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玲

by 滕晨

安老师带我来到剧场后门时,音乐会快要开始了。他是中央乐团的演奏员。我是在这个外省城市上学的学生。我们相识还不到两个小时。下午学生会请他给我们介绍交响乐。散会后我向他打听玲玲,得知她今晚也在这里演出。安老师是热心人。听说我们从小认识,多年没有见面了,就带我来了。

坐在门口板凳上看门的人不让我进去,不耐烦地说了声:“后台又不是会客室!”就懒得再说话了。安老师抱歉地笑笑,要我在门口等着,他进去找玲玲。看门的人歪着脖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明白了他是嫌我挡着门口,等我自觉,就走到路对面的草坪边。这时太阳正在落下来。绿色的草地上映着淡淡的金黄色的光辉。远处有一排高大的白杨树。树梢上的叶子在逆光中像黑影一样,被风吹得飞快地翻转着。

我认识玲玲已经有十二年了。那是在1969年底,我从北京去东北插队后的第一个冬天。我从农村回来,每天闲呆在家里。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要“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社会上不是那样乱了,但是变动很多。学校复课了,革委会成立了,我们这些到了毕业年龄的在校生都在走上社会。几年运动下来,除了原来的阶级成分,人们又多了一重政治身份。有的成了造反派,有的站错了队,成了“老保”,还有些人被打倒了。原来有历史问题的,都要复查,重新做结论。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孩子分配工作,都受到影响。工作,甚至住房也跟着改变。有的人离开单位了,有的人家从差房子换到好房子,有的反过来。

我家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我父亲去干校了。他在文化部门工作,那是刘少奇黑线统治的重灾区,他的单位又是“彻底砸烂”单位。听说这种单位,人员去了干校,单位就要撤销了。单位都没了,我们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北京,改行能干什么。我家险些从楼房里搬出去。已经有革命群众提议了,因为我父亲被打倒了。但也有和我妈妈关系不错的革命群众,认为按政策应该区别对待,因为我妈妈没有问题,是要革命的,。。。意见没统一,就没上名单。这都是妹妹告诉我的。她一天到晚跟同学在一起。带同学来家玩儿,也跟着她们去别人家,知道很多大院里发生的事情。

我家的住房是一个有两间屋子的楼房宿舍单元。我睡觉的这间屋里,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旁边放着一个齐腰高的黑色衣柜,有单人床的一半长,横在床前,我把它当书桌用。白天妈妈上班,妹妹上学。我一个人在家里看闲书。我妹妹是个孩子头儿,身边总有几个女孩子又说又笑地跟着她。放了学,一块儿到家来玩儿。都是八九岁左右的小女孩,复课闹革命以后入学的第一批小学生。那时候她们上学没有多少功课。学工,学农,政治活动,加上表演节目,占去很多时间,所以下了课很轻松。愿意来我家是因为没有大人,随便她们折腾。她们在另一间屋里,关上门,唱歌,练舞,不许我看。我也关上屋门,自动隔离。
玲玲是妹妹的同学,住在旁边的一栋楼里。我们住的那种单位大院就像个村庄,比村庄还多出食堂,澡堂,商店,储蓄所,放电影的礼堂。人们工作,生活都在其中。长辈们都是同事,孩子们从上幼儿园就是同学,兄弟姐妹在不同年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交织错综复杂,串着都认识,一说都知道。玲玲的妈妈和我妈妈在一个部门工作。我记得妹妹第一次带她来我家时,她戴着一顶红色的小毛线帽子,像个兜子一样把头,耳朵,和半个脸颊都裹着,头和脸更显得圆圆的。只有脸蛋露在外边,冻得红红的。她的眼睛有光亮,看着我的样子像好奇,又像高兴,让我不由得想笑。

