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先爷

by 单若水



刚到队里,因我是从城里来的学生,于是按队长和其他社员的标准,只能和老汉、女人划到一块,先从基本的农活干起。九月底,除大白菜外,其他的蔬菜品种已开始枯枝败叶了,茄子、辣椒、豆角等经最后一次“搜秧”(即不论大小全部摘除)后,就被弃之不顾,直到冬天来临前有闲余的劳力时再被连根铲除。虽说到了深秋的淡季,但队里每天还能出几车菜送到蔬菜公司,负责送菜的车把式是队里的仓先爷,一个为人忠厚的富裕中农。在农村,富裕中农不仅是生活水平富裕的标志,更是精明、能干的象征,不是好的“田把式”,没有好的管理经验,是挣不下那份家业的。他虽已满头华发,年过花甲,仍能自如地驾驭双驾马车,其技术、功力不输于年轻的车把式们。我曾有幸给他搭下手,往田间地头送过粪肥,给蔬菜门市部送过菜,也往兰州炼油厂送过队里烧制的石灰。

在地里摘了大约两周的残余菜,一天去从先队长家问活,他让我给仓先爷搭下手去送菜,我一听十分高兴,赶忙应承下来。这几周摘菜,虽说不上太累,但每天从早到晚在地里忙活着,只是重复着摘、送到地头、帮着车把式装车,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百米之内,极其无聊。能随车送菜出去散散心、看看街头的风景,绝对是件好事。照他的吩咐,我按时来到队里的“马号”(当地对饲养院的称呼),只见仓先爷已开始套车了,忙上去打招呼,并想马上进入助手角色,看能帮他做些什么。刚来队里不过两、三周,还没有来过马号,不知道驾车所需的物件在哪里,也不清楚套车的规矩和程序,手忙脚乱一时竟不知如何下手,站在那里不动似乎很不妥,可干什么又不知道,只好傻呆呆的望着他。

看到我的窘态,他和蔼地说,套个车也没有什么多的活,你先看着,往后的日子就明白了。又冲着饲养员“花保阿舅”说,城里娃哪里见过这些,也太难为他了。“花保阿舅”是非本村两大姓的外来人,大概是某人的“阿舅”,结果全村人不分老少都随着此人称呼他,成了全村的“公共”阿舅,于是爷爷称他“阿舅”,儿子、孙子也都称他“阿舅”。其乳名“花保子”,推测年幼时拜某花为干爹。旧时,婴幼儿夭折率奇高,民间传说拜了干爹就会保佑孩子成人,干爹可是人,也可是神,甚至石头、树木、花等。我认识的人就有乳名叫 “观音保”、“祖师保”、“树保子”和“花保子”的。

“阿舅”是兰州人对舅舅的称呼,我曾在《阿舅》(《阿舅》,《华夏文摘》,2017年3月21日,http://hx.cnd.org/?p=137649)一文中写道, 讲“吴侬软语”的江浙人“称人时在名前常加个‘阿’字,如‘阿牛’、‘阿兰’、‘阿毛’等,甚至在称呼前也加,如‘阿妈’、‘阿哥’等。一个‘阿’字出口,顿觉亲切而情意绵绵,又是用那软软如丝、婉转如歌的方言,简直令人陶醉。地处大西北的兰州人,讲起兰州方言时舌头直出直进,犹如滚动在戈壁滩上的石头,听起来十分生硬。他们称人也是简单明了,开门见山,没有那样多如‘阿’一类的情感前缀。可令人不解的是称舅舅时,而且仅是称舅舅时才会在前加个‘阿’字,称舅舅为‘阿舅’,甚是奇怪,且南方人的‘阿’字是一声,而兰州人的这个‘阿’字却是三声。”并考证了其源于原操“吴侬软语”的江浙一带先祖们,移民兰州后留下的“语言化石”。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仓先爷驾好了车,我们分别坐在车前缘的两端,一声吆喝,双驾马车出了马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在马车的“副驾驶”位置,新鲜感激起了莫名的兴奋,心情一好话就多了。为了消除路途的寂寞,也想向他示好留下好印象,就主动和他扯起了家常。实际上对他的家庭我早已熟知,他有五个儿子,老大、老二是前妻所生,小的三个是继室所出。两个大的都是工人,且已成家,加之又有继母在堂,于是就都分家另过。老二在兰炼工作,媳妇是我们队的“换娃子”,大概父母盼生男孩,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在前几周的田间里我已熟识了。三个小的和他们老两口过,老三朝元年龄和我相仿,喜好乐器,能拉二胡、弹三弦,后来我们同在大队宣传队,志趣相投,性格相近,处得很好。

