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十七论(上)

by ZYuCannon

现代科学为人类开启了新的历史航船,它叫真理号;她给人类最重要的礼物就是真正的智慧思维,包括发现真理、维护真理和运用真理。之前的人类社会至少是半愚昧的,所以那时绝大多数人不仅饥饿而极其短寿,所以人类在昏暗的油灯下摸索了数千年直到19世纪末才点上了电灯,所以人类虽然宴脑几万年但在20世纪前不知道左右脑的功能(注1),所以人类在考古和遗传科学(DNA)发达前完全不知道祖先数万年前来自于非洲,所以先民直到上世纪才知道地震不是地龙翻身或波塞东发怒(注2),所以亨利八世的御医会强迫用尿液来给伤兵消毒(图1、注3 – 中国人曾直接用唾液抹伤口),所以欧洲曾经流行用剧毒水银来治疗性病和用通红的烙铁来烧掉痔疮(注3)!我们可以列举十万以上这种“所以”,比如说“所以人类只在20世纪才知道质量-能量等效和时空弯曲的伟大真理”等等,这足以说明之前的人类至少有十万的愚昧。而在现代的伟大科学航船里,人们大都过着比古代帝王还舒适的生活,不再遭受红烙铁烫屁股之罪,寿命也比帝王们延长了一倍。更重要的是,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给人类开启了新的天堂之路(注4);这也就是超人和永生之路。我们很多人知道科学的伟大力量,但不知道科学之船的强大动力是包括激情勇敢在内的神圣科学精神;本质上,如古希腊语所说,激情是人体内神性的灵现,而对科学精神和科学的修炼则能挖掘这种神性。然而,来美的30余年我见证了美国对科学热恋的衰退和相对实力的下降,而反科学的“政治正确”却成了新的宗教。现在的美国需要巨大的改变才能再次伟大,而重新燃起对科学的巨大热情是唯一的出路。

图1. 来源(注3)。

科盲秦始皇过得很不好,长桥卧波云龙霁虹的阿房宫没有一把椅子,更没有空调沙发席梦思(注5),他极端怕死于是派巫师去东海虚幻岛寻仙丹,但是死神还是提前降临:他居然暴毙于酷暑。嬴政不是唯一倒霉帝,南唐风流帝李璟和罗马皇帝塔西佗等也是热死的。当然更悲剧的是晋景公,由于缺乏安全如厕设备,他居然失足掉到粪坑了淹死了!皇帝们如此悲催,古代平民百姓悲剧的就更多了,光饿死的就数不胜数。拜托科技现代化,我们彻底摆脱了祖先数百万年的饥饿,很多人则胖而发愁。美国穷人随便吃汉堡包,很多总统也都钟情于此货,说是垃圾食品就是彻底的谎言,胖国的问题是汉堡吃的太多了。我多年观察美国的流浪汉,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偏胖而几乎没有饿肚子的瘦猴,其部分人选择流浪则有古希腊第欧根尼的风范。再说旅行吧,人类早已实现了当天跨洲旅行,而我们的祖先从东非大峡谷迁移到亚洲、北美则花费了数万年,沿途被豺狼虎豹吃掉的人数不胜数,病死者更多。即使在百年前中国人的寿命还仅有30多岁,婴儿死亡率则高达30%以上。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不仅舒适,还有更辉煌的未来:由于现代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科技的发展,人类正在实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那就是改造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以实现长生不老和超人理想;这是秦始皇做梦也想不到的。