妹妹一进屋就喊:“不许看书了,跟我们玩。”过来就要抢我的书。
“跟你们玩什么?”我觉得奇怪。
妹妹想了想,说:“跟我们说话!”
“说什么呀?别闹,这书刚借的,看完得赶紧还呢!”
“那,你看吧!”
“你们去那屋,我关上门。咱们谁也别影响谁。”
妹妹摇头,说:“我们就在这儿,看着你看书。”
我更奇怪了,说:“你今天怎么啦?成心来给我捣乱啊?”
妹妹不说话,在床边坐下。她带来的小女孩,站在衣柜对面,从进屋就一直盯着我看。
“这是谁呀?”我问。
“她是玲玲。”
“怎么听着跟电话铃响似的?”和妹妹她们说话,我也总找机会打趣,取笑她们。
那个玲玲说话了:“不是电话铃的‘铃’。”说着走过来,拿起桌上的铅笔,在台历上一笔一画地写,认真地说:“是这个‘玲’字。”
我扫了一眼,说:“我知道,‘小巧玲珑’。”
妹妹问:“那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
我真的以为自己知道,可是没想到一要解释,才发现脑子里是空的,说不出来,有点儿难堪。
妹妹说:“问住了吧!我们问的人都不知道。”
“我肯定知道。”我说。瞎猜着说了几个,最后两个是故意开玩笑,越说她们笑得越厉害。最后玲玲说:“都不是,是玉碰在一起发出的好听的声音。我爸爸说的。”
“是吗?”我感到意外,马上想查查字典,嘴上说:“你爸当然知道啦!他给你起的。”
妹妹说:“老师说,这是象声词。”
“什么?你还知道象声词!看来你们在学校还没光学《毛主席语录》。行!去吧去吧!上你那屋玩儿去!”
“那你得给我们表演一下动耳朵。”妹妹说。

我这才明白她们为什么到这屋来。我的耳朵会动,原来是无意识的,偶尔动一下。还是妹妹发现的。后来看了《少年报》上登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这是返祖现象。我对着镜子试验,把头皮一紧,耳朵真的动了。又试了试,发现它们听我指挥。后来妹妹说又看见我的耳朵动了,我就表演给她看。也是取笑,逗她玩儿。没想到成了她的乐子,总要我表演。我虽然也觉得好玩儿,但不是每次都答应,得看心情。另外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有这么个“特长”,因为是返祖现象,人的祖先是什么?竟然带小朋友来参观,这太过分了,把我当马戏团的动物了。

“不行!”我说。
“就动一下!”
“我说不行就不行。”
妹妹说:“那我们不走,给你捣乱。”又对玲玲说:“咱们唱歌!‘八角楼的灯光哎。。。’”说着就唱起来。

我皱着眉头,想想也没地方躲,只好说:“那咱们说好,就动一下!”
妹妹马上停下来。玲玲睁大眼睛看着我。我把头皮一紧。只听见她惊叫了一声:“猴子!”接着大笑起来。这就是我最不愿意听见的话。她笑得都站不稳了,也坐在床边,和妹妹互相扶着。正好这时候她们在等的几个同学来了。俩人互相看看,笑着去那屋了。

我关上门接着看书。才过一会儿,就听见那屋里哐当一声巨响,然后一阵寂静无声,接着爆发出女孩子们的大笑声。妹妹跑过来,叫我去帮着搭床。原来她们排节目,要“登台”表演,把双人床当舞台,也不知道几个人站了上去,把床踩塌了,人也轱辘下来。我过去的时候,几个女孩子还坐在地上,东倒西歪地笑呢。

以后玲玲就常来了。来了先到我这边,看我在干什么。这让我感到意外。妹妹的别的同学看见我,就像看见家里大人一样,尽量躲着。她来了,就站在桌子对面看着我。那时她站着和我坐着差不多高。我就放下书,跟她说话。开始她有点儿拘谨,问什么说什么。后来熟了,也问我问题,而且态度挺认真,像个小大人。

有一天她一个人来了,我告诉她可以在这儿等妹妹,或者过一会儿再来。她就跟过来和我说话。我们闲聊了几句,就是说说她在学校学什么了。忽然她问:“你怎么老看书?”

“不看书,那干什么?”我说。那时候我在北京就是个闲人,也不愿意逛街串门,不看书,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那书也不是想看就有的,得到处借。我家的书几年前连抄家带卖破烂,都没了。

“她们都叫你‘书虫子’,说你看书都中毒了。”
“知道,我妹妹老说。”
“那天放学,我们想玩儿什么。她说:‘咱们给‘书虫子’捣乱去。’还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哥哥的耳朵会动。’我说:‘真的?’她说:‘向毛主席保证!’我说:‘太好玩儿了。’我们就来了。”
我哼了一声,说:“原来如此!”
她问:“你的耳朵怎么不动啦?”
我说:“因为我不让它动。它们听我指挥。”
“我怎么动不了?”她说着把毛线帽子扒下来,搭在后脖子上,伸手拉自己的耳朵,上下动动。问:“你是怎么动的?”
“这可教不会,天生的。”
“那你动一下!”
“为什么?”
“太好玩儿了!”

