的后果,必将是镣铐与屠刀。果然,丙辰清明过后,大镇压开始了。《人民日报》发出讨伐檄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该文借用“工农兵通讯员”的名头声称,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讨伐檄文既出,形势瞬时逆转,全国陷入一派红色恐怖。警笛尖叫,犯上者锒铛入狱。大棒翻飞,天安门血流成河。面对镣铐和屠刀,老百姓战战兢兢,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只将那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藏在了心头。

走着瞧?瞧什么?还是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周恩来逝后,坊间曾流传过一份手抄件,《总理遗言》。虽说“遗言”的遣词造句颇具总理之风,情深意切不骄不躁,老成持重不偏不倚,还是被公安部列为“反革命谣言”,在全国清查追缴,没几天就抓捕了谣言制造者和一大批传播人。未几时,坊间又冒出了一份手抄件,亦来历不明,真伪不详。可怪异的是,这份堪比《总理遗言》的手抄件流传甚广,却无人追究。然真也好,伪也罢,总之事出有因,枳句来巢,空穴来风之谓也。

这份抄件仅区区十余言,观其口吻,乃出自于红墙里那位病入膏肓的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对身边几个亲信讲的一番无头无脑的话。

交谈乎?遗嘱乎?像雾像雨又像风。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预感大限将至,这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红朝万岁爷终于不那么自信了。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是关心起自己的后事,对一生的盖棺定论,对遗产的何去何从,他拿不准,甚至悲观,冥冥中似乎闻到了“腥风血雨”的味道。“你们怎么办?”看着连口大气也不敢喘的身边宠信们,老人无奈,只得自问自答,丢下一句既不负责任、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实话 ─ “只有天知道”。

“只有天知道”,其潜台词也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可老人家走不动了,也瞧不见了。民间有句老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在丙辰中秋的那个盈亏更替之夜,阴阳交合之时,皓月当空,赤星陨落。

噫乎。流水无情,逝者如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到日月星辰,小到虫豸蜉蝣,凡世间万物,在自然面前,在时间面前,无一不是流水,无一不是逝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于当日下午四时播出,接着便是那首国人业已熟稔的哀乐。这只源自黄土高坡唢呐曲的哀乐,凄婉悲怆,如泣如诉,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播出了。播一次,送走一位红朝元老。先是周恩来总理,接着是朱德委员长,这一次,轮到了“伟大领袖”。

也就在这一年,天上掉下来三块大石头…。

(2)

呜咽的哀乐声中,5311厂的机床马达都停了。只有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坚持值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来自北京的“告书”。这些天天高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喇叭们辛苦了十年,此刻也变得老迈,音调失真,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刮玻璃似的尖叫。

然而,这一波波闹心的噪音,顾建军却没听到。此刻的他,一丝不挂,撅着白屁股趴在床上,脑袋扎在一对儿绣花枕头当间,呼呼酣睡,像一头死猪。

顾家屋里屋外,到处贴着大红“囍”字。堂屋饭桌上方,还是那张慈祥端庄的领袖像。这张画像供了多年,业已泛黄,沾了不少灰尘和油渍。而画像两旁的对联却焕然一新,从原来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变成了“吉日恰逢桂子熟,新婚喜共月儿圆”。

昨日中秋,花好月圆,顾建军成亲了。

“娘,饭好了。喊建军起来吧。”
“不忙,不忙。俺儿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看着丰乳肥臀、小腹微微隆起的新媳妇,常念春端着婆婆架子,一本正经,心里却在偷偷地乐。

他爹,咱大儿总算成了亲,老顾家有后啦。虽说儿媳大了建军一岁半,模样倒还中,要奶子有奶子,要屁股有屁股。瞧她肚皮尖尖,一准怀了个带把的。新媳妇没过门就大了肚子,邻里们背地里嚼舌头,可常念春这个当婆婆的一点也不觉得臊。她知道,媳妇肚里的娃儿是顾家的种,自打建军把姑娘领进门,就听到他屋里噼啪噼啪地闹个不停了。这敢情好,娶了儿媳,还捎带着孙子,双喜临门,咋不乐死个人。不过呢,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唯一让常念春不太遂心的是亲家,成分高不说,还是个下放户。建军给这种人家当女婿,日后少不了有麻烦,少不了往丈母娘家贴钱啦。