仓先爷话不算多,但一下就能说到要害处,说起儿女们,他感叹地说,儿子没有成家还是一家,成了家,处得好还是“亲房”(当地较近的同宗间的互称),处得不好就成仇家了。其实,他的孩子们都很孝顺的,大概从小就有好的家教,个个待人谦恭、礼貌,在村里口碑不错。我上坪后,当时住在子赵叔公家,由他们一家悉心照料我的生活起居,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深得村里的好评和夸赞。仓先爷随口问起了我的情况,问我是否已经适应农村的生活,我做了如实地回答。他若有所思的对我说,“子赵一家人确实厚道,现在有的人家,为吃饭,自家人都闹得不消停,你娃娃能住在他家,好吃好喝不容易啊”,我连连点头称是。

这是个很有些意思的老头儿,他的话往往有些哲理,在文革刚开始时,还被批判过。在那个年代,什么都要突出政治,什么都要讲阶级斗争,大概对于那些不按种田人的规矩,而成天要“学大寨”、一味地“大干快上”、净去干些欲速而不达的蠢事和瞎折腾不满,他曾发牢骚说“走得快人就把‘瘙’撵上了,走得慢‘瘙’就把人撵上了”。“瘙”在兰州方言里是“麻烦”、“祸端”、“倒霉”的意思,而“瘙头”又是“瘌痢头”的别称。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做什么事,既不可超前过快,也不可延缓过慢,而要有节制,否则就会招致祸端。

不知为何,他这句不经意说的话,却被传到了大队专政队里。那些拿着高工分不干活,整天窝在办公室里琢磨着如何“阶级斗争”的寄生虫们,正愁找不到斗争的靶子,于是他被叫到大队交代“反动思想”。经数次批斗,期间也被棍棒、皮带侍候,却实在也交代不出什么反革命动机,幸好他的成分虽不是“贫下中农”,但也不是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总算被法外施恩地放了。

他的这句“牢骚”其实是很有哲理的,意思是既不能“过”,也不可“不及”,要“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包含着几千年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东方哲学思想的精髓。作为不识几个字的农民,能悟出其中的道理,并用乡间的通俗语言,来形象地阐述出这一至理名言,不能不使人敬佩他的睿智和聪慧。可笑那些狗屁不通的可怜虫们,不从中汲取智慧,还作为“反动言论”来批判,实际上他们不过就是除了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毛语录”外,没有任何思想的行尸走肉,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蠢货。



那时郊区社队种植的蔬菜都由当地国营蔬菜公司统一收购、销售,给蔬菜公司送菜,先要送到调拨站,经定等级后再送到被指定的蔬菜门市部。送菜看来简单,却包含有大学问,菜的价格由蔬菜公司每日发布,无法更改,但菜的等级却由调拨站来定,其中猫腻不少,不同等级的价格相差一截,直接影响收入。于是队里千方百计总要疏通、巴结好那几个调拨员,即便不能把次菜提高等级,也不要将好菜降等级。手段无非是贿赂,如送些烟酒茶,用队里的物、人帮他们办些私事等小意思,那时的行贿、受贿规模和如今相比都是鸡毛蒜皮的档次。每当去送大宗刚上市的细菜时,队长都会亲自压阵,递烟、陪好话,以期能卖出好价钱。

我们的马车到了地头,在众人的帮助下,一车豆角很快就装满了,因是“搜秧”货,本来就不值钱,也就没放在队长的眼里,任由我们自己去折腾。即便如此,到了调拨站,仓先爷也还是陪着笑脸,小心地递上事先准备的好烟(通常至少是两毛五一盒的精装兰州烟,或三毛一盒的大前门。一般村里的人都抽那种由旱烟叶末临时卷好的“小喇叭”烟,或旱烟锅,借口是香烟不过瘾,实际上是舍不得或抽不起。)因着队里早已通过的“款曲”,调拨员老王没驳面子,看了一眼递上来的烟先夹在耳上,稍扫了一眼就喊了个三等,并发到附近的一个门市部。仓先也忙称谢,笑嘻嘻地吆着车我们就上路了。我有些不解地问他,划了个三等你怎么还高兴呢?他说,瓜娃子,你没有看我们的是什么货,按说最高划个四等,没给你划个等外拨到奶牛场就算给面子了。