我忍不住笑了,想到上次她乐成那个样子。我垂下眼睛,把头皮一紧。她顿时大笑起来,又笑得东摇西歪的。笑够了,哼着说:“没看清,再动一下!”然后睁大眼睛看着,那样子又让我想笑。我又动了一下,她又笑得歪在床边。等缓过气来,还要我动。我摇头,说:“事不过三,我又不是猴子。”

“你是,你是!”她叫着,竟扑上来,伸手来揪我的耳朵。我手里还拿着书,一点儿也没防备,被她一把揪住了。

“哎呀,你可真够能闹的!”我叫了起来,挣脱开。双手捂着耳朵,躲她的手。躲来躲去,最后想出最安全的办法,双手抱着头趴在桌子上,随她怎么拽我的胳膊,扳我的手。最后她没招了,嘴凑在靠近我耳朵的地方大喊:“猴子!”。又笑得歪在床边,说:“真好玩儿。”

我和妹妹她们聊天,逗乐,倒不是因为在家闲得无聊。我喜欢听她们说事情,尤其喜欢听妹妹说话。她生着一幅活泼的眉眼,快嘴一张,说起学校,同学,和各家的事,眉飞色舞的。小伙伴们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往她身上倒。玲玲的话没有那么多,开始好像还挺懂规矩的,可是混熟了,也一样疯。以后她再来,就一点儿自我约束也没有了。想让我跟她玩,就用小手捂着我的书,像念咒一样,嘴里发出乱七八糟的声音。我一不注意,就揪我的耳朵,让我总得提防着。当然有时候我也给她表演一下,省得她“惦记”。那时候我每天看书到很晚,有时半夜里,一个人坐在灯下,想到她的笑声,和开心得像发疯了的样子,也会不由得笑起来。

玲玲也有她的苦恼。那时候我和她谈的最多的,是她的“群众关系”。有一天她又一个人来了,一脸的不高兴。我一问,原来是妹妹她们合伙不跟她玩了。

“老师说我任性,群众对我有意见。”她小声说,样子挺可怜的。
“哈,可有讲理的地方了。我还想找谁给你提意见呢。”
“为什么?”玲玲容易上当,声调带着委屈。
“谁让你非要揪我的耳朵呀!还那么没轻没重的。”
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她问:“你怎么不出去玩儿,找你的同学?”
“干嘛非得出去?在家也可以玩啊!”
“你玩儿什么?”她奇怪地问。
我想了想,笑了,把手里的书一举,说:“玩儿书!”
她愣愣地看着我,没说话。

我听妹妹说过,老师喜欢玲玲,一入学就让她当班长。可是到二年级改选,提出候选人,老师让大家举手表决,念到她的名字,全班只有一个人举手。按照我对她的了解,这里有性格原因。她是个性情热烈的孩子。她的眼睛发亮,我猜想那后面是一股过人的热情。这我也是从她的手劲里知道的。要是再有点儿任性,和人相处时容易让人受不了。在这方面,我正好可以给她讲一点儿心得体会。

群众关系那时也是让我很苦恼的事。那年我十七岁,用父亲的话说,是“懂事了,就是不懂人事。”这话中的无奈是我以后在生活的挫折中慢慢体会出来的。当时真的是浑浑噩噩地活着。事情的前因后果,落在自己身上了都不明白。中学毕业了,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各奔东西。一次一次流着眼泪去送别,最后轮到自己走人。我被分配去东北农村插队。同学们觉出我心情不好,安慰我,说那不是一辈子的事。其实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虽然离开北京不是我自己的选择,那时候也不知道再想回来有多难。为了工作和户口操心,都是好几年以后才懂的。回想起来,插队其实比当时最向往的参军,去边疆建设兵团,或者留在北京当工人,都更适合我。主要的好处是没人管。从农村回来,整天呆在家里看书。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以前看书真的只是“玩儿”。到农村后,看书才开始有了求知的目的。下乡的第一年是我一生中最感到茫然苦闷的时候。革命吧,招所有人讨厌。生活呢,就是像农民一样每天干活吃饭,意义何在?好像人生完全失去方向了,而自己又那样年轻,无知。于是到处找书看,想找到答案。我后来常后悔,那些年看了不少书,也真想学点儿什么,却偏偏没去看中学课本。而中学的课,我其实只上了还不到一年。