遗憾的很,我们很多人对现代化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去思恩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福祉。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如下事实:科学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生活的理论基础,是技术的指路明灯。从2600多年前的科学之父泰勒斯开始,科学和数学逐步成为人类智慧的太阳,给人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真正的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却姗姗来迟,从文艺复兴后取得巨大的进展到今天不过区区几百年。我们更必须得知道这个真相:科学这个大家今天习以为常的事物,之所以能在近几百年快速发展而给人类生活带来史无前例的福祉,则离不开她的背后的强大驱动力:科学精神。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极端缺乏科学精神。伽利略能成为现代科学的开山鼻祖,就是他有强烈的科学精神,包括极端好奇、质疑批判、积极探索求证和为科学而献身的巨大勇气。本文强调指出,近代科学家的英勇献身精神远超慷慨赴死的战场武士,他们临阵时不需要用酒壮胆,面对死亡也不用哈哈大笑或做任何别的夸张来壮胆,他们确实是视死如归。

17到20世纪中期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伽利略等先驱们是以身作则建立科学精神的典范。近百多年来各类文章和书籍也对科学精神做出了很多讨论和总结,如1919年《科学》杂志登载的“科学精神”文章就论述科学精神本质是要证明一切(注6 ),1929年的《自然》杂志介绍了罗宾教授等人对古希腊科学精神起源的研究(注7),1933年美国著名学者杜威等发表的著名的《人文主义宣言》里阐述了人文领域的科学精神,1938年巴什拉发表的专著《新科学精神》里论述了近代科学发展史和科学精神;近期的有1988年美国临床研究学会主席R.J. Lefkowitz所做的有关科学精神的大会总结等等(注8)。然而这些研究基本只讨论其中一个至几个方面,如只集中讨论质疑精神,或仅包括质疑、客观和相对等少数内容(注9)。其后也有网文列举最多到十来个精神的,但是其中概念混淆的不少,比如把求实和实证二个相近的概念作为二个不同的科学精神,甚至把科学探索这种活动作为精神的。本文的目的一是理清这些概念,二是全面总结论证科学精神,即科学精神应该包括如下的至少十七个方面,它们是:强烈好奇,质疑批判,强调创新,严谨实证,全面开放,无私无己,勇敢无畏,讲究策略,宽容海量,非功利,谦逊自勉,平等民主,团队合作,独立自善,自由奔放,相对性和热情投入精神。本文将在下面的章节里对这十七种科学精神进行全面探讨和总结。

本文另一个目的是呼唤重新燃起对科学的巨大热情,这是因为美国和西欧近几十年对科学的热情下降、基础科学投入大大减少,导致其相对实力下降;而这期间它们大力鼓吹的“政治正确”其很多内容是严重违反科学精神和科学本身的,不加拟制会导致进一步衰退!今年新冠病毒在美国大流行导致近20万人死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总统到平民普遍忽视科学造成的,而欧洲在这方面则和美国是一对难兄难弟。现在是时候重振美国和欧洲的科学精神,重拾对科学的尊重和热情,使美国和欧洲再次伟大的关键时刻。

1. 强烈好奇-探索不怕害死猫

强烈的好奇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科学精神。不管是面对未遇见的新现象还是旧观念,好奇者都对它们有高度兴趣、关注和审视。圣人会不会犯严重错误?大师的谬误在哪里?好奇者对发现他们光鲜言论里的垃圾极其在意。莎士比亚说“好奇害死猫”,但是害死猫不可怕,可怕的是好奇心的泯灭。对任何事情都要有好奇心,要问为什么。遗憾的是很多成人被训练得只接受现成的观点观念而磨灭了好奇心,他们会引经据典或者说领导怎么说、别人怎么说,就是没有自己的思考,他们的好奇心还不如一个儿童,甚至不如一条好奇的狗。华夏民族在对待好奇心上,是走了很多弯路的,这里孔夫子又是罪魁祸首,他不准人们有周礼之外的想法,更别提好奇心和创造力了,正如我在《儒学与科技自杀和经济滞化》一文指出的。扼杀了好奇心,就等于扼杀了科学创新发明的机会。