在石油炼制中,需要大量的生石灰,为了照顾我们大队,也图个省事,兰州炼油厂将此工作承包给大队,因而几个较大的生产队都建起了石灰窑,为兰炼烧制石灰。这是一种外形像堡垒的圆台形土窑,以一层石灰石加一层煤炭的顺序垒砌起来的,每层约二十厘米,整个窑高约四、五米,下径约五米,上径则收为四米左右。其外壁裹砌烧过后结釉的废煤砖和草筋泥,以稳固窑体,同时可以减少窑内温度散失。为防止窑体垮塌,在垒窑的过程中还要用铁丝打上数道腰箍。

石灰石煅烧成生石灰的过程,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通过加热,将化学成分为碳酸钙的原料石灰石,脱去一分子二氧化碳,生成氧化钙,即生石灰。由于二氧化碳的脱逸过程是从石灰石表面向内部慢慢进行的,所以大粒径石灰石比小粒径的煅烧要困难,需用的时间也长。但也不宜太小,太小虽易烧透,成品后却也因体积过小,甚至成粉末状难于收集和贮存。因而一般土窑都将大块原料石灰石砸碎成15-20 厘米大小的块径。一窑石灰的烧制周期,从砸石料、装窑、烧窑、冷却、出货,大约是三周左右,冬夏不间歇,一年可烧十多窑,除去成本可为生产队进账十多万元。

队里的石灰窑出货了,我们被调去给兰炼资产科送石灰。这个活计较之送菜,虽不用扛近百斤重的大菜篮子,不太累,但灰尘大,很脏。装卸时石灰粉尘四扬,尽管捂着口罩,依然常呛得人狂咳不断,送完一趟下来浑身上下都是一层白粉,一出汗,头皮、脸上蛰得火辣辣的痛。

生石灰直接装到车舱里,难于过磅秤,于是为图省事经和厂方协商,一般就用量体积的办法来计量。通常车舱前后都有固定的挡板,车舱的体积大致就是固定不变的,一车所载的货量也就固定了,因而厂里收货处都是以满载的车为单位计量的。烧好的石灰其比重大约是2.2,一车石灰的体积也就是一方二、三左右,其载量大概是两吨半左右。按体积计量虽是方便了,但如果装载时石灰块之间的缝隙大小不同,外表看上去同样体积的一车,其重量就有显著的差别。有这样的漏洞,精明的人们就想出了投机取巧的办法来。

第一次装车,我哪里知道其中的窍门,不分大小径直就往车上装,被“窑头儿”廖发权喝住了。他笑着和蔼地对我说,你这个城里的学生娃还不得窍,像你这种装法,我们一天的“光阴”就没有了,我只得停下手来不解地看着他。这时,在窑上干活的几个女人们,麻利地从一堆块头较大的石灰堆上,给站到车上的发权递上了石灰块。而法权稍一打量,就像摆积木一样把这些石灰块有条有理地摆在了车舱里,我越发迷惑了,转身去看仓先爷。仓先爷说,你没看见这些石灰块间的窟窿有多大,要像你刚才的装法,就要多装不少呢,我这才明白了其中的蹊跷。于是我也加入到那几个女人的行列里去搬那些大块石灰。不多一会,车的底舱就“摆”满了,石灰块间满是空洞,法权跳下了车,招呼着大家往上层装碎小的,我这才发现,旁边还有一堆鸡蛋大小的碎石灰。上方压上碎石灰块的车看上去满满当当的,一点儿也看不出下面的猫腻。