照理说,常念春来自农村,挨过饿,吃过苦,受过罪,不该长了一双势利眼。可那下放户,竟是比乡下人还矮了一大截,也就跟逃荒要饭的差不多。几年前,不仅学生娃娃们被发配到农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许多城里人也被遣送到乡下当农民。由于他们成色杂,而且拖家带口,便被一股脑地称作“下放户”。比起知青来,下放户更要惨,惨得那叫没法说。家家户户连锅端,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收入,又不会干农活,坐吃山空,没着没落。苦挨了几年,实在活不下去,下放户们便冒着危险,偷偷回到城里。可是,家里的老房子被居委会充了公,回城后无处栖身。没法子,他们不得不扎堆结伙,胡乱寻个临水的野地落脚。就这样,梅岭脚下的杂树毛竹遭了殃,护城河边冒出了一溜蘑菇似的小窝棚。开始的时候,警察民兵还来拆棚撵人。可架不住下放户人多势众,又不要命,几场架打下来,血乎淋啦的,伤了不少人。上级怕闹出大事,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了。

唉,凭良心,亲家也怪可怜。瞟了一眼低眉敛目的儿媳妇,常念春轻轻叹了口气。下放户就下放户吧,再咋说,也比儿子当光棍好得多。

肚皮里多了一张嘴,新娘子早就饿了,饿得肚子咕咕叫。可婆婆发了话,说“不忙”,刚过门的媳妇哪儿敢多言语,便耷拉下眼皮,抚着肚子不吭声了。

新娘子姓蒋,名燕,文革前上高二,今年虚30,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蒋家原先是个小业主,靠着祖上留下的几间屋,一家人靠吃房租过活。而如今,祖屋没了,积蓄花光了,全家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小窝棚里,日子过得拮据潦倒。为谋生计,爸爸挑着箩筐走街窜巷收破烂,妈妈带着女儿替人洗衣服。整日辛辛苦苦,还是入不敷出,有上顿没下顿的。蒋燕有个弟弟叫蒋鹰,二十啷当岁,却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这小子成天价斗狠撒泼、偷吃扒拿,还当上了5311厂后墙护城河一带的小痞子头。一次翻墙进厂偷东西,被护厂队抓了个正着。三拳两脚败下阵,鼻青脸肿的蒋鹰便叩头拜了顾建军做大哥,顺带帮着老姐拉了皮条。蒋燕和顾建军处朋友那阵,也曾听人说过他以前的那些腌臜事,心里难免有点膈应。可她老大不小的了,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能嫁给建军这样的工人阶级,已经算攀高枝儿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该如此,不想认也得认。只盼有了孩子,建军能好好过日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行了。

婆媳二人各怀各的心思,静等着建军醒来。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蒋燕走到门口,拉开门,神色陡变,惊呼道:“妈,你怎么来啦?”
门外站着一个老妇女,衣衫不整,披头散发,涕泗横流,边哭边喊:“燕儿啊,快,快去救救你弟弟。”
“什么?蒋鹰出事啦?”
“警察…,警察把他抓…” 话未说完,老妇女腿脚一软,瘫倒在门前水泥地上。
“妈,妈…。”
“啥情况?” 剧烈的拍门声也吵醒了屋里睡觉的顾建军,他急忙套上一条大裤衩,赤着膊跑到门口。
“呜呜…。”老妇女精神涣散,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哭。
蒋燕连忙扶起母亲:“妈,你先别哭。赶紧说,蒋鹰怎么啦?”
“燕儿啊,建军啊,你弟…,呜呜…,他闯大祸了。”
“咋,他又偷东西啦?”建军眉头一皱。
“不是,警察说…,说他是反革命。”
“啥?反革命?他犯了啥事?”
“放鞭炮,他把昨晚没用完的鞭炮给点了。”
“放鞭炮咋啦?”建军怒火中烧,恶狠狠地骂道:“娘的,放鞭炮也是反革命?还有没有王法啦?”
“建军。”蒋燕晓得大事不妙,急忙拉了丈夫一把:“你不了解情况,别乱说话。”
“咋?”
“今天出大事啦。”
“啥幌子大事?”
“毛主席去世了。”


(3)

夕阳西下。

水泥棺材一般的牢房上方,只有一孔用来透气的小铁窗。日没高墙,窗孔的光越变越暗,牢房渐渐和夜幕融为一体。

又一天过去了。钟昆站起身,揉了揉坐得发麻的屁股,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春去秋来,日出日落,一转眼就是5个月。除了刚入狱的那几天,还在提审室进进出出,后来的日子里,只剩下一件事,一件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坐牢。

唉,钟昆暗自叹息,不审不判,就这么干坐着,难道真要把这牢底坐穿吗?