很多著名科学家的重大发明都起源于儿童或青少年时代对某些事物的强烈好奇。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文由于篇幅考虑仅列举如下几个。爱因斯坦说,“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来源于好奇心”,他还说“我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而已”(注10)。好奇是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的催生剂。泰勒斯被誉为科学和哲学之父,他于公元前624年生在土耳其海边的一个名叫爱奥尼亚小岛上的米利都,比孔子老了几十岁。他除了对金钱不太感兴趣外,对几乎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充满了强烈的好奇。据说他夜间走路时经常迷于观察星象,结果有次掉到一个大水坑里,一个老奶奶嘲笑他说,一个连路都走不好的人,还研究什么星星?但是他成功预测过月蚀,还利用相似三角形原理成功测量了埃及金字塔的高度。

据哥白尼传介绍,少年哥白尼也是个好奇心极强的小子。上中学时他听说可以用太阳的影子来确定时间后很好奇,就找老师问了日晷的原理,然后马上回家找了些废旧材料做出了一个。他没有停留在自己做出来的日晷上,而是用它来研究太阳和地球的运动规律。成年后的哥白尼提出了著名的“日心说”,推翻了过去一直认为是太阳绕地球转的错误的“地心说”。他的创新理论引起了伽利略的兴趣和进一步研究,于是演绎了近代科学的辉煌篇章。

美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对什么都感兴趣,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总想一探究竟。有次他对花园篱笆边的一个野蜂窝感到很好奇,好奇的心魔驱使他用棍子去捅,结果脸被野蜂蜇得肿包满满,即使如此他还是不甘心,非要拆开看清楚蜂窝的构造才罢休。儿时他看见母鸡孵蛋,于是自己也做了个草窝,放入鸡蛋后自己也学母鸡的样子去孵小鸡,直到家长苦苦解释说人的体温不够不能孵出小鸡后才放弃。爱迪生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大发明家,与他对任何事情都有强烈的好奇心紧密相关。

美国能在建国后的短短200多年成为世界上的发明创新大国,与它鼓励、培育儿童和青少年的好奇心直接相关。美国著名大学招生的标准不仅仅是成绩,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也是最主要的录取标准。曾做过哈佛大学招生负责人的钱培恩(Sally Champagne)女士在2018年的“向日葵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就直言,好奇心比成绩更主要。作为个人来说好奇心是其主动积极忘我学习的种子,作为国家来说,普遍的好奇心和鼓励好奇心是其竞争力的力量。中国这几十年的教育方法基本是填鸭式灌输现成的东西,强调死记硬背,这与过去科举应试教育一脉相承,其结果是建国70多年来几乎没有自己原创的科学和技术。

2. 勇敢怀疑多批判

质疑和批判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质疑和批判也是科学自我纠错的环节之一。质疑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对现存观念、理论和权威的迷信,是走向解决问题的主要动力之一;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思考的前奏。这种精神首先被古希腊哲学家皮洛(Pyrrho)所论证,他说要怀疑一切,没有现实是确定无疑的(注11)。著名数学、哲学家笛卡尔说,“你最不能质疑的,就是质疑本身”。虽然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科学没有止境,事物没有终极真理,前人的结论没有完备的,书籍里数据和理论不完善甚至错误颇多,人类要进步,则必须得质疑和批判。日本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本庶佑甚至说:《自然》和《科学》等顶级刊物里很多观点不正确,唯有好奇心永存!爱因斯坦说,“对权威不假思索的尊敬是真理的最大敌人”(注12)。质疑精神要求人们不唯书、不唯典、不唯权、不唯权威、不唯上、不从众,甚至不唯伦理不唯法。对于前面的几个“不唯”众人可能没有太多的反对,但是对于后者,可能很多人不以为然,说科学不能违反伦理不能违法。但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科学在关键时刻就是质疑和挑战伦理和法律法规的产物,比如伽利略用天文观测数据来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挑战了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地心说,教皇保罗5世颁布了“1616禁令”禁止他宣传和捍卫日心说。伽利略公然蔑视该禁令,于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二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于是被判处终生监禁。伽利略的质疑精神导致其著名的重大科学发现,虽身陷囹圄他也在所不惜。