我找妹妹给玲玲讲过情,也给玲玲讲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怎样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学点儿“社会经验”,但也别学“油”。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不能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觉得自己对也不行,。。。,等等。都是我从自己刚开始的社会生活中体会出来的。现在想,觉得挺无聊的,后悔给她讲了。人的心思不应该用在这些事情上面。我有点儿意外她会认真听。那种时候,她就显得像个小大人。也许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我的“社会经验”也算挺丰富的了。至于对她的“群众关系”是不是有点儿帮助,我就不知道了。

过完春节,我就回农村了。到冬天我又回到北京的时候,玲玲已经跟着爸爸妈妈去贵州了。听妹妹说,她家是被精简下放的。我着实为了没能送送她,尤其是想到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她,心中怅然很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在意。也许人心就是这样容易留恋。古人不是说:相逐百步,尚有徘徊。何况我们在一起那样快乐,还谈过自己的苦恼。也许是因为那时正在告别少年时代,心里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生活带给人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两年后,当我像候鸟一样又从东北回到家里,妹妹告诉我:“玲玲回来了。”

“真的?”我实在是喜出望外。
“当然啦,她的爸爸妈妈都调回来了。”
“怎么又调回来了?我还以为他们一辈子就在贵州了。”
“那时候是派性,现在落实政策。”
我点点头,问:“她什么时候来玩儿?”
“她不出来玩。她现在变化可大了,连学都不上了,整天关在家里练琴。我们高高兴兴去看她。她看见我们,一点儿也看不出高兴劲儿来,手里拿着小提琴,把我们让进去,第一句话说:‘请坐。’弄得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还没等坐下呢,就听见她爸爸在里屋喊上了:‘怎么不练啦?’出来一看是我们,就说:‘你们来啦,好,好,都坐下,听她拉琴!’我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也不敢说话,就呆了一会儿,用手比划着,再见,就走了。”
“你去叫她来,就说我回来了,想见她。”
“我可叫不动,也不想去找那个没意思。”
“去吧,就去说一声,就说:我‘请’她来。”
妹妹一笑,说:“‘请’不来我可不管。”
晚上,她来了。这一次我们是像大人一样,对面坐着说话。看到我高兴地望着她,她微笑了,轻声说起回北京的经过。她长高了半个头,模样也不是个小女孩了。可是她垂下眼睛慢慢讲话的样子还是让我不习惯。不知是因为觉得这种神态和她的年龄太不相称,还是因为总记着那个揪着我的耳朵大叫的玲玲。看着她,我的心里又高兴,又感慨。
“贵州是什么样?在那儿生活习惯吗?”我问。
“总阴天,好像一个月里只有一两天出太阳。地面总是湿的。食堂打的菜都是辣的。我经常发低烧,医生说是高原反应。回北京自己好了。”
“我妹妹说你回来好几个月了,也不去上学。”
“爸爸不让。他说去学校学不到什么东西,没用,不如在家练琴。”
“你怎么会学小提琴了?”
“以前在北京的时候,爸爸说过我的耳朵好,。。。”
“你的耳朵好?”我惊奇地问。

她笑了,抬头看我,目光一闪,又垂下眼睛,接着说:“以前爸爸在家里偷着放外国音乐唱片,告诉我里面是什么乐器。我后来听见都能说出来。他就说我的耳朵好,可以学乐器。到了贵州,刚好又住在音乐学院的宿舍,有很多老师,都愿意教,就学了。最早不是学小提琴。是妈妈和一个教声乐的老师交了朋友,带我去她家,想让我学唱歌。老师说十岁太小,声音还没变呢。她建议先学钢琴。她家隔壁就是钢琴老师家,她们也是好朋友。她领妈妈和我过去。钢琴老师教我认五线谱。我学得很快。老师很高兴,说:‘这么灵,一定得学。’和妈妈说好,以后每天去她家一个小时上课。后来有一天去食堂打饭,一个男老师跟我打招呼,说:‘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想不想学小提琴?’我说要问爸爸。爸爸说要。他说学钢琴不好找工作。一个乐团有三十二把小提琴,只有一个弹钢琴的。但钢琴也不放弃,是基础,就两个都学。”
“你爸爸为你想得真远。看来他是要培养你干专业了。”

她点点头,说:“爸爸妈妈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怕我去插队。妈妈总说:‘一想到女儿中学毕业要去插队,心情就不好了。’爸爸说:‘现在想凭本事干专业,就只有打球和学乐器这两个出路了。’”
我叹了口气,想换个话题,问:“在贵州新认识什么小朋友了吗?”