“这个时候,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胡思乱想,更不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要知道祸从口出,一言不慎,万劫不复。”爸爸曾经这样教训过他。

“你无力左右历史,而应该静静地站在一旁,当个看客,作壁上观。”董爷爷曾经这样规劝过他。

长辈们的忠告,钟昆当然记得。可事到临头,他还是没管住自己,气血上涌,多说了几句,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漩涡,走上了爸爸曾经走过的老路。带上手铐的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说什么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学会保护自己,标语不点名道姓,只含沙射影,让对头抓不到把柄,自以为当时考虑得很周全,其实还是幼稚了。星火一旦燎原,谁也控制不住。没两天,工农兵都出来了,他们可不管那一套,直截了当,洒酒祭豪杰,扬眉剑出鞘。钟昆心里明白,此刻想后悔也悔之晚矣。眼前的他,何止是吃亏,而是在玩命。他头顶上的罪名非同小可,现行反革命,策划、参与了“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

不过,头顶这种罪名的犯人不止他一个。这座日本人留下的监狱里,还关押着许多同案犯。仅在这间阴森森的号子里,就有两个和他前后脚入狱的“现行反革命”。一个是汽轮机厂的工人师傅,张贴了“砸烂阴谋家张春桥的驴头”的大标语。另一个是警备区解放军战士,散发了“把野心家江青揪出来示众”的传单。监狱里究竟关了多少同案犯,钟昆不很清楚。但是,犯人放风时,他似乎看到了政治系同学哈大虎高大的身影;狱警点名时,他好像听到了哲学系老师张永涛洪亮的声音。同样,钟昆也猜得到,在北京的大牢里,肯定关押了更多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参与者。眼下省公安局之所以对他们不审不判,就是在等,一旦北京动刀子杀人,下面就轮到他们了。

天将放黑,狱警按时推上电闸,号子里的灯都亮了。灯泡的瓦数很低,高高地悬挂在水泥梁上。惨淡的光线下,犯人们的脸阴晦、蜡黄。这所监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监狱,而是明都市看守所,用来关押形形色色拘捕待审待判的嫌疑犯。钟昆关在大五号,顾名思义,这是一间大牢房。号子里除了他们三个参与反革命事件的政治犯,还关押了十个作奸犯科的刑事犯。由于犯人们案情未结,刑期待定,一个个的倒也老实,不敢惹是生非,生怕罪加一等,故而大家尚可相安。灯亮了,预示着晚饭时间到了。监狱走廊上传来一阵零乱的脚步声,死寂的号子里顿时有了生气。犯人们似乎闻到了霉米饭咸菜汤的味道,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哗啦”,牢门开了。但是,犯人们大失所望。送进牢房的,不是望眼欲穿的晚饭,而是一个人,一个挂着两行泪迹、鼻青脸肿的年轻人。

“妈妈的,还往里塞。”听着狱警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一个犯人骂骂咧咧:“挤得满满的,哪块还有地方吗。”
“站住!小兔崽子,你他妈往哪儿钻?” 一个满脸胡碴的犯人伸出脚,拦住往里走的新犯人,抬手指向牢房一角的大马桶:“滚,坐那边去。”

新犯人面皮抽搐,却没敢反抗。他拎起袖口,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默不作声地走到臭烘烘的马桶旁,依墙而坐。

“哎,你们看见没有,外边又加岗啦,全是当兵的。”说话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杂毛老犯人。

刚才牢门大开时,钟昆也看到几个身着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在监狱天井里走来走去。钟昆当然知道,老犯人口中的“又”,无非是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犯人们看到全副武装的军人,还是缘由一个多月前的唐山大地震。那一场灾难,突如其来,天崩地裂,偌大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死伤者不计其数。灭顶的天灾面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地震的惨况见报之后,全国陷入一片惊恐,乃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和北京、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明都也拉响了地震警报。人们纷纷逃离家室,躲进了匆匆搭就的地震棚。可犯人们没处去,只能困在水泥棺材一般的牢房里,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放在平日,监狱里有狱警值班便可。但遇到大事,狱警们就忙不过来了。为防突发事件,上级派来亲人解放军,里里外外增设岗哨,还在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看到那些阴森森的枪口,犯人们又多添了一份恐惧,似乎听到了死神的狞笑。担惊受怕了半个月,直到地震警报解除,当兵的撤了,犯人们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到肚子里。想不到安定下来没几天,当兵的又来了。