历史上的法律一般是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特别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的,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的最新进步和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甚至拖时代的后腿。即使像美国这样法律比较健全的国家,至今还保留着一些荒唐愚蠢的法律法规(注13)。现在有科学家搞人体基因编辑就被指责为违反伦理,更有指控他们有违反某些法律法规的嫌疑,但是这种科研是人类走向超人世界的必经之路,后世人会认识到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不仅是法律,即使像历史这样的研究和教育领域也是经常落后于时代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在其著作《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指出,“事实真相”与人类认知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固有命题,然而历史学界居然对这些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时代变化无动于衷,这一点至今想来仍旧十分有趣。事实上,一直到90年代,才有历史学家开始在其写作中重新发掘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严肃地应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简单说来,相较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史学写作滞后了二三十年。

批判精神则是和质疑精神相辅相成的。批判的目的是继续质疑的成果,以解剖荒谬和彰显真相和真理,这是批判的建设性。批判,要达到建设性的目的,则必须遵从严密的逻辑和排除个人偏见。积矩相关理论发明者皮尔逊认为怀疑是我们时代的健康精神,怀疑和批判是进步的保护措施之一,并直言它们“是科学的生命”。波普尔则断言“批判就是自由讨论理论以发现弱点并加以改善”,他甚至提倡批判要从我们自己所钟爱的观念开始。批判在近代哲学里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哲学精神,弗朗西斯.培根在总结现代归纳法时,就是从批判旧逻辑系统开始的,而笛卡尔、康德、洛克、孟德斯纠、卢梭、伏尔泰、黑格尔、尼采等都被归类为批判哲学家。

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是人类总结科学和社会发展史而得出来的重要结论。但是这二十多年来,美国的教育一直在走向商品化教育,鼓吹快乐学习而不是检验批判性思维的严格的考试和评分,以至于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授托马斯.尼科尔斯专门写了本书,来批判这种反智主义的流行,他尖锐指出这种现象是“专家之死”(注14)。

3. 强调创新-重在发明不模仿

创新是科学的核心精神。好奇、质疑和批判都是给创新做铺垫的。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在于有意义的创新,而不在于生活有多么优越。人一生若无任何创新而只专注于吃喝拉撒玩,那其一生也就和动物的一生差不多。我曾发文指出:“发明创新是智慧的最佳体现,复古复辟是愚蠢的最好注脚。…人类一直都在审视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提升人的幸福感,而不断提升物质、体能和精神生活的质量是幸福的主要源泉。如果人类不能在这些方面提升了,那他们就腻味死了,活着的意义也大打折扣。思想和科技创新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发明创新是人类保持青春活力的灵丹妙药,失去它不仅腻味且意味着衰老和死亡”(注15)。遗憾的很,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是一部连篇累牍的告戒我们要模仿要听话的系列专著,不仅是孔夫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还是其它的各类书籍大部分都是如此。即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现代,由于教育的失误和错误等原因,导致很多成人只会模仿而不会创新,引经据典的模仿也只能说他们是巨婴而已。这些人磨灭了好奇心、质疑精神,剩下的就是模仿。而独裁国里的政治和宗教教育更是逼迫人模仿、让成年人做巨婴了。即使在自然科技领域,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所谓科研,也就是跟踪模仿为主,甚至偷盗知识产权,所以会有在关键时刻被“卡脖子”等诸多问题。

