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尘与土

by 江岩声

我和他有三十年没见面了。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那个穿着胸前带两个口袋,口袋上有盖的草绿色军装的样子,面孔瘦削,眼睛因为近视而常眯缝,给人一种有心计的感觉。他喜欢化学,是我高中班上的化学课代表。我讨厌化学,恨乌及屋,所以他不在我当时狐朋狗友的圈子里。

高中毕业那年的春节,全班联欢,每人要演一个节目。这本来并不是难事。我们那个班是学校的所谓文艺班,担负着为学校出宣传差的任务,班上每个人都得会点东西,要么能唱歌,要么能跳舞,要么会件乐器。他能跳舞,是集体伸胳膊甩腿,革命造反光头像式的那种,从不单独上台。那次联欢要在全班40位同学面前单独亮相,而且其中一半还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这对他来说(对我也一样)委实是件难事。他是磨蹭到最后才红着脸唱了一曲“接过雷锋的枪”。嗓音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嘹亮,有一点天然假声的味道。

毕业猢狲散,那次联欢过后没多久,大家就各奔东西,下放当知青了。我去了安徽的和县,他去了毗邻的含山县,彼此相隔100公里以上。有一年夏天,我得了疟疾回家养病,正在床上躺着,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床边,隔着蚊帐喊我,要我陪他去高中班主任家,他要告诉班主任他已经填了入党申请书。这在当时是件大喜事,我当然得陪他去,尽管心里感到酸溜溜的。我们那位班主任是位理想主义者,毕业时给班上每个同学发了一张她的标准照,并且在照片背后写上若干行娟秀小字。凡是当班干部的,必有一句“希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题词。他除了当化学课代表外,还兼任班上的劳动委员,班主任对他肯定也是寄予此等厚望的。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也得到了这样一句题词,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前世注定的。

1977年高考后,他到合肥入安徽大学的无线电系,我到了武汉,彼此相距700公里以上。1982年他毕业分配回了我们共同的“老家”—M市,我则出国到了比利时,彼此间的距离增加到一万公里。这一空间距离最终决定了我和他的人生轨迹之间的距离。

三十年的流水就在这么弹指一挥间滑过去了。昨天,当我和他在瑞士伊维尔栋的一家工厂里见面时,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一定也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因为我看出他分明在犹豫。我们在对方的眼睛里一定都是一个半老的陌生人,如果在街上碰到了,不说的话,肯定会擦肩而过。当然过后也许会有一丝犹疑:这是谁呀?眉眼似乎熟悉,轮廓却完全陌生。

他已经有些发福,瘦削的面孔不见了,代之的是一个上方下圆的脸庞。眯缝的近视眼不见了,那位置上是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里闪动着中年人的沉着与定力。嘴唇和牙齿有些发乌,嗓音厚滞,是老烟枪的特征。

他这是带领M市经贸代表团出访欧洲,瑞士是最后一站,这样我们才能相会。他和那家工厂的老板用德语会谈。我不懂德语,但听得出来,他说得很流利。这使我感到惊讶。我知道他80年代曾在德国留学过两年。但以我学法语的经验,知道两年的时间只够学些日常会话。回国的人,几年后都忘得精光。他后来告诉我,他一直没间断学德语,有事没事坚持收听德语广播,还翻译出版过一本60万字的德文专业书。

代表团一行七人。在代表团名单上,他排倒数第二,名下的官衔是M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他说这是真的,其他人名下的官衔有真有假。我看看排第一位的官衔是高级经济顾问,猜想那一定是假的。顾问在中国党政机构里从来是末流,不管其前缀如何高级。

“这么些年在外,身体还好吗?”当我俩有机会单独相处时,他这样开始了和我的谈话。

“还好。只是左脚一年前崴了,到现在没好利索。”

“怎么会呢?”

“我想是年纪大了,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差。想想看,我们都是快五十的人了。”

“倒也是。在大学做什么工作?”

“搞研究,开发一种计算方法,编程序。”

“我前些年也编过程序,太累人,脑袋吃不消,那是年轻人的事情。后来调到外经贸局搞管理。”

同学见面,话题更多的是谈论同学。他告诉我,当年的班长沈卫东现在是M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周军是脑外科主任,我的同桌赵铭力是一家医院的副院长,郝景涛是M钢公司的部门经理,王嫩是苏州大学的美术教授,数学课代表姚伯元在M市大学搞专利发了财,赚了一百万元,现在号称姚百万。小提琴手吕城在派出所当所长,经常酗酒。李安文退休了,M钢公司要裁员,出台一些优惠条件,比方说工资长一级, “鼓励”职工提前退休。我想起在一次语文课上学习毛泽东的“橘子洲头”。李安文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解说毛泽东这首词的伟大意义时,用了“博大精深”。我从此把这四个字记得牢牢的。以后每次听到别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时,我就会想到李安文。

刘某呢?我问他。刘某是我当年的死党之一。下乡时是班上第一个入党的人,招工后听说也是第一个提干的。

他么?不得志。到利比亚施工,不满领导克扣工人工资,带头罢工。共产党虽说是靠罢工起家的,但你要罢共产党的工,我的乖乖,恐怕还是不行的吧?回国后,刘某被撤了职,家里也闹了离婚。

他不是写小说吗?我问。1994年回国探亲,见到刘某时,他告诉我要写小说,写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农村饿死人的事情。他说他亲眼看到村子里老人用手扣小孩屁眼里未消化的麦粒吃。

小说是写出来了,但没钱发表。出版社要他先付七,八万块钱才肯出版。现在都强调经济效益,出版社要看你的书能卖得掉才肯接受。

我感到心头有些发凉,是那种唇亡齿寒的凉意。为了准备这次和他的见面,我把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新写的反映巴西生活的小说,装订成册,取名“航行在亚马逊河”。刚才见面时,我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端详了一下封面,那上面有一幅航空照片,是恣肆汪洋的亚马逊河,然后淡淡地问道,你去过巴西?我说是的,去过一年。代表团同行的人看见了,问是出版的吗?我说不是,是在华夏文摘上发表的。又问:什么是华夏文摘?我说是一个网上刊物。又问:你是搞数学的,怎么还能写这些东西?排名第一的高级经济顾问代我解释道,人家这是兴趣,他们搞数学的要写好论文,就得有写作能力。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三十年真是没意思透了。
2012-03-10 16:11:43