仓先爷赶着马车上路了,他送石灰已多年了,对其中的诀窍了如指掌。路过一处坑洼路面时,马车剧烈地颠簸、抖动着,刚才还满载的车,瞬间下沉了一截,看上去明显减了不少。仓先爷回过头去瞟了一眼,说看到了吧,今天如果遇到难缠的收货人,肯定是过不了关的。你记住,进到资产科里,我去找负责收货的人,你不要等,立马拉开拦车挡板的缆绳开始卸车。

兰炼资产科就设在离我们石灰窑两、三里之外的兰炼福利区里,说话间就到了,仓先爷将车赶进了放置石灰的大棚里,并不见有人来查看,于是按事先的计划我们分头行事了。我迅速拉开缆绳、抽掉挡板后,车后端的石灰顷刻就落到了偌大的石灰堆旁,旋即用铁锨开始卸车,卸了不到半车的功夫,仓先爷已拿着收货单来了,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仓先爷说,收货的老王正忙着和几个人“喳浆”(当地方言“聊天”、“闲谝”的意思)呢,往外看了一眼就开了收货单。夏天我给他家送过几次菜和瓜,早就打点好的,说完也要凑上来卸车。车上所剩已经不多了,老头儿赶了半天车,也该歇歇了,我赶忙挡住他,让他坐在旁边抽几口烟,由我来完成。他稍一迟疑,也就再没有推辞,坐在靠墙的一个小板凳上抽起了旱烟锅。

赶车送货,一般都喜欢较长的距离,最好是一天只能一趟,这样只装、卸一次,路途上又大部分时间坐在车上,还是挺舒服的。而像送石灰这种近距离、一天能送四五趟的的活就累多了,装卸四五次能把人累得半死。连续几天,每天四、五趟,还都算顺利,资产科没有人严格检查、测量,都和那个老王一样,连门都不愿意出,只是躲在屋子里从窗户里瞟一眼就算收货了。可以理解,对一个每月领四五十元工资的员工,没有任何奖励、刺激机制,很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之,队里又常施以小恩小惠,对于我们的作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不奇怪了。



深秋了,连续下了几天雨,石灰场的泥土路上虽铺了一层炉渣,但仍是泥泞不堪,一走一脚泥。趁雨停歇的功夫,我们装好了今天的第一车石灰,为防路途被雨淋,上面还蒙了一个硕大的帆布苫。石灰场和外界的马路被一条一米多宽的水渠隔开,为了方便马车进出,用由铁丝捆绑在一起的数根圆木搭在水渠上的“小桥”,将场内外的路无缝地连接起来,上面也铺了一层厚厚的炉渣,不仔细看还看不出这个“桥”来。仓先爷赶着车启程了,谁知当马车上到桥上的瞬间,右边一侧突然猛烈倾斜,几乎要翻车了。平日里都是我坐在右侧的“副驾驶”位上的,幸好今天因道路泥泞,行车困难,为减轻牲口的负担,我们都没有坐车,随车走在两旁,否则我便会被直接甩到水渠里去。水渠虽不深,不过一米多一点,但从车上直接摔进去,即便不折胳膊断腿,也不会好受的。

仓先爷和我慌忙上前查看,这才发现大概年长日久,捆扎圆木的一截铁丝锈断了,重载的马车通过时,右边的车轮正好碾压在两根圆木间,于是就陷下去了。车上装着两顿半多的货,加上自重,已过三顿,凭两匹骡子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拉出来的。看到我们这儿出事了,当天代班的窑头朝德和其他人都围了上来,讨论着如何办。按仓先爷的办法,先用木料将陷下去悬空的车轮支撑垫实,避免车身继续下陷而翻车,然后将车上的石灰全部卸下,这样两个骡子就可以将下陷的车轻松地拉上来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朝德,只有他才能决定究竟该如何办。

朝德先没有啃声,绕着下陷的车转了几圈才发话了,让几个女人去窑上抱一些木柴来,按仓先爷的办法将下陷悬空的右轮垫起来,又让正在另一辆车上装石灰的车把式朝鼎,把套在他车上的两匹骡子卸下牵过来。看来他不想卸下石灰,而是是要用四个牲口直接将重载车拉出来。他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即便是晴天路面干燥,卸这一车半悬空的石灰也很麻烦,况且又是满地泥水,绝不能见水的石灰卸下来后根本无处堆放。就算不考虑堆放问题,这一卸一装要耗费许多时间,如天再下起来就更狼狈了。直接载重拉出来,虽有风险,但确是最便捷和有效的方法。