然而,智慧的人不屑于模仿,他们在好奇心的驱动下,质疑对事物的现成解释,特别注意挑战现成理论对世界解释的不合理性和不精确之处,积极探索和揭示新的迷底。智者对世界时刻敞开心怀,痴迷新事物,关注新现象,海纳新观念,探讨新奥秘,追求新理论,他们是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精神之一。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提出新的假说和更精确的理论,而不满足于现存的理论、断言和解释(人类历史一再表明:有意义的幻想会导致伟大的创新)。提出假说和做出新的数学模型是理论创新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建立数模起源于主张一切皆是数的毕达哥拉斯,它不仅需要高度的想像力,还得遵从逻辑,包括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在建立新理论和数模时,还要深度思考没有观测到的潜在的现象。这样可以增加模型对未来事物和现象的预测力。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数模理论预测了一系列以前未知的宇宙现象;而麦克斯韦则用数模理论预测到电磁波的存在。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理论都是经过上面的步骤来建立的。美国百多年来一直是创新发明大国,我们现在所有现代生活的绝大多数科技产品,比如飞机、电力、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机器人等等,都产生于美国,这得益于美国鼓励发明创新的一系列制度和法律,以及政府、企业和个人对发明创新的巨大热情和投入。然而,美国的创新近几十年来减缓的趋势明显,值得美国各个阶层高度注意。

人类的历史一再说明,完美的模仿远不如缺陷的创新,精确重述书本的知识远不如提出自己的假说和新的理论有价值。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其发明创新的速度。

4. 严谨实证-客观求实讲证据

创新的假说或理论必须得到严格验证,以检验其正确性。实证是现代科学最重要的科学精神之一,也是它边缘化哲学和相关学科的关键标志(哲学被科学边缘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很多概念和论断缺乏实证,比如心学和灵魂论等等)。哲学家洛克说,热爱真理的一个正确标志是:证据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他甚至说“灵魂不是总在思考,他要证明”(注16)。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实验是取证和实证的最重要手段,它也起源于伽利略,比如他用实验来证实在空气摩擦力可以忽略的情况下“二个重量不同的铁球以相同的速度同时着地”,从而否定流行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等人书本里所说的“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以更高的速度先着地”。他发明了自己的望远镜来观测天体,从而用详实准确的数据来证明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性。

实证是检验创新假说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实证的过程里,必须得做到客观无偏,做到数据严谨,做到完备列举实证的外在和内在条件,以便于同行来检验实证的独立性和可重复性(或称为一致性)。斯坦福词典对科学客观的定义是,不预设价值的忠诚于事实(注17)。真实的客观世界对任何人都是一样,它没有阶级、种族和宗教等区别。比如说,某地在某个时间的温度是30度,任何人用精确的仪器来测量都是这个温度,它不会因为不同政治和宗教信仰来测出不同的温度。忠诚于事实真相,是科学精神最重要内容之一。

除了忠诚于客观外,在实证过程里还得遵从系统的科学方法。这首先包括详细观察,准确记录,力求数据完备,然后是分析这些现象的数据广义相关性,以便用新的数据来检验这些假说和理论的符合程度,或者通过模拟来预测未来新事物的出现,以反复检验该理论的准确性。质疑,也包括对新理论的质疑,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新理论新模型反复质疑和推敲,以达到最简化、更精确和最优美(elegance)。

在实证的过程中,操作者则必须对自己的实验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以纠正偏差,以使得自己或他人的科学创新确实是正确的创新。也就是说,科学家要对自己的创新保持质疑,以确保自己工作的正确性。

5. 全面开放-透明共享无限制

开放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联合过教科文组织专门对此设立了一个网页GOAP(Global Open Access Portal),定义开放科学为把科研数据和成果向所有人供放的行动。

科学开放精神的定义有很多种,但是应该包括透明、共享和无限制等基本内容。首先,开放精神要求科研要透明,即数据的获取、推理的细节、验证的条件要公布于众,这样可以便于同行来核对该科研的可重复性(相同条件下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和可衍生性(新的数据能得到类似的结果)。透明性是为了保证科研的真实性。