“我不和小孩儿玩儿。在贵州我有许多大朋友。我总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都是搞艺术的,从哪儿来的都有。有一个都五十多岁了,也是在食堂打饭认识的。我叫他伯伯。他叫我小朋友,经常来看我。他要教我画画儿。爸爸不同意,说能专心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
停了一会儿,她的脸上露出发愁的神气,说:“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呢。”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到妹妹她们一群女孩子,每天还在为了任何一点儿小事尖叫,哄笑呢。十来岁上正是小孩子最贪玩的时候。妹妹每天一放下饭碗就往门外跑,去找她那几个在一起无话不说的小伙伴。那个年龄上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的快活,是大人们没法体会的,那是他们已经失去的乐园。而且失去得那样干净,甚至巴不得自己的孩子也早一点儿失去。

“听说你每天门都不出,关在家里练琴。”

她点点头,说:“爸爸说我学得晚,要学出来,必须下苦功。他很严,有时候着急,就说:‘反正学不出来就插队去!’”
“那也出来玩一会儿,休息休息,换换脑子。你的同学们都想跟你玩儿呢。”
“她们要是去过贵州,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玩儿。”她说,还是低着头。

我默然了。虽然不知道她在贵州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我能想象出她的爸爸妈妈离开在北京的工作,被下放到贵州,心中会感受到的压抑。我自己对这种感觉也不陌生。这种压抑显然已经渗透到了她的心中,让她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尝到了人生忧患的滋味。我想说些什么安慰她,或是开导开导,但又觉得说什么都没用,只是呆呆地望着她。我知道,心中的这种压抑,和在偏远地区形成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圈子,已经完全改变了她的性情。

也许是因为能出来的时间有限,话题也都让人心情不轻松,总是说上几句就觉得没话说了,她起身告辞。我送她到楼下。回到家里,整个一个晚上我都在想,想她的变化,那对我触动太大了,想她已经走上的人生道路。当命运压抑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无奈的时候,它往往是在帮我们做出最好的选择。知道或者不知道,情愿还是不情愿,人迟早要走上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的。也许玲玲生来就是要学音乐的,那就是她该走的人生道路,要不然怎么会这样歪打正着地就走了上去。想到她要在那样狭窄的一条路上,用自己的努力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天赋,我的心中竟生出了对她的敬意。其实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希望,只是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天赋,或者特长,也找不到这样一条努力的道路。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玲玲。那时候我已经从农村进了工厂,不再像插队时那样自在了,冬天能在北京住上好几个月。我只是在每年回家探亲的那十四天里,从妹妹她们那儿听到一点儿她的情况。她们对她是越来越苛刻了。

“娇气。”
“装模作样。”
“现在是大姑娘了嘛!”
“上学还骑车, 看见我们一搭拉眼皮就过去了, 哼!”

接着是谁模仿她的样子和姑娘们开心的大笑声。

我发现人在一起是很难相安无事的。人群在孩子这样的年龄上竟也这样可恶。也许我们离开人群越远,离人性才越近。

听妹妹说,玲玲练琴练得肩部肌肉受伤,去扎过针灸,做过按摩。

还听说,初中毕业前,老师说这次毕业分配采取“自报志愿,群众评议,学校协调,三结合的方法。”发给每人一张志愿表,上面划着三栏志愿和一栏其他。分配方向有继续上高中,就业工作,和插队。玲玲在三个栏目与“其他”里填的都是“高中”。老师说班里有三个插队名额,发给每人一张纸,让推荐三个自己认为应该去插队的同学。收上来统计,在黑板上画正字。全班每一个人都写了玲玲的名字。她的名字下面挂了一长串正字。