接着杂毛老犯人的话茬,满脸胡碴的犯人随口道:“是当兵的,老子也看到了。”
“奇怪,他们怎么又来了呢?”钟昆感到不解。
“天哪,不会又要地震了吧?” 杂毛老犯人神色惶恐。
“不会吧,没听到拉警报啊。”
“那当兵的来干嘛?”
“哪个晓得煞。总归出了什么大事吧。”
“我听算卦的说过,润七不润八,润八动刀杀。今年闰八月,怕没得好兆头。”
“我看今晚还是当心点儿,搞不好真要地震。”
“操,当心,当心有屌用啊?不是被活埋,就是挨枪子,怎么也逃不过一死。”
“哼,反正老子烂命一条,要死要活屌朝上。”
“哪个说的啊,我可不想死呢。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
“呸吧,狗日的想得美,还他妈万万年。万万年的不是人,是老乌龟。”
“哈哈哈,有道理。老乌龟把头往壳子里一缩,还真他妈不怕地震。”


犯人们七嘴八舌,信口胡吣,无非想借着插科打诨,冲淡心头的恐惧。

“你们不要怕,不是地震。”

陡然间,牢房里冒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犯人们循声看去,说话的是马桶旁那个新来的年轻人。

这个新犯人不是别人,正是放鞭炮被抓的蒋鹰,顾建军的小舅子。说良心话,蒋鹰被抓,真的很冤,比戏文里那个名叫窦娥的小寡妇还冤。他不过是闲得蛋疼,宿醉醒来,逗门口小孩玩,把昨晚老姐喜宴上没用完的两挂鞭炮给点了。他家住在下放户的窝棚区,偏僻荒凉,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收音机,甚至连电都没有,根本听不到新闻。要是知道广播里正在播放毛主席逝世的大事,借给他一万个胆儿,他也不敢放鞭炮,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无论他怎样指天画地,赌咒发誓,警察叔叔也不理,冲上来就是几记老拳,然后铐子一铐,把他丢进了大狱。

新犯人的话引起了老犯人们的注意,有人立马问道:“不是地震,那出了什么事?”
“不晓得。大概是…”蒋鹰吞吞吐吐,不知该不该说。
“小兔崽子,卖什么关子。”满脸胡碴的犯人瞪起眼珠:“有话说,有屁放。”
“嗯…,大概是戒严。”
“戒严?为什么要戒严?”
蒋鹰低声嘟囔道:“还不是毛主席死了。”
钟昆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蒋鹰突然有所警觉,说“毛主席死了”,有点不好听,可不要让人抓了辫子,上纲上线,把个“反革命”罪名给坐实了。

于是,他按照警察的话复述了一遍:“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这句话,不仅钟昆,犯人们都听得真真的,牢房里顿时鸦雀无声。虽然感到意外,但钟昆知道,这个年轻人的话不会有假,因为没人敢凭空捏造这种大逆不道的谣言,除非他是个疯子,或者他活得不耐烦。压抑住心头的震惊与不安,钟昆侧脸看去,身边两个同案犯也同样惊愕失色,目瞪口呆。

无需多言,他们心照不宣。决定生死的日子,为期不远矣。

(4)

国丧期间,人们活得浑浑噩噩,不知不觉,十来天过去了。

这日傍晚,于海只身来到位于东方红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红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子,新华社明都分社。然而,他不想被旁人知道他来这里,大老远就下了车,把秘书和司机打发走了。走上二楼,推开会议室大门,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烟味。透过朦朦烟雾,他看到几张熟识的面孔,贺延生、孟庆元、钟明、欧娴…。除了这几位多年的“老友”,还有几个人瞅着面善,却一下子想不起他们是何方神仙。

“于主任,大驾难请啊。咳,咳。” 孟庆元掐灭手中的烟头,干咳了两声,阴阳怪气地说:“为了等你,我半包烟没喽。”
看到众人的脸色都不太友善,于海只得容忍了孟庆元的刻薄,拱手笑道:“对不住,对不住。机关开会,才结束,让同志们久等了。”
贺延生把抽了半截的香烟捺入烟缸,毫无表情地向于海点点头:“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随即他站起身,面朝墙上披挂黑纱的毛主席画像,一脸沉痛地说:“请同志们起立。首先,让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默哀。”