其次,共享是为了让科研更容易进行且其结果更容易供放给所有的人。这里一方面是资源包括数据、设备、程序等的共享,欧洲加速器就是一个共享的例子;另一方面是研究结果的公布和供放,包括出版、宣传等,以使得这些结果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开放精神还要强调无限制,不仅在透明和共享方面无国界无种族无信仰无性别无老幼的区分,还要强调研究结论的开放性,对结论无设限和无终极真理论。也就是说,坚持认为科学是一个开放式系统,可以证伪,可以改进,可以升华。科学是一个逐步完善和逼近终极真理的过程,这首先是在分类学科里比如物理、化学逐步完善现有理论和发展更精确的新理论,其次是发展统一物理化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在数学领域也是如此,人类社会需要把代数和几何统一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里,以达到简化数学理论的目的。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由于涉及到复杂的人类和人性,做独立实验几乎不可能,其发展落后于自然科学,该完善的内容就更多了。

开放还要强调“在科学上没有被禁止讨论的问题,无论是过于敏感的问题,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科学中,没有神圣的、不可冒犯的真理”(注18)。 我要强调指出,借口伦理来反对科学研究是一种卑怯的行为。那种以伦理等观念来限制科学研究的论调,必须得加以阻止,因为这些论调已经影响到生命科学的发展。

6. 无私无己-不讲名利多奉献

伟大的发明都来自于无私的奉献。伽利略不仅无私,还几乎为坚持科学发明而舍出了自己的老命。牛顿发明物理学定律和微积分理论时,从没有想到过要靠他们赚钱或捞取名利。爱因斯坦更是如此,他在做专利局的职员时自己花费自己的业余时间发明了伟大的相对论理论,他想到的是解决物理学理论里存在的问题,而绝没有想到过靠此来捞取名声,他甚至坚决反对权威和嘲笑自己被当成权威。

科学家在探索世界的奥秘时,已经形成了否定个人功利和短视的精神。这方面的精神导师除了伽利略和爱因斯坦外,还有如下著名的科学家们:发明交流电给相对社会带来极大福祉的特斯拉一生当中共有700来项科技发明,但是他全部无偿捐献给社会。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以后名声大振,多个美国科学家去函询问分离和提取镭的方法和在美注册专利。居里夫人毫不犹豫地说:“不行!这违背科学精神。……物理学家一直全部公开发表其研究成果,如果我们的发现偶然有商业用途,那也不应该以之牟利”(注19)。而发明狂犬病疫苗的巴斯德拿出自己的钱扩建实验室来救治四面八方的患者,终因操劳过度而中风倒下,死前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他的献身就像巨鲸陨落而造福于万物,他代表了科学家典型的“鲸落”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强调要科学家无私奉献,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可持续。社会要创造有利于科学长期持续繁荣的环境,则必须得优先考虑科学家的生活问题,照顾好他们的需求,以使得他们安心至致地从事科学探索和研究。社会和政府则责无旁贷给科学家们制造和谐的研究环境,包括舆论支持、实验经费保障等。

7. 无畏勇敢-追求真理不怕死

泰勒斯被嘲笑为走路不稳的呆驴,牛顿被描绘为怕女人的呆鸡,古往今来众人都认为科学家柔弱呆。然而本文揭示科学家其实是最勇敢的群体,他们最配得上亚里士多德赞扬的“勇敢是第一素质”。

科学研究主要是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则须具备大无畏和不怕死的精神。这方面的典范就太多了,比如阿基米德在罗马士兵的刀剑之下平静地说:别打搅,我要完成一个数理推导。伽利略也有大无畏的精神,敢于违反教皇的禁令继续研究和出版有关日心说的科学成果;他虽然最后被逼迫在拟好的悔过书上签字,但是他的新理论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和震撼,这种假悔过不能掩盖他那大无畏的勇气。布鲁诺为了维护日心说和坚持自己的宇宙多中心理论,居然无惧火烧而誓死如归,也是一条为科学敢于献身的汉子。