看到他要蛮干,仓先爷小心地劝说着,说这很危险,弄不好要翻车,重要的是还要伤着牲口。牲口是队里的重要资产,队里一大半的收入都要指望这些不会说话的“社员”,从队长到社员,大家都把牲口看得很重,也很爱惜。仓先爷爱牲口在村里更是出了名的。合作化前,他家就有一套双驾的胶皮轮胎大车,这在当时绝对是富裕的象征,不亚于当今开着“大奔”招摇的主。他每晚亲自起夜数次,精心地侍候着,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上心,把两匹骡子喂得膘肥体壮,浑身毛皮油光发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辛勤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农忙做农活,冬闲跑运输,这挂大车给他带来了滚滚财源,可以说他的一大半家业,包括这个“富裕中农”的头衔,都是靠这挂车赚来的。当车和牲口在合作化时被牵走时,他心疼得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时不时地就往马号跑,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给饲养员讲述喂养牲口的要点。队里有十多匹牲口,饲养员只有两个,即便是饲养员有心也力不足的,而且当时,不仅人的粮食定量,牲口的饲料也是定量的。尽管队里有时也会通过门路,或用高价买一些精细饲料作为补充,但毕竟十分有限,也不能保证经常可以搞到,于是牲口们和人一样,大概也就维持个半饱。看到自己心爱的骡子每天累饿交加,逐渐瘦骨嶙峋,他几乎要发疯了,可又能怎样,只能在自己使唤时分外爱护。

在朝德的指挥下,无可奈何的仓先爷和朝鼎将拉过来的另外两匹骡子也栓挂在马车上。朝德挥起鞭子大声地吆喝着,四个牲口一起发力了,但车身只是摇了摇,却没有出来的迹象。有些着急的朝德发怒了,这次他挥舞的鞭子真的抽到了骡子们身上,尤其是那匹驾辕的被连续狠狠地抽打了几下,屁股上登时出现了几条血印,仓先爷心疼得不忍看,几乎要闭上眼睛。几经折腾,车终于挪动了,就在此时,一直蹦着四蹄出死力的辕骡子突然脚步不稳,前腿跪了下去,车身也随之下倾。若不及时处置,前面的骡子继续死命拉,这个辕骡子的腿就会立马折断,而且也会翻车的。惊慌的朝德停止了吆喝和抽打,与此同时,仓先爷也不顾安危一步抢上前去,死命往上抬扛车辕。等我和朝鼎反应过来时,也赶紧上前加把力,下跪的辕骡子终于又站立起来,一场恶性事故避免了。辕骡子虽没有致残,但已受了伤害,走起来一瘸一拐的,我们只好将它和前面拉捎的骡子调换了位置,才算勉强将这车石灰送到。



路上我和仓先爷聊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我说你是车把式应该做主,怎么让朝德自行主张差一点酿出大祸來,事后你也像没事人一样,也不见你抱怨他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他叹了一口气说,瓜娃子,你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朝德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我一个成份高的人哪能拗过他呀,今天就是出了事,也不会有人敢找他的麻烦的,他从来没有自己喂养过牲口,哪知道疼惜它们。关于朝德我也略知一二,他是贫农,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一直当着干部,曾一度还当过大队长,贫协主席,在村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难怪富裕中农成分的仓先爷不敢去招惹他。

当天这个骡子就停工疗伤了,虽经月余的将养干活无大碍了,但从此腿脚落下了个毛病,行动不是很利索的,只能从拉辕的重要岗位下放,或拉捎,或其他辅助的杂工。从先队长心疼了好久,只能怨仓先爷没有看护好牲口。果然如仓先爷所料,从先也没去追究朝德的责任,在他面前连提都不提此事,大概也是无奈也无用。

和我们一道去送货的朝鼎悄悄地对仓先爷说,今天幸亏是你,要是我把车赶着陷到沟里,那就是阶级敌人的故意破坏,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今晚一场批判会是免不了的,皮带、棍子也不会少挨。朝鼎是我们队里唯一的地主分子,按当年从瞿家营搬迁的政策,只能到临洮、红古等荒凉贫穷的地方,不知什么原因他能留在小坪。说起来他的这个地主分子的帽子是有些冤,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名中医,加之经营有方,家境殷实富有,因而在土改时他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土改时他尚年轻,家里由父当家,于是地主分子的帽子由他父亲戴,而他只是地主成员。