于海蹑手蹑脚地走进会议室,与众人一样,面对主席像,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把头深深地垂下,静默致哀。

主席逝后的这些日子里,到底多少次向老人家致默哀,于海已经记不清了。头低得多了,人也变得麻木。然而,于海心里明白,今天这个会,不是个简单的追悼会。中央的追悼大会都开过了,下面的人无需多此一举。而贺延生这样做,无非是把致默哀当作开场白,为今天的会议渲染一点悲情而已。

原本,于海不想来开这个会,这也是他姗姗来迟的原因。老战友徐海峰的那句话,“离贺延生他们远点”,他一直记在心头。

正是因为这句话,在悼念总理的日子里,他保持了一种低调的中立。同样也是因为这句话,徐海峰站错了队,被罢免职务,隔离审查至今。虽然天安门事件以镇压告终,文革派占了上风,但于海看得出,这场胜利得不偿失,其代价是输掉了民心。固然,邓小平又一次下台了,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只死老虎已经不足为虑。可接下来呢?接班人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上层斗争依旧云谲波诡。在这个紧要当口,毛主席突然撒手归西,留在老人家身后的,是一个混沌的迷局。表面上看,华国锋被推上首位,但他缺乏治国经验,又没有派系根基,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罢了。最终花落谁家?于海看不清,吃不准。但在政坛宦海中浸润多年,有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老人家丧事过后,党内高层势必会出现一场争夺“继承权”的生死博弈。

这些日子,于海寝食不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一根烟接着一根烟,书房里好像着了火,案头的报纸也被熏得泛黄。他想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扣出一些线索,根据中央领导的亮相排名次序,来分析党内两派的力量对比,因为他知道,主席一走,无人再能平衡两派势力。另外,他还想寻找一点端倪,老人家临终前,不会一句话也没留下吧。只消一句话,哪怕只有几个字,也是尚方宝剑,持剑者便可以血脉自诩、以正统自居。几天前,他曾给常元凯家打过电话,想从参谋长口中探点军方消息。可齐大姐说,在主席丧礼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元凯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贺延生的电话,请他到新华社明都分社开会。虽然贺延生没说开什么会,于海也猜得到,这是一个小范围的会,可能像上次那个“吹风会”一样,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非组织活动,传递一些不可为外人知的秘密。

“离贺延生他们远点”,徐海峰的忠告言犹在耳,可于海竟然变得犹豫,因为这是一个跟贺延生重修旧好的绝佳机会。丙辰清明过后,贺延生曾找过他,要他整理材料,告发省委主要领导,特别是省委书记彭博,作为幕后黑手,纵容操控了“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贺延生还说,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孟庆元和欧娴他们立了首功。他们及时地把三江大学的阶级斗争动向报告给中央,为中央首长对“明都事件”定性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可这种背地里搞黑材料、打黑枪的特务行径,于海颇为不齿,故而显得态度暧昧,敷衍推诿。从那以后,贺延生没再找过他,甚至连个电话也不打,显然彼此之间有了嫌隙。虽说贺延生的职位不高,资历尚浅,但作为中央特派记者,他手眼通天,能量令人生畏。

犹豫来,犹豫去,于海终于做出了妥协,保持距离可以,却不能过于疏远。于海深知,不仅贺延生得罪不起,他自己也早已无从选择。从走进八一八造反兵团那天起,他就和贺延生、孟庆元一样,也和这间会议室里所有的人一样,牢牢地绑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默哀毕。”贺延生抬起头,神情严肃地说:“请同志们坐下,我们继续开会。”

与会者纷纷落座,谁也不说话,把目光投向贺延生,静等他的下文。

“今天,把诸位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也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抓紧时间,我长话短说。根据新华社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我起草了一封信,先请同志们看看。”说罢,贺延生拿出一沓复印的信件,一一分发到众人手中。

信是复写纸誊抄的,想必为了省时省事,一次复写多层,故而字迹不十分清晰。于海戴上老花镜,把信摊在桌上,连猜带蒙,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下去。

“敬爱的江青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对您,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悲伤。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您写这封信,表达我们对主席的无限怀念与哀思,同时也希望您保重身体,节哀珍重。

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普通一兵,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老造反派。长期以来,我们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深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愿望与心声。目前,全国人民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谁来继承?