在伽利略布鲁诺以后的时代,科学家为追求真理而牺牲自己的健康、家庭和生命的例子更是层出不穷,本文则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首先,科学家在物理和化学科学研究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例子比比皆是:居里夫人因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而损失了自己的身体,发明万花筒的布鲁斯特因化学毒物进入双目备受煎熬,发现碳14的鲁本在实验事故中死于碳酰氯中毒,发现太阳光谱吸收线的夫琅禾费长期接触铅,因中毒过量而于39岁英年早逝,……。研究制服氟元素更是一个科学家们前仆后继的典型死亡之战,因化学性质超级活跃,其衍生物氢氟酸不仅会摧毁肺脏,接触后还能钻进肉体破坏神经系统,并造成肌肉麻痹和心脏停摆。爱尔兰科学家诺克斯兄弟在1836年用浮石做容器电解氟化银和氟化汞时,哥哥严重中毒,弟弟中毒多年卧床不起。而后法国化学家莫瓦桑几经磨难惊险,终于一举制服了它并于1906年夺得法国第一个诺贝尔奖,遗憾的是他两个月后便因中毒在巴黎病死,终年刚刚54岁。

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里,科学家们也表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著名的巴斯德,他不仅创立了巴氏消毒法,也是狂犬疫苗的发明者,他发明狂犬疫苗的过程就是舍身忘死。狂犬病毒十分微小难以分离,彼时他们只能从疯狗身上提取,巴斯德和助手们把疯狗按倒在试验台上,然后伏下身子用一根玻璃管伸向犬牙交错的狗嘴,亲自吸吮着恶心的疯狗唾液!因为当时完全无法救治狂犬病,患者会死得异常痛苦,于是他们还集体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在实验台上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要是谁不幸被疯狗弄伤或被手术刀划伤,谁就得准备挨枪子而死亡,而他们的团队里居然没有一个人胆怯而拒绝参加实验。再后来,巴斯德竟疯狂地决定把狂犬病毒用在自己身上,以试验疫苗的功效。第二,我再说说化学家伯兰特,他在1813年为证明木炭的解毒作用,在法国科学院当众吞下10倍致死剂量的马钱子碱和木炭混合物,结果他因剧痛痛在地上疯狂地打滚,其它人吓得魂不附体,但是他还是以命证实了木炭的消毒作用,其发明现在广泛应用于防毒面具。第三个例子是有关血吸虫的研究:约百多年前美国医生巴罗为了研究血吸虫,冒着生命危险吞下虫子,最后发现血液、皮下和其它器官都有成虫或虫卵,导致血尿不止,每天排出一万多颗虫卵,最后不得不接受毒性巨大的锑治疗,导致血管塌陷心脏受损。第四个例子是黄热病的研究:19世纪黄热病在美国等地肆虐,导致了困扰甚至恐慌。1900年,美国的卡罗尔医生主动接受蚊子叮咬,最终死于黄热病,终于证明了伊蚊才是传播黄热病的元凶。

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他们比战场上的武士们更勇敢,而他们的牺牲也更有价值。他们在死亡面前的淡然和宁静,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8. 讲究策略-不需莽撞多策略

前面说到科学家为科学发现而视死如归,但是我们还是要珍惜他们的生命,保护他们的权益。现在科学研究手段丰富了,可以避免以身试毒,但是社会习俗和法律会对他们的某些探索研究存在偏见,这甚至会危及到他们的命运。有些科学的探索、研究和发明往往领先当下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伦理习惯甚至法律。科学家要想完成这些探索、研究或推广发明成果,则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碍、反对甚至置自己于危险,就如当年伽利略所经受的那样。现在虽然科学思想和文化已经相当普及,社会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研究和发明的绝大部分接受度高,但是对与人体和生育有关的探索研究和发明则持有强大的阻碍和反对势力。这方面的例子有更换大脑、人类坯胎基因编辑等。科学家要想顺利完成探索研究,则必须谨慎从事,严格控制探索研究的严谨度防止不利的意外和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并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公布自己的成果。

在独裁专制国家,社会和政府还会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进行迫害甚至杀害。这些研究者则更得采用策略,以使得探索研究能进行下去而不危及自己的人身安全。