朝鼎是个孝子,看到他年过古稀的老父常被斗来斗去,隔三差五地被吆来喝去地受处罚酷虐,于心不忍的他就去大队提出,由他来戴地主分子的帽子而放过他父亲。不知怎么,经上面研究竟然也同意了,于是他成了地主分子。悲剧的是他替父戴帽没几天,老父却突然归天了,也辜负了他的一片孝心。如果他不去顶替,待父过世后,按政策家中就只有地主成员,而没有分子,但他已戴上的帽子,却再也卸不下来了,比当年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还要紧。

朝鼎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样样农活精通,特别是驾车技术更是一流的,因是地主分子,又特别规矩听话,无论让干什么,从无怨言,大概是队里最好调配的。所以尽管是“分子”,还是被队长很器重,加之民风淳朴,队里几乎没有人歧视和欺负他。按规定,像他这样的“阶级敌人”是不能派驾车这种重要工作的。于是机灵的从先队长以派人监视为名,给他配了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做助手,以此为变通,化解了政策上的难题。他有个叫学忠的儿子,当时也就十二三岁,大概是小学毕业就辍学劳动了,个头很矮,不过一米三多一点,我刚到队里时,常和他一起下地干活。别看他矮小,却已能驾驭马车了。车把式们把土粪拉到地头,卸完车后都要抽口烟歇一会,只要他在,车把式们总会说,学忠子,去吧车头调好。此时的他兴奋异常,尽管站到车前刚能从车辕上露出个脑袋,在高大的牲口前也毫不胆怯,一手拉起缰绳,一手执鞭,三下五除二就将车顺顺当当地弄妥当了,看得我心里暗暗称奇。

后来我被调到大队农具厂打铁,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仓先爷一起出工给他搭下手了,除了偶尔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很难再见到他。一天早晨,我去上班,穿过大队部的院子时,见他和一些被大队专政队羁押的人,一起被从囚室里押出来大概去上厕所。我很诧异,不知他犯了什么事,那个年代,一有运动,大队专政队就会将大队的“五类分子”和有关人员关押起来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名曰“专政”、“阶级斗争”。我们擦肩而过时,四目相对,谁也不敢说话,有凶神恶煞的专政队员在旁监视,我们都很知趣,不想给自己找不自在。后来经打听方知是要他交代四九年前当保长的罪恶。

四九年前他当过一年保长。当时的保长是为当局催粮、拉伕尽义务的苦差事,上下两头不落好,不仅得罪人且要误工误时,耽搁自家种田,还要不时地被上面威逼、训斥,因而根本没人愿干。于是上面就硬性规定,让稍有些家业的农户抽签轮流干,每家一年,他的家境也算殷实,自然逃不过这个苦差。四九年后,早就做了交代,上面也有结论,不算什么大的历史问题。可文革来了,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为此他大概前后被关了近一月,皮肉受苦肯定是免不了的,差别也只是多少和轻重罢了。

后来我离开村里去上学、工作,虽也因扫墓祭祖和婚丧嫁娶之事,不时地回去看看,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也没有机会再去拜见他。听说他已在八十年代过世了,算算也过了八十岁,堪称功德圆满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和他共事时间也不算长,但老人家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至今还偶尔会梦见坐在他驾驭的马车的“副驾驶”位上。

去年收到族亲从国内带来有关小坪村类似村史的一本资料,翻开一看,当年矮小的地主“狗崽子”学忠已成了村支部的书记。从所附照片来看,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衣着光鲜时髦,俨然一副领导的架势。和站在一起的几个人相比,他的个头最高,粗略估计至少应在一米七五以上。算算也是六十岁过了的人,尽管半个世纪没有再见过他,但从照片上一眼还是能认出他来,从他的脸上还是能找出当年那个少年的摸样来。当年被压在最底层最不受人待见的人,如今人尽其才,成了村里说一不二的一把手,看来这几十年,中国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至少这是一种进步,是在毛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

2019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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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23 18:4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