我问妹妹,她们为什么要害玲玲。几个女孩子七嘴八舌地跟我争。

妹妹说:“向毛主席保证没有那个意思。大家就是都那么觉得,她最需要去农村锻炼。没有个人恩怨。你们说有吗?”
几个女孩子一齐说:“真的没有。”“肯定没有。”
一个女孩说:“也不可能全班每一个人都和她有矛盾啊!”
另一个女孩说:“哪来的矛盾啊?她在班上跟谁几乎都不大来往。课间就把作业都做了,一放学就回家。”
还有一个女孩说:“大家是经过比较的。”
一个又说:“就是她身上那股劲儿,说不出来!最应该去农村。”
“那后来怎么没分配她去插队呢?”我问。
一个女孩说:“老师都拿她当宝贝呀!宣传队演出离不开她,又是伴奏,又是独奏的。一台节目就看她一个人了。”

就在那些年里,为自己操心的事多了起来,和以前同学的来往渐渐稀疏了。只是这个过程发生得很自然,过了很久才开始有感觉。但是和玲玲断了来往一直是让我很感到惋惜的事情。我是个连口琴也不会吹的人, 却开始对音乐留心了。听到收音机里放音乐,尤其是听到小提琴声,总会想到她,想到她那让我又高兴,又感慨的早熟神气,和她那从很小年纪就开始了的奋斗。她不会再有无忧无虑的快乐,我只希望她不会感到孤独。也许每天通过音乐和人类最纤妙,最热烈的那些灵魂神交,是一件乐在其中的事情。但是我也感到离她越来越远了。

记得有一次说到玲玲,妹妹她们都沉默了。妹妹说玲玲考上中央乐团了。那以后的几天她都若有所思。我高兴极了,很想去看看玲玲,但终于没有。为什么呢?现在想,就是感觉不同了。以前有来往,只是因为她来家里玩儿,对我好奇,来和我说话,那是自然形成的。现在要来往却感到勉强了,觉得没有理由,没有那样的关系。另外也许也是因为经历的世态人情多了,慢慢懂得了,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大都是只能属于自己的,越来越不愿意显露出来,性格越来越内向,而且对自己的境遇也不满意。只是以后听到小提琴声时,心里马上会高兴起来,也更容易去出神遐想。

“她就来。”
我转过身,看见安老师已经走到身边。他笑着,双手在胸前一握,说:“我告诉她,‘有一个老朋友来看你。’她怎么也想不起是谁。我没告诉她。”
我笑了,说:“她恐怕不会想到是我,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这儿上学。我们有快十年没见面了。那时候她还上小学呢!”

安老师说:“她在乐团里是年龄最小的。两年前小泽征尔来中国演出,外国记者特意采访她,说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乐团提琴手。国外很关心文革以后中国交响乐的状况。”

我想起下午的讲座,安老师说:所有音乐中,交响乐的地位崇高无比。可是他们这样大的一个中央乐团,要跟着一个唱流行歌曲的女歌手一起出来,才卖得动票。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要为推广交响乐做些事情。他找到的突破口是大学生群体,因为交响乐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观众。演出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到大学办讲座,介绍交响乐。

讲座非常精彩。他先给我们普及音乐的一般知识。我才知道,建筑,我们住的房子,竟然也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且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它和音乐还是最近的近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这其中的道理我还是没想明白。接着他介绍交响乐的历史。作为范例,讲了贝多芬的《命运》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它们的主题都是命运。他讲了作曲家怎样赋予命运音乐的形象,怎样表现人在命运打击下的挣扎与抗争,和体现在其中的人性,对真善美的爱与执着。后来又从音乐说到社会。他讲话风趣,带着强烈的感情,有些话说得非常精彩,会让人永远铭记。他说:“音乐是心灵在呼唤心灵。这些年来,我们失去心灵了。在国外,人们听音乐会,像去教堂接受洗礼,听着音乐会流泪。我们的观众不理解,问:‘他们哭什么?出什么事了?’”还有些话振聋发聩。讲到邀请卡拉扬来中国演出遇到阻力,他说:“他参加过纳粹党。难道在座的就没有人当过红卫兵吗?你是什么人,要看你是不是真诚,是不是真有热情,是不是心中有着一个善的愿望。当你知道这样做不对后,是不是昧着良心继续去做它。”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红卫兵和纳粹相提并论,很受震动,而且感到惊奇。他一个搞音乐的,一个纯艺术型的人,怎么对社会问题会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想想自己这个学习社会学科的,真不知都学什么了。