在这个关乎党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恳求您,伟大领袖的革命伴侣、文化革命的旗手、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一向敬爱的江青同志,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带领我们继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遵循他老人家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地开展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坚信,在您和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明天必将更加蓬勃兴旺,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必将更加…”

“好,写得太好了!咳,咳,我完全拥护,第一个签名。”

于海还没来得及看完信,耳边就传来孟庆元激动的声音。

“我也签。”
“算我一个。”
“还有我。”

紧随孟庆元的表态,会议室里响起杂乱的应和声。

看到信尾“签名”两个字,于海终于明白了。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封信,一封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劝进信。贺延生需要的,是在座所有人的签名。

签,还是不签?于海又一次陷入了两难。这是中央首长的意思,还是贺延生的个人行为?为什么只写给江青?如果江青承先启后,那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将被置于何地?签了,好处是什么?不签,坏处在哪里?权衡利弊,于海一时难以决断,乃至生出了悔意,妈的,早晓得这样,老子就不该来。事关重大,万万不可草率,他又戴起刚刚放下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推敲起信里的措辞与深意。

看到于海没有反应,还有两三个人也没作声,贺延生开了腔:“我想,同志们已经看完了信。”他缓缓扫视了众人一遍,继续道:“今天来开会的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同一条战壕里的老战友。换句话说,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我不妨直话直说,给同志们透个底。写信这件事,是姚文元同志亲口向新华社负责同志交办的。不知同志们是否注意到,这两天,新华社有一个新提法,那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呢?毫无疑问,以阶级斗争为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就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而这些既定方针,恰恰也是江青、洪文、春桥和文元等中央首长长期以来所坚持不懈,并为之英勇奋斗的革命方针。在当前这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时候,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向江青同志以及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首长表达我们的意愿,展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党心、民心。”

虽然于海的目光落在信上,可贺延生的话,还是一字不漏地传进他的耳朵里。

得,人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看来不签不行了。不签,则意味着跟贺延生撕破脸,也意味着跟“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首长划清界限,于海不想也不敢这样干。可一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再一次压上了赌盘。

妈的,反正都是赌!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一次,把筹码压在了“天子”一边,而这次,“按既定方针办”。

签下自己的名字,于海长吁了口气。可不知为何,他突然心神不宁,有了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5)

美华书局二楼,分做两开,一半书库,一半经理室。

今天,坐在经理椅子上的,不是经理王孝全,而是董事长邱秉义。天还早,没到营业时间,楼上楼下寂静无声。

邱秉义正经危坐,腰板挺得笔直,双目闭合,呼吸均匀,正在习练着道家养生十三法。只不过,近来俗事纷纷,他心有旁骛,一时找不到那种天人合一的玄妙感觉。

这两年,在王孝全夫妇打理下,书局的生意还不错,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基本上不再依赖国府方面的接济。于是,邱秉义当起了甩手掌柜,过上了悠闲自得的神仙日子。年过花甲,心从耳顺,人也变得豁达,少了些执着与拘泥。邱秉义当然记得,美华书局初创时,他颇为野心勃勃,想搞一个香港版的兰德公司,为党国的光复大业献策出力。可时至今日,书局里还只有他和王孝全夫妇三个局内人,所做的工作,依旧是那些不关痛痒的舆情收集。这些年下来,邱秉义也益发看得明白了,光复大业,不过痴人说梦而已。虽然共党内部斗得一团糟,但仅凭台湾目前的军事力量,反攻大陆,无异于蚍蜉撼树。心灰意冷之余,他把书局的一应事物交给了助手王孝全,只待两年后退休,便可金盆洗手了。

然而,自从中共党魁周恩来死后,大陆出现了异动,老百姓纷纷走向街头,用游行示威抗争“秦皇”暴政,用诗歌标语鞭挞奸贼弄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冲锋在前的居然是那些生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莫非,这就是那个美国议员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邱秉义在家里坐不住了,披挂上阵,重入江湖。近日,冷不丁地又出了那件惊天大事,更让他忙得焦头烂额。

总统府魏主任来电,毛匪泽东毙命,大陆政局淆乱,火速收集舆情,以助上峰研判。与此同时,蒋经国总统也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大陆同胞揭竿而起,“抗暴革命”。“告书”声称,中国国民党是不问阶级、不分彼此、只讲大是大非、全民的民主革命政党!每一个奋起抗暴的大陆同胞,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党员!每一个觉醒反共的共党干部,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斗士!每一个起义自救的共军官兵,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战友!每一个脱离魔掌、投向自由的共党驻外人员,就一样是国民革命的志士仁人!