9. 宽容海量-胸怀大度多支持

宽容是一种美德,这不仅是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宽容,不仅是对不同观点的宽容,也包括宽容科学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失误甚至失败。从个人层面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宽容科学探索,对科学家的新思想新理论秉持海纳百川的态度。作为科学家本身来说,他们更应该对其它人的科学研究探索及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理论思想加以包容,你可以质疑和批评,但绝不该对不同科学思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无端指责和否定。这方面爱因斯坦是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的,他不仅主张科学宽容,而且在行动上更是积极倡导和实践科学宽容。他认为科学宽容包括科学家们的互相了解和谅解,尊重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给别的科学家及其理论方法等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他一身当中绝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来打击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科学研究。他不同意量子理论里的随机学说,但是从来没有攻击该学说。

科学研究宽容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国家,它负有宽容容忍的重大道德和法律责任。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等都得对科学探索宽容,给科学探索和发展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容许和鼓励科学家们的新思想、新理论,甚至要宽容离经叛道的学说,以给他们提供激励去无忧无虑地探索。现代民主社会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的举措。当年的梵蒂冈教庭在这方面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包括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迫害支持哥白尼且提出科学新理论的伽利略和布鲁诺等。共产社会里迫害的案例就更多了,特别是主要集中在社会和政治科学方面,比如苏共时代就迫害流放了很多思想家,而在中国的毛时代则直接杀害或逼死了众多的科学和思想探索者:受害者包括马寅初、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等。中共治理下的中国一直推行迫害社会科学研究者,这和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里搞的文字狱一脉相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恶果是显然的:中国没有任何原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这与其巨大的人口比例和经济地位极不相称。美国这些年由于迷信“政治正确”,有些人也居然迫害甚至屠杀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是极其有害的,值得警惕和阻止。

(待续)

注1. 各个种族不仅砍头且似乎都有吃人脑的历史,据考古学家考证,北京山顶洞人的大脑就被掏出来吃掉。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教授吉尔比的研究表明,人类近亲黑猩猩在抓住年幼的猴子后会先吃掉大脑,这也印证早期人类喜欢吃人脑的事实。
注2. 中国古代关于地震的迷信说法有很多,地龙翻身只是其中一种。古希腊神话说脾气暴躁的海神波塞东发怒时导致地震。日本迷信的说法是地下巨大的鲶鱼翻身导致地震。
注3. “42 Unsettling Facts About Medieval Beliefs”,http://www.Factinate.com.烙铁烧痔疮是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于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在欧洲持续使用了二千多年,欧洲的痔疮男就一直颤抖了那么久。现在全球很多医生入职时还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
注4.《爱因斯坦自述》,1947年版。爱因斯坦说,科学开启了新的和可信赖的天堂之路。
注5. 据史料记载,不仅秦朝没有椅子,汉代也没有。但是汉代引进了“胡床”作为坐椅,后经逐步改革,到唐朝才真正形成现代意义的椅子。“长桥卧波”取自于杜牧《阿房宫赋》。
注6. M.M. Metcalf, “THE SCIENTIFIC SPIRIT”,《Science》June 13, 1919,Vol.49, Issue 1276.
注7.“Greek Thought and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Spirit”,《自然》124,612(1929)。
注8.“The Spirit of Science –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Vol. 82, Aug. 1988.
注9. J.A. Perry 和 E.K. Perry撰写的美国大学教科书《当代社会:社会科学引论》。
注10. 《爱因斯坦言论集》。
注11.《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有关Pyrrho的词条。
注12.爱因斯坦1901年给Jost Winteler的信,见R. Highfield和P. Carter的1993年出版的书籍《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
注13.美国《读者文摘》编辑的“Dumbest Laws in State。
注14. 托马斯.尼科尔斯,《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中信出版社,2020年。
注15. ZYuCannon,“儒学与科技自杀和经济滞化”, CND 2020年发布。
注16. John Locke,“On the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注17.“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Scientific Objectivity”.
注18.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
注19.《Madame Curie: A Biography》, by Eve Cu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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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4 14: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