暑假里留在学校的学生不多。学生会把讲座安排在外语系的音响教室。来听讲的只有几十个人。但会场上气氛活跃,热烈。大家时而会心地微笑,时而放声大笑,不时热烈鼓掌,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敬佩。现在回味,还兴奋不已。

我笑着对安老师说:“我喜欢音乐,虽然一点儿都不懂。我认为音乐是唯一能让人陶醉的艺术形式,是艺术中的酒。”

安老师笑着连连点头。

我说:“可是像我这样的外行,得怎么学习才能听懂交响乐?我连乐器的名字都叫不全,也听不出来。也不知道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这些区别。”

安老师说:“不知道这些也可以欣赏音乐呀,就像你不懂格律也可以欣赏诗词一样。音乐是什么?音乐是心灵在呼唤心灵。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用你的心去聆听,受它的熏陶。当然知道一些乐理有助于理解作品。这可以慢慢来。”

我点点头,说:“我羡慕你们。你们的工作多有意思。每天从你们手里流出的,是美丽的音乐。可惜我没有这个天分。我在农村和工厂呆了十年,时间都浪费了。每天做的都是简单重复的劳动,没有快乐。”
“不,不,不, …”安老师笑着连连摆动双手,一字一顿地说:“非常难受,我们的工作每天也要重复,而且要重复的是感情。”

我忍不住笑起来,不知道这话里有多少真实,只觉得是在安慰我。

剧场里此起彼落传来正在调音的短促的小号声和悠长的琴声。太阳光在减弱,周围的空间和景物都被映在它的柔和的黄色光线里。人在其中,心油然而感到愉悦。

“当然也有快乐,当你把作品的美表现出来的时候。”安老师说着,那双富于想象的眼睛又流露出欢愉的神色。

我想起下午讲座结束时,他在热烈的掌声中感谢大家对交响乐的支持,热泪盈眶的样子。他们是那样容易被感动,好像职业把他们的神经也变成了纤妙的琴弦。那我们呢?我忽然想到,在他们眼里,是不是我们都像木块一样迟钝?人想的相差很远。开始的时候,大人督促,自己的虚荣,其他的世俗因素,会起一些作用。可是真的走上这条道路以后,推动你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我急切地问。
“完美,对完美的追求。”

他默想了一下,接着说:“人有了这样的追求,就像进入了一个魔咒,被它吸引,带领着。对其他事情,眼睛里只有淡漠的眼神。那是一条背十字架的路, 是一条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流血流汗,受苦受难的路。你必须唤出自己的全部热情,去吞咽苦难,不然就不会有精神的升华,就不会感动。那是一种被美唤起的,近乎痛苦的感动。那其实是快乐,是渴望,是爱。有了这样的感动,你才有心灵,你才能去感觉。”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低下头,沉默了。我想到玲玲。这些年里,我一直想知道她的情况。想到她时,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总是她当年的样子,那个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和那顶红色的小毛线帽子紧裹着的头,好奇时会跑来找我玩,。。。我想象不出在那近乎苦修的漫长努力中,她会经历什么样的身体与心灵的磨难,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唤起了心中的热情,有了追求完美境界的愿望和精神勇气。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她了,我的心里忽然莫名地出现了茫然,甚至陌生的感觉。我想象不出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也不知道见了面还认识不认识,毕竟离别了这样久,各自都经历了这样多,。。。

“哎,她来了。”说着,安老师伸手一指,然后向旁边迈出一步,优雅地抬起一只手臂,做出把我托出的手势,像是舞台上报幕员在介绍演员,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好像在期待着久别重逢会出现的惊喜。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穿过光线很暗的通道向门口走来。不知为什么心里竟感到有点儿紧张。在看清楚她的脸的那一瞬间,目光像是穿梭在阔别的时间中,把眼前的人还原到记忆中的样子,而那个记忆中的面容也就在这一瞬间消失在眼前的这张脸上。她长大了,脸变得白净了,瘦了,完全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样子了。脸上的神气里透着文静,从容,还带着点儿少女的稚嫩,让人难以相信她在艺术的道路上已经走了这样远。