虽说如今的邱秉义是个商人,可骨子里,他依旧还是军人。军令如山,他自当全力以赴。香港虽偏处一隅,却因其言论自由,各种观点百花齐放,兼之独特的政治环境,各色人等混杂一起,是收集情报、体察民意、网罗舆论的好地方。连日来,他和王孝全夫妇走访了不少社会名流,查阅了不少左、中、右的报刊,收集了不少来自大陆的内部资料,从中获取了许多可资参考的消息与传闻,也向魏主任递交过几份舆情分析报告。

不过,邱秉义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因为交给上峰的报告里只道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诸如“毛酋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大陆陷入权力真空,必将发生权力斗争”,“共党哀鸣呼吁团结,未提继承人问题,显示内部四分五裂,夺权部署未完成”,“ 北平最高阶层暂将集体领导,激烈权争势将难免”云云。而一个至关重要的研判,即谁最有可能是“接班人”,却鲜有提及。

何谓“接班人”?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帝王史,“接班人”者,“皇储”也。

历朝历代,倘若皇帝老儿驾崩前立下太子,亦或在那个“光明正大”匾额后面藏了传位遗诏,国丧大恸之后,新君登基,大雅扶轮,仪天以行,正统得续,朝廷尚可安定,国祚方保无虞。然而,倘若皇帝老儿突然撒手归天,且无储可立,无嘱可依,那便留下了莫大的隐患。一旦隐患爆发,要么祸起萧墙,宫闱喋血,要么诸侯混战,天下大乱。

固然,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被65年前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按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所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听上去畅酣淋漓,掷地有声。可实际上呢,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只不过徒具其表,徒有其名,帝制的幽灵从未谢幕退位。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传位以正,天命所归”的封建思想一直在国人的灵魂深处作祟。邱秉义扪心自问,自己投身革命多年,在老总统仙逝之时,不是也盼望着太子爷蒋经国能一承大统吗。毋容置疑,如果毛氏太子在韩战中没死在美国人的炸弹下,大陆岂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接班人”危机。毛泽东一生效仿秦始皇,可临到末了,“一世”枭雄竟绝了“二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楼梯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邱秉义听得出,来者是王孝全的妻子林宛如。

“董事长,早安。”
“早。”
“喏,今天的早报。” 林宛如将几份报纸递到邱秉义面前。
“好,放桌上吧。怎么,孝全没和你一起来。”
“他约了朋友喝早茶。”
“哦,什么样的朋友啊?”邱秉义知道,约朋友喝茶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昨天刚从广州回来。”
“人说夫唱妇随,你怎么不一起去啊?”
“我正在节食呢,不吃早饭。” 林宛如莞尔一笑,从小挎包里摸出两页纸:“还有,董事长要的文章译好了,我想早点交差。”
“这么快,谢谢。”
“不要啦,这是我的分内事哦。董事长,要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收报的时间快到了。”
“没事了,你去准备吧。”

三楼是美华书局的密室,平时若没有什么机要大事,邱秉义不上三楼。看着通往楼上的机关缓缓关闭,邱秉义收回目光,拿起了林宛如放在桌上的两页纸。

这些年,邱秉义自学了一些英文,但毕竟词汇量有限,读书看报还很吃力。林宛如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英语系,除了当美华的报务员,还兼职翻译。她译好的文章是一篇专题报道,作者《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包德甫。虽说香港弹丸之地,却是一个窗口,各国记者云集于此,追香逐臭,各类报刊五色杂陈,花样百出。众多的报纸里,邱秉义颇为看重《纽约时报》,因为这家报纸的新闻、报道、评论比较认真严肃,从不哗众取宠。

看着工工整整却又密密麻麻的钢笔字,邱秉义头晕,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

“随着精心筹备的毛泽东主席追悼仪式的结束,中国现在开始完成它伟大的‘舵手’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找新领导人,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

谁将成为领导人,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毛苛严的革命理想,在8亿中国人或香港的分析家中,极少有人能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毛泽东去世时没有指定继承者。的确,多年来,他打倒了一个又一个他感觉尚未准备好掌权的人,包括去年春天提出来的接班人─前副总理邓小平。