她也一边走,一边辨认着。
“是XX吧?”她小声说。
我笑了,她也笑了。安老师比我们更高兴地笑着,双手一摊, 走开了。
脸上的笑容有点儿僵住了,我才说:“你都这么大了,都二十岁了吧?”
“二十一岁。你呢,都三十了吧?”她笑着, 声音还是那样轻,那样慢。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长的是一双人们说的那种“笑眼”。下眼睑比较平,上眼睑的弧比较弯,像半个月亮。看着你的时候,像带着笑意,和从眼睛深处发出的光泽。
“二十九。”我说。我不喜欢三十岁,那是让人意识到自己一生平庸的一个坎。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上学。放暑假怎么也没回家?”
“我在准备考研究生,在学校能专心。”
走来几个乐团的人,他们对她笑着。有一个年长的边走边伸出食指点着她,假装严厉地问:“下午开会你跑到哪儿去了?”
她对他们会心地、无声地笑着,头一歪,脸上露出调皮的神气,让我想起她小时候任性,捣乱的样子。
“马上要上台啦!”那几个人说着,脚不停地走进门去。
“下午我去姑姑家了,不然就没时间了。”她轻声说。
“听安老师说,你们明天中午就要走了。”
“嗯,要去下一站演出。”
“想去什么地方看看吗?明天上午我可以陪你转转。”
“明天上午团里要开总结会。”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回北京再见吧。我春节回家。你还在家住吗?”
“我在团里住。”
“那就等你回家吧!”
“我很少回家,太远了,也没有时间。平时天天训练,排练,周末和节假日总有演出。”

我不知再说什么了。心中出现了失落的感觉,想起那时候她那样随意地跑到家里来玩。我知道那个我们互相望着,眨一下眼睛就会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了。我本来想和她好好聊聊这些年的经历。想说给她写信,可是感到说不出口。互相的感觉都是那样陌生。就像这几年我去以前同学的家那样,热情的招呼和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就是沉默。目光偶尔碰到一起,却只能送给对方一丝勉强的微笑。告别时,心里茫然若失。大家的生活轨道越离越远了。好像互相只剩下了碰见的缘分,只能在一些偶然的交叉点上互相看上一眼。心中荡起一层往事的波澜,然后渐渐地平复下去,又像往常一样在各自的轨道上,身不由己地继续滑行着,每个人都更深地融化在自己的环境里,和过去的一切更缺少共鸣。

我抬起头来,看到她正凝神望着我。那双眼睛的深处像是在搜寻着童年时的记忆,也许是在翻动她那一定已经丰富了许多的经历。我忽然想到,她来我家玩的时候才九岁,对于我们两个人的“交情”,她能记得多少呢?其实我们的相识也是件偶然的事情。其实人生的际遇大都是偶然的。使它们在心中被珍藏,或是被淡忘的,只是我们自己投入其中的感受,而这又总是因人而异的。

脚边的草地已经落进暗影里,草色变成深绿。太阳的余晖落在剧场高高的红墙上,只把它淡淡地照亮。剧场里各种乐器单调的长音已经在空中汇成了一片喧响,久久地萦绕在耳边,真的像是在呼唤着什么。我忽然希望自己也会一种什么乐器。我们的心中有时会有太多的感动,把它们化为音乐的旋律,才不会让人难堪。

“那就以后再见吧!”我说,“就要开演了,你还要准备。”
她点点头,走进门,又转回身,轻声说:“谢谢你来看我。”

看着她伸过来的手,我笑了。我知道自己笑得勉强,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年来,生活并不如愿,就是这一点儿笑意让我没有变得无聊,让我能在心中保存着美好,让此刻我的眼中,能够现出一个这样美好的黄昏。

太阳正在落下去,还剩下半个身子伏在地平线上,越来越红了。在挺直的白杨树杆间,它好像在徘徊,好像要在离开之前吐尽自己心中的颜色,让人快乐的颜色。

我说:“我还记得你小时候冻的通红的小圆脸,还有那顶小毛线帽子。”
她笑了,抬起手,在胸前连连摆动着。她还是个孩子。眼中盈盈的笑意让我恍如在静静的睡梦中又看到了过去的日子。我们和过去是没法分离的。那些情景,那些时光,还有随之流逝的,我们一起融入其中的生命。

晚上,我坐在灯下,像往常一样,翻开书。目光只是茫然地流落在字里行间。不觉中我闭上眼睛,一任不住涌上心头的往事带着自己遐想。最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没有发,也没有想过要发。在结尾处,我告诉她:“人是在社会的地层上汇集又分离的水流。我将记得,在一生的旅途中,曾和你快乐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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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5 16: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