让情况更复杂的是,历史仿佛在开玩笑一般,这些麻烦似乎不大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严重威胁。但是如果说现在有任何关于未来事态的线索的话,那它可能存在于上周中国媒体上反复出现的继承毛主席‘事业’的呼吁,以及中国仍健在的领导人严格按照党内级别不断进行的亮相。这表明,最可能的做法是围绕目前党内的高级领导,组建过渡性集体领导小组。可以想象,既然没人具有主导权,为了党内团结,他们将大体上坚持中国目前的道路。或者,就像北京报纸上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遵照毛主席的嘱托,‘按照既定方针办’。

目前中国官衔最高的是华国锋,他是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留着平头的党魁。去年4月,在北京非同寻常地出现了长达一天的10万人游行之后,他成为了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当时,华被认为是一个妥协的选择,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虽然仅在一年前,华国锋还相对默默无闻,但他似乎迅速给自己确立了中间派的地位,呼应反右倾运动的言论,不过明显缺乏热情。有些分析家认为,在这一点上,华可能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极佳代表,一个后毛时代的人物。他认识到无需疏远中国的左派,同时又不声不响地执行更具实用主义的路线。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有些分析家猜测,可能是已故的周总理发现了华国锋,并帮忙提携了他,所以他才有今天的地位。

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曾经达到九人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排在华国锋后面的,是三位仍健在的委员:40岁左右的左派王洪文,他本是上海棉纺厂的一名干部;78岁体弱多病的国防部长叶剑英;以及圆滑又有点难以琢磨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他和王洪文一样是在文革中上升到显赫位置的。这三个人中,王被认为太年轻,叶剑英太老,不可能长期掌权。这样,张就成为华最强大的潜在对手。他被认为能力很强,同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权力。其他几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重要人物是: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是党内的‘温和派’;老资格的北京市市长吴德;以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她是毛泽东思想的鼓吹者。…”

看到这儿,邱秉义颇感失望,合上眼,摘下了老花镜。在他看来,这篇文章看似分析的头头是道,却笼而统之,和其它的报道相比,基本上半斤八两。大陆“路线斗争”的变数太大,谁会成为毛的“接班人”,只有天知道。

这时,楼梯口又传来了脚步声,邱秉义猜想,该是王孝全回来了,因为书局里有规定,未经许可,店员不准上二楼。不过,孝全和朋友喝茶,不该回来的这么早啊。看来他搞到了什么消息,急着赶回来。

“董事长早。”
“早。”

来人果然是王孝全。他快步走到邱秉义面前,脸上喜形于色。

“瞧你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好消息?”
“嘿嘿,说不上好不好,但有点意思。”
“哦,说说看,怎么个有意思。”
“宛如跟董事长说过了吧,今天我和一个才从广州过来的朋友喝早茶。”
“嗯,她说过了,是个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朋友。”
“是的。这位仁兄去年才从北京调到香港,来咱们书局买过不少书。后来我发现他手头拮据,就半卖半送,慢慢成了朋友。虽然我们还做不到无话不说,却也能谈得来。对大陆的政治状况,他非常不满。今天喝茶的时候,他先发了一通牢骚,然后告诉我,这几天,广州正在流传一首有趣的童谣。”
“童谣?”
“对,就是小孩子们唱的儿歌。”
“你可还记得?”
“只有两句,不难记。”王孝全慢声吟道:“树非树,花非花。树倒猢狲散,绿叶配红花。”

对于中国历史和民俗,邱秉义不敢说很了解,却也在这些年读了不少杂书。他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迷信神灵,相信神灵的预言。老百姓认为,神灵会借助孩童的小嘴,向人间暗示即将发生的大事。这种预言性的童谣,在历代典籍和传说中多有记载。如《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暗指奸雄董卓旋起旋灭的悲惨命运。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预示了葬送东汉王朝的黄巾之乱。童谣一类的预言,常类似于文字谜语。在暗喻的事发之前,人们很难猜出其中的真实含义。更有趣的是,历代童谣几乎都具有政治色彩,或指朝代的兴亡更迭、或指枭雄的是非成败,或指社会动乱、自然灾变的征候前兆。不管人们信与不信,童谣往往一语成谶。

“树非树,花非花。树倒猢狲散,绿叶配红花。”

邱秉义在心头默默地念了一遍,眼前猛地一亮,重重迷雾中,他隐约捕捉到一线天机。

“走,孝全。”邱秉义一跃而起,兴奋地说:“上楼,给魏主任发电。”



待续……
2019-02-22 16: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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